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青年时期，他虽然早已有了唱戏的饭碗，却又设法去学说相声；20世纪40年代初，正当相声日趋市民化，庸俗低级的趣味充斥舞台的时候，他反对“荤口”，冒着被人讥讽的风险提出相声应该改革；待到唱稳了“大轴儿”（压台节目），社会公认他的柳活儿（以唱为主的段子）独具一格雄冠艺坛时，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说”上；及至“功成名就”而又行将暮年可“退居林下”时，却又从零做起，开始了理论研究。
从唱戏到说相声
候宝林，1917年生于北京，早年家境困顿，多靠亲戚救济。12岁时，养父把他送到给云里飞搭档的颜泽甫处学戏，立下了一个类似卖身契的字据（“投河溺井，死走逃亡，与师傅无干；入中途不学，要赔偿损失”）之后，侯宝林开始跟随颜师傅在天桥学戏了。
▲ 早年学艺的侯宝林
学徒未满之时，颜师傅和“云里飞”闹翻了，侯宝林只得离开天桥。机缘巧合进入鼓楼市场唱戏。在鼓楼市场这个地方，侯宝林跟人家搭班唱戏，也学了几十出戏，当时场子里的戏，几乎没有侯宝林不会唱的。值得一提的是，侯宝林在鼓楼市场学会了相声。
▲ 侯宝林与搭档郭启儒
在21岁那年，侯宝林正式拜朱阔泉为师，学说相声。拜师之后，侯宝林就能在正式的相声场子演出相声了。1940年，燕乐戏院到北京请侯宝林去天津说相声，需要捧哏的侯宝林结识了同为天桥艺人的郭启儒，也在以后的搭档中成就了彼此的曲艺事业。而天津的这五年，也使侯宝林的艺术逐渐成长起来。因为在北京的侯宝林只能算做普通演员，到了天津，他才有了名气。而他的这个名气来源于他不同于当时低迷黄色的相声，用观众的话说就是“侯宝林的相声文明，没有脏话”。
组织相声改进小组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面临着严重的出路问题。旧社会的相声虽然可以满足当时劳动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但仍存在着低级、庸俗和不健康的东西。相声也不像京韵大鼓，可以唱忠臣孝子之类的东西。相声一下子要改写反映新社会的内容比较难，于是曲艺界就出现了一种论调：唱得东西能为新中国服务，相声不能为新中国服务。
面对这种情况，侯宝林不相信相声不能为新中国服务，创作并试验《婚姻与迷信》和《一贯道》之后，侯宝林发现新相声可以为新中国服务。随后与孙玉奎、刘德智、罗荣寿等人商量，如何把北京的相声艺人团结在一起搞相声改革，去掉旧相声中不健康的东西，使相声事业发展起来。
▲ 毛泽东接见文艺工作者（左三为侯宝林）
1950年1月19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正式建立，小组旨在改革旧相声、创作新相声，推进相声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小组把相声艺人组织起来，创立新华游艺社，开始边演出边改进相声。为了确保相声的改进成果，小组每天派人监听，哪句不适合？哪段不适合？哪个情节不适合？怎么改？大家一起研究。
▲ 电影《游园惊梦》中的侯宝林
相声改进小组一直保持到1952年，由于演员参加北京市曲艺工作团，才解散。它不仅维持了相声艺人的生计，也改良了、净化了、普及了相声。
开始相声理论的研究
在相声改进小组中，老舍、罗常培等学术前辈对相声艺人的提携，侯宝林开始对相声理论产生了兴趣。随着年龄的增大，侯宝林的健康状况逐渐差了。1979年，他去云南慰问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不幸演出时喉管破裂，声带出血，遂产生了息影的念头。但是他仍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转战相声理论的研究阵地，随后出版了《相声溯源》《曲艺概论》等理论书籍。
1980年，侯宝林被评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一个相声艺人登上讲台当了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这让只读过三个月书的侯宝林既惶惑又高兴。后来辽宁大学和华中工学院也先后聘其为教授，侯宝林都一一答应了，究其原因，是侯宝林希望可以不遗余力地宣传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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