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一洋:東京都市圈的經驗分析與對中國都市圈的價值啟示


於一洋:東京都市圈的經驗分析與對中國都市圈的價值啟示

文丨於一洋(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日本是一個獨特且充滿爭議的國家,東京也是一座歷史厚重卻飽經戰火的城市。相比於倫敦和紐約,同屬於東方文化脈絡體系下的日本與中國有更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城鎮化和都市圈發展方面,中日兩國在不同的歷時維度下卻面臨著相似的問題,人口過度集聚、人均土地面積匱乏、大城市病頻發、首都發展長期受困於“單核集中”的困境。可以說無論是北京還是東京,都在其各自的發展歷程中承擔了相當大的壓力。

但與中國剛剛起步不久的都市圈建設不同的是,東京都市圈在解決上述問題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和成就,與倫敦都市圈、紐約都市圈等並列世界五大都市圈。在空間圈層構建和產業分工佈局方面,東京都市圈也積累了很多成功成熟的經驗,因此,研究日本城市化進程中的都市圈建設問題,對於當前已經步入新型城鎮化建設新階段的中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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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市圈網絡化佈局圖

不僅如此,日本學者也是最早開始都市圈研究的群體之一,其對於中國的都市圈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於日本都市圈的研究也是對日本都市圈研究理論與實踐相互結合程度的發現與驗證,對於中國的都市圈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

1、東京都市圈的演化進程概述與分析

按照日本國土交通省的分類與規劃,東京都市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且二者在時間序列上也有先後之別。狹義的東京都市圈包括一都三縣,即東京都、琦玉縣、千葉縣和神奈川縣,而廣義的東京都市圈是在狹義的基礎上加上茨城縣、栃木縣、山梨縣和群馬縣,形成一都七縣的東京大都市圈格局(在日本,“縣”的行政級別和地域範圍高於“市”)。

由此可以直觀的看出,東京都市圈的範圍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一次顯著擴大,而這種擴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區域內城市規模的膨脹和人口、要素資源的過度集聚使得都市圈的圈域必須隨之外延。與這個過程始終相伴的是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

以二戰之後作為時間節點往後梳理,從20世紀5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第一版的首都圈整備規劃開始,到現如今已經修訂了六次,縱觀這整個發展歷程,可以將東京都市圈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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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的日本百廢待興、亟待重建

第一階段為東京都市圈發展起步階段。自二戰以後,日本百廢待興,東京這座城市也亟待重建。在這一階段,東京都市圈的發展重要培育區域經濟增長極,也即是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培育,這是任何一個都市圈產生都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在歷史底蘊、區位優勢、政治核心和經濟基礎等條件產生的回波效應影響下,資本、人力、技術等要素資源不斷向東京集聚,為東京的再次崛起打下堅實基礎,東京作為日本首都和關東地區第一大城市,踏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隨著東京城市規模不斷膨脹的是城市集聚效應的持續強化,但當東京的集聚效應極化到一定程度之後,輻射和擴散效應開始顯現。這帶來的一個首要影響是東京成熟的交通的基礎設施開始向外蔓延,並通過交通基礎設施的向外鋪設,東京溢出的產業和人口也開始向外疏散,以此來緩解東京不斷加劇的人口過載、交通擁堵、資源緊張、環境破壞等“大城市病”。

通過這種疏解,也給東京外圍的環核心城市帶帶來了城市升級的機會。這樣以來,東京和其外圍環核心城市帶產生了互動,東京都市圈“點—線”的空間圈層結構初步成型,初具都市圈的雛形。

第二階段為東京都市圈發展加速階段。隨著日本經濟的逐漸復甦並步入高增長階段,日本的都市圈發展也進入了加速階段,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雖然日本經濟從此陷入長時間停滯,但以東京都市圈為代表的日本都市圈卻度過了一段極速發展的擴張期,為後來的世界級大都市圈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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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東京都市圈加速發展

在這一階段,東京都市圈的空間圈層完成從“點—線”結構向“點—線—面”結構的升級,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外圍中小城鎮及衛星城的“金字塔”型空間圈層結構初步成型,這是由於東京在高度城市化以後開始呈現郊區化發展趨勢,並且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大交通能力的不斷完善,不斷地有產業和人口持續向外轉移。承接這些轉移產業和人口的既有次中心城市也有一些得益於交通沿線的新建衛星城,並且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交通設施體系蔓延到整個區域,各個次中心城市也紛紛找到自身功能定位是,與東京形成互補。

東京雖然已經出現了產業和人口等資源的外溢,但是在這一階段,東京的集聚效應仍然在發揮強勁作用,且集聚效應依然大於擴散效應,也就是說,對於東京來說,資源要素依然是淨流入的,城市承載壓力依然巨大。這就要求東京都市圈在加速發展的過程中要不斷調整,即便東京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單核集中”的困境,但通過都市圈空間圈層的不斷優化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仍然可以有效緩解“單核集中”困境所帶來的問題,且有朝一日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在這一階段的後期,日本政府著力於培育東京都市圈新的區域增長極和能夠發揮反磁力中心作用的新城,產生了“田園城市”和“科技新城”等新城開發構想和實踐,筑波科學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這也為中國的產業新城建設提供了可供參考借鑑的優秀範本。

在整個第二階段的後期,東京都市圈區域內城市的功能分工和產業分工成為發展重心,日本享譽世界的製造業從核心城市東京外遷到了其他次中心城市和一些中小城鎮、衛星城,並且在這裡得到了更大的發揮空間,日本當時第一製造業強國的稱號是名不虛傳。也是在這一時期,東京成為了全球又一大金融中心,東京都市圈內的城市分工和產業分工不斷趨於完善,大中小城市間互動更為緊密,區域發展更加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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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東京都市圈內城市分工不斷完善

第三階段為東京都市圈發展成熟階段。這一階段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增長雖陷入停滯但也艱難的踏上了緩慢復甦的道路。這一階段的東京都市圈發展重心放在區域協調與環境保護,這是因為城市功能分工和產業分工已基本完成,人口規模和佈局也趨於穩定。

在這一階段,東京都市圈的空間圈層結構不斷優化,由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鎮衛星城、鄉村所組成的現代城市體系形成了合理有序的多個圈層,互相之間協調發展並有序配合。不僅如此,東京都市圈的產業結構也趨於完善,中心城市東京以金融業、商貿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為主,高端製造業和科技產業分佈在次中心城市和環核心城市帶,重工業及資源型產業則分佈在更外圍的地區,要素和資源在都市圈內有序無障礙的流動,構建了完善的產業鏈和價值鏈。

而且,日本東京都市圈也為世界其他後進都市圈提供了優秀的交通體系樣本,由新幹線、航空、港口、公路等構成的現代交通網絡體系,是東京都市圈成為世界級資源配置平臺的基礎。東京都市圈在交通網絡體系建設方面所展現的全面性、開放性與整體性都很大程度保障了資源配置的高效率。

在環境保護方面,東京都市圈在發展成熟期將其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這是因為在都市圈發展雛形期和加速期,為了最求經濟增長和城市規模,付出了極其巨大的環境代價。但是,日本人在痛定思痛之後,為環境治理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果也是非常值得稱讚的。統計最近的三次首都圈整備規劃可以發現,在國土管理、國土綜合利用基礎設施建設、國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建設、地方城市及其山農林漁村建設等五項主要課目中,資源與環境保護、公害與災害防治、城鄉綜合環境整治等環保相關內容佔據了絕大部分的篇幅。當然只有詳盡規劃是不夠的,東京都市圈對於規劃的執行力值得稱道,現如今,日本成為世界人居環境最好的國家之一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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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鄉村建設注重以人為本

最後,不得不感嘆東京都市圈在鄉村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日本的田園風光也是享譽全球的。日本的鄉村建設注重以人為本。首先,通過打造獨具特色的美麗田園風光與城市形成差異化,引導人口在城鄉之間流動。具體而言,在構建美麗鄉村的同時,鼓勵學校、企業、非政府組織等與地方社團聯繫合作,增加城市居民體驗鄉村生活的機會,促進城鄉之間人口交流以及信息互換。

其次,通過農林水產業平臺構建和特色文旅產業的開發,解決鄉村發展所面臨的核心產業問題,並與城市產業形成差異化競爭,實現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強大的IP創新能力和變現能力是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和學習的。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推進鄉村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服務均等化和社會福利一體化制度,這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

2、東京都市圈建設對中國都市圈發展的啟示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東京都市圈的發展是具有顯著特色的,即“單核集中”,並且在都市圈建設的初期與中期,也是明顯以經濟增長作為第一追求的,在這個過程中,造成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環也是很嚴重的。但日本在其都市圈發展成熟階段所展現出的環境治理決心和成就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與之相對的,我國很多都市圈發展也面臨空間膨脹加速、產業結構失衡、人口壓力過大、土地供需矛盾、環境問題突出、城鄉差距拉大等問題,因此,研究借鑑東京都市圈的發展經驗對於我國都市圈尤其是同樣處於首都地位的北京都市圈建設有很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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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建設、規劃先行

首先,都市圈建設,規劃先行。在國家級戰略層面,與區域協調發展和都市圈建設相關的政策文本已經相繼出臺很多,在頂層設計方面已經漸漸齊備。但在實際操作的戰術層面,一個超越行政邊界,能夠實現區域統一規劃的組織和機構亟待組建,能夠發揮實質性作用的行政協調管理機制亟待完善,這其中涉及到的多方利益協調和政策配合力度需要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參與和統籌。

如此細分下來,區域規劃、交通基建、招商引資、工商稅收、戶籍管理、社會保障等等領域都需要統一協調起來,更遑論在整個規劃過程中還需要民眾和一些相關社會團體參與進來,所以如何運用和引導好社會力量也是一個非常考驗地方政策制定能力和執政能力的重要指標。

第二,在空間圈層構建方面,無論是倫敦、紐約還是東京都已經證明“金字塔”型結構是科學合理的。而東京都市圈更是向我們展示在面對“單核集中”困境時該如何破局。在我們看來,產業轉移和新城建設是其突圍該困境的最重要法寶,使得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協調發展。

其中,尤其是新城建設值得我們關注,這是因為東京都市圈在土地存量調整和增量控制方面都展現出了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土地存量調整的最大亮點就是新城建設,過程中培育建設了大量的田園城市、住宅城市、研究城市以及交通樞紐等,前文已經提到的筑波科學城就是最好的例證,未來會針對筑波科學城的案例做詳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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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存量調整的最大亮點是新城建設

第三,關於產業分工佈局,其實戰略層面的東西國內學界和規劃界已然瞭然於心,重點是具體到某一地區該佈局哪一產業這些戰術問題該如何解決。而東京都市圈向我們提供的經驗是在強大的政策調配力度下,根據區位、地理環境和資源稟賦來佈局產業。尤其是地理環境,日本是一個非常受制於地理環境的國家,其狹長的島鏈地形已經決定了其產業格局在大自然的初步分配下有了一個基礎的分工。如東京都市圈內的神奈川縣,因其縣內大都是平原丘陵地帶,使之成為日本人口最多、密度最大、城鎮化率極高、工業產值全國第二的經濟強縣,其也是承接東京外溢產業最多、與東京產業互動最密切的地區,所謂京(東京)濱(橫濱)工業帶就是這裡。

所以在我們看來,根據區位和資源稟賦,形成以核心城市為依託的產業集群,在區域內構建起若干有特色、差異化競爭力的產業鏈條和價值鏈條,強化“中心”與“外圍”的產業分工協作與經濟關聯度,不能脫離當地實際一味的追求“高大上”類的產業,因地制宜才是根本。

綜上所述,作為我國近鄰的日本,自二戰以來的發展道路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生動真實的案例。其在戰後重新崛起的過程中有許多值得我們虛心學習的經驗,但也有許多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的教訓。都市圈發展尤其如此,日本不僅有東京都市圈,還有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日本在都市圈建設中所展現的規劃有效性、強政策力度和環境治理決心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但其在建設過程中對於房地產業不加限制所造成的惡果是我們要引以為戒的。但無論如何,東京已屹立於世界頂級都市圈之林,期待下一個世界級都市圈故事發生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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