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经整整90岁了，虽说我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直不太习惯说陕西关中方言，但我却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西安”。因为我已在西安这片土地上生活了84年。
6岁独自一人坐马车从山西前往西安
我1925年出生在山西省临晋县沟村，我在6岁那年便独自一人乘坐马车远离故土来到西安，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安半步，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位于西安市中山门内靠北的陕西灾童教养院里度过的。在我的心里，早已把西安当成了故乡。
我1984年从西安铜材厂退休，我平时最爱做的事就是读书看报，退休后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西安的一切，而且平时还经常去中山门内一带走走看看。虽说陕西灾童教养院早已没有了踪影，但在我的心里，那个地方是我终生的念想。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庭便发生了变故，生母张迎春不知去向，父亲昝海珠为生计去了西安，我就靠姑妈代管。1931年我6岁那一年秋天，我稍微有一点记事了，就吵闹着要去西安寻找父亲。姑妈拗不过我，只好托人打听出了我父亲在西安的地址，临行前给我买了一个大锅盔馍，还准备了12个铜钱做路途盘缠，我便告别了姑妈，独自一人坐着邻村往返西安跑运输的一辆马车，经过了不少村庄来到了黄河边，有一只大船将我和许多乘客及这辆马车一起运到了黄河的对岸，上岸后我就到了陕西境内的韩城县。
一路上虽说农村风光和即将成熟的秋季作物煞是迷人，但我却无心观赏风景，一心盼着尽快见到父亲。傍晚时马车停在了一片空地上，乘客们很自然地下了马车，沿着台阶往一个大坑里走去，我也好奇地跟在后面下到坑底，看到这个坑还真大，坑边有好几孔窑洞一字儿排开，而且里面灯火通明。啊！我才明白这个大坑里原来是一所客店。我平生第一次睡在窑洞里辗转反侧，折腾了好久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继续上路，不知走了多久，在一天天快黑时进了西安城。
两年教养院岁月终生怀念
那时候的西安城里街道上跑的大多都是人力拉车、牛马车，马车车夫把我拉到了皇城南门外路东的一家低矮房子跟前，我终于见到了离别一年多的父亲。父亲把车费交给了马车车夫后，便带我拜见了这户人家主人。让我把男主人叫王伯，把女主人叫王妈，由于这户人家没有儿子，便把我认成了干儿子。
现在的西安新城那时候叫皇城，并且皇城的四周都是城墙，城墙上还能走人。每到中午12点时，要在城墙的南门上放一次午炮，提醒全城的人知道已是当天中午12点了。那时候的皇城南门就是出入正门，当时南门口经常设有两个身背手枪的门岗。两个岗哨来回走动甚是威严，我也不敢靠近。我在王伯王妈家住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又把我接到了另一个新地方。原来杨虎城将军为了提高军队官兵素质，成立了一个军队干部军官训练班，在皇城西门靠北边的顺城巷下，我父亲就在这个训练班的炊事班做饭。经过管理员的同意，父亲把我接到城墙下多余的墙洞里住下。当时，军官训练班的伙食很好，每桌六个人，四菜一汤，餐餐有肉，有鸡蛋，尽是洋面蒸馍。那时军训很严，一吹哨子，正在吃饭的军官们便丢下饭碗去列队，所以，每顿饭总有吃不完的剩菜剩馍，而我就去“打扫战场”，在吃不完的饭菜里尽挑好的吃。
后来，为了我的成长和接受教育，经人介绍，父亲又把我送到中山门内靠北边的陕西省灾童教养院，人们习惯把它叫作“孤儿院”。院内一共有四个孤儿队，分别叫作忠孝队、仁爱队、信义队、和平女子队。我被分到了仁爱队。大门口是队长室，接着就是一个长厦瓦房，靠墙有一长条大通铺，每人一条蓝色的薄被子。每天起床后，由两个值班的孩子将所有的被子折叠成方块状，靠墙整齐堆放在一条线上。我记得那里的孩子有不少都有晚上尿床的毛病，但尿湿的被子也得叠整齐统一放置。所有的孩子几乎都染上了疥疮，疥疮膏的药味弥漫在宿舍的每个角落。我在那里仅仅住了三天，就被传染上了疥疮。当时每天开两顿饭，每顿每人一碗稀饭一个小馍，有时的菜就只是雪里蕻叶子，两个人一条叶子，没有刀子就用瓦片把雪里蕻叶子割开吃。每天上一次识字课，上课只是一个名称，其实学生没有课本，没有写字本，没有写字的笔，只是听听老师讲课而已。
我在陕西省灾童教养院待了两个月之后，就被分配到院里的倒纱车间做工。这样每天劳动时就能多吃一个馍，晚上下班后再上识字班。当时的教养院里有不少工种，制毯车间、织布车间、经纬车间、木工车间、铁工车间等等。我初到倒纱车间劳动时，开始学习倒线纱筒子，并被下达了一定数量的倒纱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分给自己的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就不能下班，要留下继续干。最初先学结线头，手法要快，然后开始倒线筒子，浆过的纱心须先用手多揉几遍，倒起来就顺利一些，速度也能提高。这个小窍门每个人必须掌握好，才能保障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倒纱的小木车转得飞快，虽然开始学时辛苦一些，但大家都盼望早点学会并提高速度早干完早下班。
每到星期天，大家排成很长的队，跟着前面的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时候，教养院里还有和尚。念完经后，就可以到大门口去见家里来探望的亲人。来探望的亲人大都是送些锅盔馍之类的吃食，我也不例外。记得有一次，我的生母经多方打听，得知我在陕西省灾童教养院，便委托亲属给我送来了吃食，但生母不知何因却一直未到那里去看我。那时候在教养院的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吃饱肚子不受饥饿之苦，但却难以得到满足，几乎都处于半挨饿状态。我的父亲后来听说我在那里挨饿吃苦，便又把我接了出来，送到北大街的一家山西乡党家里寄养。于是，我便离开了生活两年多的陕西省灾童教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陕西省灾童教养院的岁月，虽说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有了一个可以落脚避难的场所，而且学习了许多技能。真应该感谢兴办陕西省灾童教养院的那些慈善家们，为众多无家可归的穷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暂且安身的居所。也不知道当时和我在一起的那些仁爱队的队友们，如今都身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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