在談論“天”的本義方面，墨子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位先秦最神秘的哲人，其種族來源始終是人們爭議的對象。在儒家司馬遷的《史記》中，墨子居然沒有獨立“列傳”，而是在《孟子荀卿列傳》中被“順便一提”，甚至壓縮至23個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這種“草率”的“不確定敘事”，表達出司馬遷對墨家的蔑視，它是儒家利用歷史敘事權貶低墨家的明證。但顧頡剛透徹地指出，在戰國年代，只有三家學派成鼎立之勢，掌控著戰國思想界的基本格局，那就是孔孟派、墨翟派和楊朱派。如果還要進一步追究，也許還應再加上一家，那就是老莊派。這四大派系互相論辯，又互相滲透，雲蒸霞蔚，氣象萬千，令整個先秦的天空都變了顏色。
胡懷琛在《墨翟為印度人辨》《墨子學辨》等書裡，指認墨子為印度人，其理由是“墨翟”是“貊狄”或“蠻狄”之音轉，加上墨子膚色較黑，又力主兼愛和非攻，應為婆羅門教徒；衛聚賢則認為墨子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蘇雪林則認為墨子是希伯來傳教士。蘇雪林發現，墨子的主張，跟希伯來教義有諸多相似之處。文獻考辨的結果表明，後一看法似乎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猶太王國，攻陷耶路撒冷，摧毀所羅門聖殿，將猶太國王約雅斤、貴族及居民擄至巴比倫尼亞，史稱“巴比倫之囚”。此後，猶太人處於“大流散”狀態，其族民開始向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各地移遷，而聖地以外的猶太人組織也開始嶄露頭角。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國居魯士大帝摧毀巴比倫王國，允許猶太人重返故地，重建耶路撒冷聖殿（“第二聖殿”）和城牆，令城市恢復繁榮，成為波斯帝國猶太省的首府，但“大流散”的格局已無可挽回地形成。
墨子的生卒年代，據孫詒讓推算，為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遠早於《新約》寫作年代（公元1世紀—5世紀），而這正是波斯人對猶太人實施柔性統治的時期（536—332 B.C.），墨子的先祖，可能就是“大流散”初期離開耶路撒冷的智者，屬於人們暫時還無法知曉的派系，後者的存在，甚至早於已知最早的三大猶太教派——撒都該派、法利賽派和艾賽尼派。
河南商丘的天主教堂
這些在大流散中向世界各地移遷的猶太人，其中的少數群體輾轉列國而抵達東亞，成為晚期殷商帝國的臣民，繼而又追隨受周王室冊封的微子啟，被封為宋國貴族，住於宋城宋國在先秦的面目是特立獨行的。周武王伐紂，商朝滅亡。武王分封諸侯時，封紂王的兒子武庚於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後，武庚叛亂，被周公平叛殺死，另封紂王的庶兄、當年曾降周的微子啟於殷商舊都亳的原址，今稱商丘，國號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宋襄公靠多元民族人才的贊助，成為春秋五霸之一。。這無疑是一片奇異的母親土地，以碩大飽滿的胸懷，收容大批殷商移民，其中必有部分來自巴勒斯坦、波斯和印度的“海外移民”，由此形成民族多元和文化繁茂的格局，從中誕生了眾多才華橫溢的智者——墨翟、莊周和惠子，甚至還包括孔子的祖先。正是在這座先秦最溫軟仁厚的樂園裡，浮現出墨翟的質樸身影。
清代儒家學者俞正燮首次發現，在墨學與宋國文化之間，存在著某種邏輯關聯。他宣稱，“墨者，宋君臣之學也”，並援引《左傳》公子目夷的評價稱，宋襄公根本不懂戰爭的戰術，兼愛與非攻，均非墨子的獨立發明，而是“宋人之蔽”。《左傳》記載稱，襄公亡故之後，其部屬華元和向戌都“以止兵為務”，也即拒絕打仗，而在戰亂紛起的春秋時代，一個不會作戰的和平主義國王，無異於政治自殺。直到墨子問世，才開始採用防禦法來進行被動戰爭。俞正燮據此認為，“有是君，則有是臣”，墨子既為宋國貴族，就必定要遵循宋襄公的遺志，所以“墨學”無非就是“宋學”的一個剪影。
馮友蘭秉承此說，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指出，宋國在東周時代，曾以出產所謂“愚人”著稱，先秦諸子所說的愚人故事，如“拔苗助長”（孟子）、“守株待兔”（韓非子）等等，都旨在嘲弄宋人的信念與德行。馮友蘭認為，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殷，以自苦為極，所謂其志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有宋人之風”。此說為墨子學說的宋國起源，作了深入的論證，而令墨翟思想的文化背景，變得更為明澈起來。
《猶太拉比》伯倫朗畫作
鑑於宋國是殷人的後裔，所以宋國的思想，必然要被追溯到殷商。但翻遍殷商的資料，在王風與民俗之間，都找不到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尚賢、尚同的絲毫影子，唯有“天志”，還有一縷殷人崇“帝”的蹤跡，而“明鬼”之說，有人以宋襄公“用鄭子於次睢之社”（《左傳》僖公十九年）為例，斥責其以活人（鄭子）為獻祭（次睢之社）。但殉葬的惡俗，春秋時代各國皆有，早已相沿成習。《墨子·節葬》篇描述說：“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詩經·秦風·黃鳥》揭發秦穆公死時，秦國竟然以大量活人殉葬，詩中流露出的哀弔之情，令人難以忘懷。所以此俗絕非宋國獨有。縱然殷商帝國也風行此俗，都不能成為周人推行人殉的託辭。
圖4-22 宋國故地、河南商丘的天主教堂
既然沒有殷商文化作為背景，產生於宋國的這種不合時宜的“宋學”，就變得十分詭異起來。它似乎是一個極其孤立的存在，被懸置在東亞文化的上空，跟這片土地無法兼容，而成為世人嘲笑的“愚蠢”對象。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古怪情形呢？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以宋襄公為代表的宋國貴族階層，受到了一個外來的“麻吉”（麻葛）群體的深刻影響，而這個群體可能就是一些“前拉比猶太教”（Pre-rabbinic Judaism）時代的傳教士，墨子要麼是他們的後代，要麼曾經接受過他們的教誨和薰陶，最終成為這個自我固守的小群體中的傑出成員。
墨子崇尚神明而反對空洞的祭禮，崇尚大愛而反對小愛，崇尚正義而反對邪惡，崇尚節儉反對奢靡，崇尚勞作而反對音樂，崇尚變革奮進而反對安於天命，崇尚真理而反對儒家，崇尚和平而反對戰爭，這些精神和行為特徵，都跟猶太教極為相似，而跟本土諸派大相徑庭。
在整個東亞諸子中，只有墨子組織了紀律嚴明的教團，並且諸事親力親為，周身散發出清教徒的濃烈氣息，這種教團結構並非源於東亞文化土壤，而是出自猶太人在“大流散”中自我保護的需求。這種紀律嚴明的清教主義教團的特徵，在此後的法利賽派那裡得到了充分發育。
墨翟之姓，上古音為【mlg-raag】，而針對“墨”姓，顧頡剛曾作過詳盡考據，認為“墨”與膚色無關，而是“墨臺”（音“怡”）的縮語，史書上有時也記為“墨夷氏”或“目夷氏”。但無論是“墨”還是“墨夷”或“目夷”，都只是波斯祆教祭司“麻葛”（Magi，亦稱麻吉Maji）的上古漢語轉音而已。
“麻葛”一詞，源於波斯語，為波斯祭司的稱謂，於公元前700年起在西亞、南亞和東亞廣泛流行，成為各門宗教的先知、祭司、使徒、傳教士和智者的泛稱。墨子之名“翟”（“rag”）的發音，則更接近猶太精神導師拉比“Rabbi”的詞根“Rab”。“麻葛”（墨）加上“拉格”（翟），無非是一種同語反覆現象，兩詞之間互相闡釋，猶如一對彼此纏繞的蛇體，以強調其“祭司/導師”的隆重語義。
墨者教團的首領稱為“鉅子”，對其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權威。墨子本人即首任鉅子，《說文》解釋“鉅”是“大剛”（大而剛）的意思，或為“巨大”之義，而猶太教聖典導師“拉比”（Rabbi）的詞根“Rab”，剛好也是“巨大”的意思。毫無疑問，“鉅子”一詞就是“拉比”的漢語意譯。這個語言學細節構成了重要證據，足以揭示這個古怪姓氏的外部來源。
墨子曾稱魯國的國君為“主君”《墨子·魯問》：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遍禮四鄰諸侯，驅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為者。”，這個典故曾經造成諸多歷史誤解，以為墨子的身份是魯君的家臣，而這完全不符合墨子作為獨立思想家和教團領袖的身份。這種敬稱，其實源於猶太人的歷史傳統。下屬稱呼君王，多為“我主我君”（My lord the King），將其直譯成漢語，就是“主君”，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妥帖的譯法嗎？
據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稱，墨子及其教團成員的身份，“蓋出於清廟之守”，就字面而言，就是“清廟”的守護者。“清廟”二字，始見於詩經《周頌》，詩中如此讚頌道：“啊莊嚴清靜、沒有偶像的神廟，主持的祭司多麼莊重顯耀！濟濟一堂的眾多官吏，都秉承著文王的德操；為了報答和頌揚上帝，敏捷地在廟中奔忙操勞。上帝的大德實在顯赫美好，永遠不會被人們忘掉！”。詩中“對越在天”一句，指的就是上帝，而“清廟”一說，指的是那種沒有偶像、靜默質樸的道場，所以《左傳》的註釋者賈逵稱，“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藝文志說墨子“出於清廟之守”，這些闡釋無疑都揭示了他（們）的宗教來歷。中國本土神廟，均以造像立神為俗，蔚成風氣，而只有希伯來教堅斥偶像，反對奢靡浮華的建廟風格，由此跟本土傳統形成鮮明對比。墨教的精神原型，已經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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