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中央官员中，对责任内阁的提出分成赞成和反对两大派。以袁世凯、端方、载泽为首的赞成派，他们以庆亲王奕劻为靠山，徐世昌、那桐、张百熙、世续等依附其后；反对派以铁良、荣庆为首，以军机大臣瞿鸿璣为后台，获得醇亲王载沣、王文昭、鹿传霖、孙家鼐等等人的支持。从这两派人员的组成看，在赞成派中袁世凯是中心人物，他主张提出责任内阁并隐藏着揽权的野心，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心腹，张百熙和袁世凯是儿女亲家，那桐和袁世凯是拜把子兄弟，世续与庆亲王奕劻关系密切，而袁世凯通过大量的金钱行贿庆亲王奕劻，已将其收买；而载泽、端方出洋考察以后，是坚决主张立宪的新派代表人物，他们与袁世凯政见一致，也想通过立宪政体改革达到扩充自己权力的目的。反对派中，铁良“铁则铮铮”是满族亲贵少壮派反袁代表，而醇亲王载沣因其兄光绪帝的关系与袁世凯天然不合，荣庆、王文昭、鹿传霖、孙家鼐等思想保守，以保全权力为首要目标。反对派中的瞿鸿璣深得慈禧太后宠信，虽然表面看不偏不倚貌似中立，但内心颇有沟壑。当时报纸评论瞿鸿璣：
“反对立宪及改革官制者，人皆知为荣、铁，荣、铁诚有直，然为之魁首者，实为瞿鸿璣。荣、铁无大机智，瞿则变化百出，彼能利用庆邸。端之放江督，意在排出，以孤袁势……此次总核官制之中有孙中堂者，亦彼之主意。彼最畏清议，而又能貌饰文明。此次举孙，盖欲孙为傀儡，若有与新党为难之事，彼尽推诿之于孙而已，仍可置身事外。故世之语此次之阻挠者，荣、铁、孙皆及，而独不及瞿，其巧可知矣。”可见，瞿鸿璣是反对派的幕后军师。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这两派或以“进步党”与“守旧党”相称呼，认为：“进步党系庆王、泽公、端方为领袖，并有袁世凯以资辅助，惟不表见于外耳；守旧党系荣庆、铁良及各大员在一千九百年拳匪乱时与表同情之领袖等。”所谓，“进步”与“守旧”只是相对的称呼，两派关心的实质是通过这一场政治改革能争取到多少权力和利益。如果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主张试行责任内阁制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那么，以铁良为中心的反对派同样也是为了揽权。铁良一身兼任军机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和户部尚书等职务，可谓是“军机兵权财政握于一人之手”，如果设立责任内阁之后，必然捞不到总理大臣的职位，还有可能失去兼任的各项职务，所以铁良必然坚决反对责任内阁制的设立。当时的《时报》称：“改官制一事，近日外间纷传大有阻力，诚有之，今为补述其原因。当时反对立宪，系铁为首，荣和之，后庆、袁极力主持，始定下立宪之诏。端、戴各人所拟总理大臣止有一人，因体察中国情形，添设副大臣一人。铁自揣总理必归庆邸，若自己要户部，则失副总理，若要总理，则失户部。盖现下军机兵权财政握于一人之手，若实行改变，则自己止可得一而必失二，于是极力与庆、袁反对，实自计利害之心过胜耳 。”
两派之间的争斗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引起清廷中央高层官员之间的矛盾。
以责任内阁制为核心的清廷中央官制改革，涉及清廷高层官员的既得利益，这是冲突的根源。《申报》称：“据政府某巨公言及，近因议改官制之事，诸大老每于奏对意见多歧，两宫颇以为虑。”当时的社会舆论也非常关注清廷的中央官制改革，主张改革者与反对者双方公开对立，致使官场人心惶惶，暗流汹涌。改革者主张设立责任内阁，首先便触及到满族亲贵的权利，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在袁世凯与醇亲王载沣及满族亲贵之间的冲突。《申报》载：“日前会议官制，某亲王与直督袁宫保意见不合，大起冲突，由庆邸劝止。是以日昨召见军机，慈宫有‘和衷共济，勿以意见误大局’之谕。”而“某亲王”，指的就是醇亲王载沣。载沣之所以与袁世凯在商议官制时大起冲突，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后如何妥善的解决王宫亲贵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当时的《时报》报道：“闻议官制时，袁宫保创议，凡宗室王公贝子将军等，无行政之责任者，别设一勋贵院以置之，非奉旨派有差缺，不得干预行政事件。以此大触宗室王公之忌，怂恿小醇邸出与为难。是日会议时，醇邸至出手枪抵袁之前，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庆邸急至，出而排解，风潮始息。袁于是有不欲与闻之说，其第一次具奏，申明凡无关行政司法之衙署，此次均不提议，盖恐再有阻力也 。”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本意是想通过官制改革闲置一些碌碌无为的王公亲贵，但遭到以载沣为首的激烈抵抗，结果只能作出让步。
设立责任内阁，同时又牵扯到军机处和旧内阁等朝廷原有的中枢机构的存废问题，自然会触动原有内阁大臣、军机大臣甚至各部院大臣的权利，这就必然导致袁世凯与铁良、荣庆等守旧大臣的冲突。《时报》称；“议设内阁，最困难之一端，即为现时军机大臣无从安置，副总理仅有二席，故不免其中稍有阻碍。”军机大臣铁良、内阁大学士荣庆是反对派的领袖，他们“因皇上已颁发明诏，又不能反对立宪，是以翻然改变其宗旨，提倡急激之论，曰：‘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坚持其议，确不可拔。”他们避重就轻，在官制改革中坚决支持中央集权，以“剥夺督抚兵权财权”为口号，显然是针对改革派核心人物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两江总督端方。袁与端则极力反对，认为：“将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以行集权之实，固非不可，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其事可言不可行，故此事暂缓议改，先自易于改革者著手，以徐及其难者。”双方互相辩难，不分上下。关于袁世凯与铁良等人的冲突，据时人记载：“
初预廷议，本初（袁世凯）气概如虹，退后与铁（良）意见不合。铁有‘如乃公所谓立宪，实与立宪本旨不合’之语。所谓冲突者，即由此。本初与领袖（奕劻）先后弹劾铁良聚敛，已拟谕荣庆、铁良同出枢廷，忽然不应，本初（袁世凯）始觉得有异。至二次集议，本初意兴稍衰，出而告人，有‘我又何苦受人唾骂，京中事真不能办’等语。”由此看出，袁世凯等人关于改革官制的政治主张明显的受到铁良等人的强烈掣肘。閱讀更多 晨光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