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2年7月,张遇贤率众在祯州博罗县起事。张遇贤本是博罗县一小吏,博罗在南汉刘岩称帝后即改属祯州,移循州于雷乡县,各史书皆记载张遇贤在循州博罗县起义。吴兰修《南汉纪》卷三《疡帝纪》中认为是诸书沿用唐之地理旧称。从后来十月丙子日张遇贤占领循州,杀刺史刘传,迅速转战虔州来看,此次循州起义概为南汉之循州（今广东龙川县）而非唐之循州（今广东惠州市）。
这次起兵和以往农民起义有很多相似之处。起事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严刑酷法,官逼民反。宗教因素在这次反抗中发挥重要作用。
初有神降于博罗县农家,与人言而不见其形,闾阎人往占吉凶,多验。县吏张遇贤事之甚谨，一开始循州之农民起义军也是各自为战,不相统一，于是贼帅共祷于神,神曰“张遇贤是第十六罗汉,当为汝主。”
于是大家共奉张遇贤,称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百官,攻掠海隅。可以说是此装神弄鬼者将张遇贤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据马令《南唐书》卷《张遇贤传》所载,此神概一僧人,名景全。这次起兵混合了道教的神与佛教的罗汉,宗教的力量在此充分显现。
为了战斗中便于识别,其学习黄巾军的作法,统一了服装,皆穿绛衣,时谓之“赤军子”。南汉派越王刘弘昌为都统,循王刘弘杲为副,率领大军前往镇压,次钱帛馆,当南汉军休整进食之机,张遇贤突然以数万之众包围了南汉军队。刘弘杲率亲信数百人,“径入贼中,杀数百人,贼为之少却”。不久,越王刘弘昌领兵继至,“与贼大战,自辰及午,贼众益盛,围我师数重,矢下如雨,军人多死,宏杲矢尽,挺剑力战,流血满袖。”在指挥使陈道庠、裨将万景忻等掩护下,二王得以逃脱。钱帛馆一役,张遇贤大获全胜,不久东方州县多为遇贤所陷。三个月后,光天元年冬十月,起义军攻陷循州,杀汉刺史刘传。光天二年七月,南汉政府增兵反扑,各支起事队伍连战失利,循州也被南汉指挥使万景忻攻破。“遇贤再次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则大事可成,。',于是,张遇贤便越过大庚岭,杀入南唐虔州境内。
乱军势力的发展震惊了南唐统治者,南唐主元宗李憬命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思（又作严恩,严思礼）为统帅,通事舍人边缟监军,统兵征剿。李现对边缟说“蜂蚁空恃妖幻,中无英雄,至则可擒”,命徐铉起草名为《招讨妖贼制》的诏书,企图通过施展欺骗和威胁利诱的手段来对付乱民。
南唐对乱民的心理把握很到位,无非是苟富贵,土匪上山造反受招安,从诏书中也可以看出南唐曾对张遇贤进行招抚,但是没有成功。在诏书中最后给张遇贤一个机会是若能束身归降,亦与洗涤收录,如闻命之后,因循未宾,则即令诸军,分路进讨。对擒贼先擒王,南唐是有充分认识的。南唐开出的张遇贤的价格不亚于美国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所开出的价码。首先,虔州今年应属租税并可放免。其次若能擒斩张遇贤者,不论有官无官,一律赐三品,赏钱一万贯,庄一区。第三,永放苗税差役,传之子孙,此恩不改。对于擒获其它起义军首领,则按此例等降优赏。对于主动投降的其它人,有田亩者,各令归业,免三年赋租。无田者,委本道录奏, 优加安排并重赏。如若不主动投降,则斩立决。在南唐军强大的军事进攻之下,张遇贤节节败退南唐军至虔州,采纳当地书生白昌裕的计谋,“刊木开道,袭白云洞”。于是“贼众大败,焚其营署,走数十里,又败之。”张遇贤此时求神,神不复语,遂弃营潜遁。②投奔别将李台。此时诏书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台见大势已去,执送张遇贤及其副黄伯雄、谋主僧景全等领导人于南唐军中,边编将他们解送至金陵,全部杀害。历时三年,波及南汉、南唐两国的张遇贤叛乱就此失败了。
这场声势浩大的暴乱不仅为南方各国所仅见,而且在当时的北方也少有。失败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经验,又没有优秀军事政治领导人,只靠宗教迷信来维系人心。由于形不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发展顺利时,大家集群力而战,所向皆捷,如钱帛馆大捷,此时尚能维持局面。一遇挫败,便惶恐无主,流窜作战,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根据地。
这次动乱并没有给南汉政权带来很大的影响,只是境内短期的骚乱而己,南汉统治者也没有把它看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并没有从中吸取深刻教训,继任者照旧生活奢靡,严刑酷法依旧,南汉继续在平稳中向前发展了近三十年。尽管在十国当中这是惟一的一次大规模的民乱,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但是它给统治者所带来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因此,尽管这次动乱有很多亮点,如跨边境、规模大等,但不论从实际结果还是从影响来看,这都不能看成是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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