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这些文物可能就毁掉了。这些古画原本就是中国的，我这也是抢救中国的文物。”
《女史箴图》局部
“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这不不是某部医学经典上的语句，而是在描述一门中国自古流传的手艺——古画修复。
大英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女史箴图》以前被尘封的原因是“老得掉渣”。
《女史箴图》原作早已失传，而这幅唐代摹本被认为最接近顾恺之神韵，因此艺术价值颇高。但和其他中国古代书画一样，因脆弱怕光，这幅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古画，每年最多只能展出8周。
而让这幅一千多岁的古画重现神韵的，是一位叫邱锦仙的上海修画师，以及她所掌握的古老的中国修画工艺。
邱锦仙
邱锦仙是我国著名的古画修复师之一，从事古画修复46年，她有31年的时间在英国工作，被誉为“将中国书画装裱技艺带入欧洲的第一人”。
邱锦仙今年67岁，已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32年。她修复了三四百幅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古画。它们中，有《女史箴图》唐摹本，也有在大英博物馆中国特展“明：皇朝盛世五十年”中出现的《紫禁城》图,以及赵孟頫的《双马图》、《八仙过海》和张翀的《瑶池仙剧图》，以及数百幅残损的敦煌绢画。
因技艺高超来到大英博物馆
修复前的《女史箴图》
修复后的《女史箴图》
1972年，在上海南汇农村插队的邱锦仙，进入了上海博物馆。她决定学习一门手艺，就选择到裱画室工作。经历“文革”浩劫，上海博物馆的裱画人才青黄不接，老师傅不遗余力地向徒弟传授技艺，很快，邱锦仙成了裱画室的能手。
1987年，一位台湾古董商邀请她去伦敦装裱古画。已经在上海博物馆裱画室工作了15年的邱锦仙，想到英国看看，也想了解国外的裱画业。
因为技艺娴熟，汉学家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推荐她去大英博物馆演示裱画和修画技艺。这次展示令人印象深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罗森（Jessica Rawson）女士随即邀请邱锦仙到大英博物馆工作。
邱锦仙随后得知，因古旧和破损严重等问题，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众多中国古画被打入冷宫，无法展出。当时大英博物馆有两位英国修画师，他们掌握了一些日本的修画技艺，却没有任何装裱、修复中国古画的经验。邱锦仙接受了这份工作。
“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这些文物可能就毁掉了。我修一幅画，就让一幅画重放光芒。这样古画可以展出，可以供学者研究，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古画原本是中国的，我这也是在抢救中国的文物。”邱锦仙后来这样说。
用混合浆糊修复《女史箴图》
邱锦仙和同事、助手在大英博物馆的平山郁夫东方书画修复工作室（图片来源: 大英博物馆托管会）
在《女史箴图》展出前，大英博物馆中国及中亚收藏部主任史明理，曾在英国爱丁堡做过有关《女史箴图》的来历和再鉴定的公开讲座。在讲座中，她提及，这幅卷轴画上最早的鉴藏印是宋徽宗的“睿思东阁”印章。此后几经辗转，《女史箴图》到了乾隆手中。乾隆很喜欢这幅作品，给画加了题跋和手绘的兰花，盖了37个收藏章，将其收藏于故宫静怡轩。
史明理称，义和团运动时期（注：八国联军进京时），英国军官克拉伦斯·约翰逊驻扎在颐和园。“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他获得了这幅《女史箴图》。”（注：资料显示，约翰逊是趁乱将其盗走。）1903年，克拉伦斯·约翰逊将《女史箴图》带到大英博物馆，请馆方为画上的玉扣估价。在博物馆工作的历史学家西德尼·考尔文等人意识到这幅画的价值，用25英镑买下了《女史箴图》。
1914年-1918年，大英博物馆修画师斯坦利·李特约翰参考日式折屏的形式，将《女史箴图》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装裱在镶板上。
邱锦仙给画作全色
有人指责过这种将一幅完整的画分别装裱于镶板上的做法，但邱锦仙并不反对：“如果经常被打开然后卷起，画面反而更容易受损。装裱在镶板上不去碰它，它的表面就不易起皱痕和断裂。”
当时，斯坦利·李特约翰还在画上加了一种像薄膜的酸性物质来进行保护。但多年之后，《女史箴图》的画面变得干且脆，用邱锦仙的话描述，“都不像是绢画了”，并出现了明显的开裂和掉粉。
为此，2013年夏天，大英博物馆召开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和专家讨论如何修复《女史箴图》。结论是，不能重新装裱，只能在原画的基础上进行加固。“重新装裱，油纸拿不下来怎么办？只加固就很安全，不会损坏画作。”邱锦仙也支持这样。
邱锦仙在全色
修复方案确定后，《女史箴图》被交给了邱锦仙和她的两位助手，以及当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日本裱画师杉山恵助。
用什么样的修复材料？邱锦仙为此伤透了脑筋。单用化学浆糊，黏度不够，无法固定绢丝。一天，她忽然想起，自己曾将淀粉浆糊和化学浆糊掺在一起，修复过一幅类似的画。于是她建议制作这种混合浆糊，并保留绢画的托纸。大英博物馆修复部主任乔安娜·科塞克马上让她示范，并且将混合浆糊带到实验室检验。检验结果是，混合后的浆糊完全合格。它让《女史箴图》重新复活了。
邱锦仙也为《女史箴图》全色。这是古画修复中极考验功夫的一步，修画师要用笔墨把古画的残缺处补好，重描褪色部分。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司美茵（Jan Stuart）、史明理、乔安娜和杉山恵助等5人，共同决定了《女史箴图》的哪些部分应该全色。
补绢材料仍然主要来自中国
大英博物馆展示的《女史箴图》
“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明代收藏家周嘉胄曾在《装潢志》中这样写道。可以说，修画师就如古代书画的郎中，可以让它们重现光彩。
不同的郎中，望闻问切的方式是不同的。邱锦仙说，自己既继承了扬帮师傅徐茂康的特点，也继承了苏帮师傅华启明的特点。她会先为待修复的画作号脉，如果是绢本画，就要首先看画掉不掉色：不掉色，就用热水来洗；掉色，就用温水或冷水洗。
刚到大英博物馆工作时，邱锦仙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修复画作要用的浆糊——在上海博物馆，修画师傅通常用面粉浆糊，而大英博物馆认为其中的面筋会损害画作，建议用淀粉浆糊。但用淀粉浆糊也有问题：很难除浆（面粉浆糊中有面筋，除浆比较容易），除浆后画面上会残留一层白面粉。
对此，邱锦仙非常焦急。有一天，她突然想到了日式裱画师使用的石花菜浆糊——它有黏度，又不是黏得太过分。于是她熬制了石花菜浆糊，和淀粉浆糊混合在一起修复古旧书画，效果非常好。
2014年，大英博物馆中国特展“明：皇朝盛世五十年”中的《紫禁城》绢画和赵孟頫的《双马图》，都是用这样的混合浆糊修复而成的。
修复前的明代朱邦绘制的《紫禁城》图
修复后的明代朱邦绘制的《紫禁城》图
邱锦仙还遇到了另一重挑战：人在英国，如何找到补绢的材料。绢本种类繁多，要找到丝质、纹路一样的绢才能补。而作为材料的补绢大都来自旧绢画，包括画家同代人临摹的大师画作、没有名气的画师的作品。多年前，这类材料相对容易获得，但是今天，它们也成了收藏热点，身价倍增，越来越难找。
因此，回国采购材料，邱锦仙经常求助于上海博物馆。她目前使用的补绢材料大多来自这里的师傅。邱锦仙为此充满了感激。
大英博物馆修复室一角
因为邱锦仙的搭桥，在古画装裱和修复方面，大英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关系。上海博物馆的修画师也经常来大英博物馆学习和合作修画。
现代技术对古画装裱、修复有什么影响？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邱锦仙表示：“没有任何影响。”她说，用机器装裱书画速度很快，但是不易重新装裱。而用手工裱画，多年后，后人还可以重新装裱画作，让画作流传下来。“古画修复的手艺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古至今，它完全靠手工完成，现代科技无法取代它。”她说。
帮海外中国文物“回家”
古画修复的工艺往往是师徒相承，因此从业者屈指可数。邱锦仙在中国参加一次研讨会时曾得知，中国当前的古画装裱修复师不到100人。不过，目前中国有的大学已经开设了古书画修复专业，比如上海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
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30年，以一己之力修复了三四百幅中国古画，邱锦仙转眼就到了退休的年纪。
邱锦仙希望自己的手艺可以传承下去，但因英国政府更倾向于招收英国本地人和欧洲人，2003年，为了把邱锦仙的毕生绝学传承下去，不愿让她就此退休的大英博物馆面向欧洲，公开为邱锦仙招徒弟。婷娜（Valentina Marabini），一个在卢浮宫做了5年西方版画修复的法国姑娘成为了幸运儿。
邱锦仙（右）和女徒弟婷娜
邱锦仙说，古画修复就像中医号脉一样，每一张画的问题都不相同，纸本绢本、破洞大小、颜色明暗、纤维长短甚至尺寸大小，都会影响到修复工艺的选择。因此，修复工作没有办法标准化、数量化，只能靠着传统的言传身教，代代相传。
“我招收徒弟，首先要年轻，老一代的修复师都是从14岁就开始学艺，因为基本功的训练非常重要。”哪怕是最简单的裁纸，可能就需要婷娜苦练好几个月，才能裁出一条边缘平整、又直又平的线条。
平时就算没有修复工作，邱锦仙也会要求婷娜手不离刷，拿着排笔反复感受工具与纸张之间的触感，以培养出“心中有数、手上有度”的软硬力道。同时，身高和手长也是邱锦仙招收徒弟的考量因素，因为中国字画的尺寸普遍较大，个子小巧的人不便于操作。
《女史箴图》局部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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