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科举创立以来，官员选拔就有了一套较为客观的标准和流程。也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的效果，所以，很多朝代都把科举视为正途。跟科举并行的，还有靠捐纳当官的。也就是常说的卖官鬻爵。
通过这两种途径获得官职，在过去都较为常见。因为清朝时，捐纳当官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所以，为了对比这两种途径官职的不同，我们就把科举跟捐纳同时放在清朝框架内。
这里先简单讲一下清朝时的科举和捐纳。清朝时，参加科举的学子先要通过童生试，获得秀才身份。然后参加乡试，获得举人身份。
再参加会试，获得贡士身份。最后参加殿试，获得进士身份。进士中，级别最高的，就是状元、榜眼、探花。
参加科举考试，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因为每一级别的考试都非常严格，严禁徇私舞弊。清朝因为科举舞弊，连考官都杀了好几个。
即便殿试结束，获得进士身份后，还要再参加复试，防止造假。所以，科举当中，级别越高，越有含金量。
对于捐纳当官的途径而言，官职级别越高，越有含金量。因为他们要掏的银子越多。所以，那些可以捐纳当官的人，首先最要紧的就是有钱。否则一般普通家庭，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银两。
所以，当官捐官的，大多是商人为主。商人通过捐官获得官员身份后，即便没有授予实际官职，也可以借着官员身份获得特权，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
不过，除了有钱，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想要捐官的人，必须获得乡邻担保。同时，当地官员也要为他开籍贯证明和清白册。如果这个人是国子监的学生，就要有国子监的证明。只有这些步骤证明，才有资格获得捐官身份。
如果从能力、人品而言，捐官跟科举，不能成为高低衡量的标准。《儒林外史》中有一个名为周进的学子，就是用捐官的方式获得监生的头衔，最后一举考中，担任广东学政。如果考察他当官的作为，也是一个合格的官员，不搞贪污腐败、胡作非为那一套。而科举做官的，也保不齐有几个贪官污吏。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
吴敬梓
既然都是挑选官员的途径，那么捐纳跟科举最大的不同，还是在官职上的区别。对于捐纳，它可以获得的职位，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只有几个低级职位可以担任。相反，清朝的时候，开放给捐官的职位并不低，但是都有规定。京官当中，尚书、侍郎这样的高级官员不能捐。地方官中，总督、巡抚、布政使这以级别的不能捐。
其余官职，级别较低的，都可以花钱买到。如知府、道员、郎中等官职。捐官中，也有捐纳学衔，以便参加更高级别的科举考试。
捐官也有一个坏处。虽然只需花钱就可以买到官职，但要获得实际职位，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为捐官很多，可实际官职很少。如果按照最初的规定，倒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捐官的名义有限，只有军需、海防、垦荒、赈灾、治河这五个名义，朝廷可以卖官。而且，不能经常卖。但在实际上，捐官的频率是不断增加的。
晚清时，李鸿章就曾以海防捐的名义，卖出去一部分官职。而朝廷官职总是有限的，其中大部分又必须留给科举出身的官员。
清朝时，捐官获得官职的官员，大概占四分之一左右。捐官数量泛滥，导致很多人哪怕捐官成功，也没办法获得实际官职。尤其是级别越高的官职，越难获得。
这个情况，科举出身的官员，也会出现。比如以举人身份直接当官，获得知县、教谕的职位。但是，这两个职位，只有地方上出现空缺，举人才可以去赴任。而且，还要经过考核。所以，会出现举人待业在家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进士出身的官员，待遇就不同了。这些人都是顶尖学子，基本都可以获得实际官职。而且，职位还不像知县这类七品官员这么低。大多可以授五、六品的职位，升迁速度更快。
更重要的在于，捐官跟科举出身的官员最大差别在于，是否可以入翰林院。清朝有规矩，不是进士出身，不能入翰林院。即便王公贵族，也不能打破这个规矩。因为翰林院出身的官员，将来可以入内阁拜相。换句话说，想要入内阁，翰林院出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对于捐官获得官职的官员来说，那些重要、关键的职位，他们就很难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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