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23一城
杜月笙以19世纪初上海滩黑社会老大的身份被世人广知,其一生拥有诸多谋害革命人士、扰乱社会秩序、垄断市场经济的污点,但也不能否定其大是大非前坚定的国家情怀。在抗日战争中,他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身份,大搞慈善事业,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不惜将自己船舶公司的轮船沉入江中来阻挡日军的进军,为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出道创业
杜月笙于1888年出生,幼年便父母双亡,舅父商庆国将其扶养长大。十四岁时,拜认青帮重量级人物陈世昌,后由陈世昌介绍,入黄金荣公馆做事,受黄金荣赏识,负责法租界赌场“公兴俱乐部”的管理工作,在上海滩立足脚跟。后杜月笙组织人员,勾结军阀,贩卖鸦片,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1925年,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其鸦片生意一时间被称为“全球网络”。因其通晓人情世故,在法租界混得风生水起,法国领事馆高层也都与其相交甚厚,因此于同年,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后结识虎落平阳的黎元洪,获其秘书长题词“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因此得名“当代春申君”。时章太炎、杨度、秦联奎等社会名流均慕名为客。
人生巅峰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创建中华共进会,随后迫害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并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革命人士和工人群众,因此获得蒋介石的认可。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授杜月笙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虚职,杜月笙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军政商界均混至巅峰,同年9月,又担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杜月笙混至华人在法租界里的最高最地位,即公董局华董。同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进军金融界,金融界名流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争相与其结交。
1932年,杜月笙创建恒社,自任名誉理事长。恒社是以民间社团的名义建立的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壮大势力,吸纳了政界、新闻界、电影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加入。至此,杜月笙的社会关系网络上至最高官员,下至地痞流氓,皆能涵盖。
民族大义与战争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8月,日本进攻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杜月笙站在民族立场参与上海抗敌后援会,担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期间,杜月笙多次劳军,筹集物资。并筹集大量通讯器材、装甲车、防毒面具赠与八路军。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迁居香港。期间,杜月笙利用上海的帮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迫使虞洽卿等人前往重庆协助抗日,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政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杜月笙迁居重庆,创建恒社总社,发展势力,并以信托公司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大发战争财。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杜月笙重返上海,欲重振旗鼓。1946年12月,杜月笙因人脉网络广阔,以最高票当选参议会议长,但因其在抗战中对八路军的帮助使得国民党心存不满,因此并未支持他议长一职,杜月笙故而没有上任。此后,杜月笙放弃政界,集中精力发展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行业,各种名头数不胜数。
枭雄谢幕
1948年春,蒋介石集团财政危机巨大,于是令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以此举危害市场秩序为由办事不利,被蒋经国逮捕入狱六个月。
1949年4月,国民党集团在解放战争中溃败之势不可逆转,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望其随同自己前往台湾。但杜月笙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香港定居。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于香港,时63岁。
所谓高处不胜寒,这样的风云人物,在面临站队的问题时,选择了中立。其中道理很简单,蒋介石邀请杜月笙这样的人物去往台湾无疑是想利用其人脉和资源为国民党服务,从而找寻返攻大陆的机会,而这只是一个表层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杜月笙的基业都在大陆,留在大陆越发壮大,是为国民党的敌人服务的,这才是蒋介石最顾及的地方,诸如当年蒋介石拜杜月笙码头的“红帖子”等说法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作为一党领导人,如果还在乎这点不堪往事,那就显得太没度量。而杜月笙向蒋介石明确表达了自己哮喘病严重,欲去香港治病,不会留在大陆,这也就让蒋介石放心了。否则就算蒋介石去往了台湾,也不会让杜月笙在大陆活太久,这个叱咤风云的老江湖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因此,晚年就算再凄凉,总比命没了强,一代枭雄就这样在香港度过余生。
杜月笙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从一个小混混发展成为上海滩最大的黑帮头目,又成为了实业家,成为上海上层社会名流人物,军政商界虽不是呼风唤雨,但也是风云人物。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为自己的事业打下了全面的关系网,一生吃着“人面、场面、情面”这三碗面,连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政界高层都与其交好。而其在黑与白两条路上的拿捏也恰到好处,即搅弄过风云,亦伸张了大义,这种丰富的人生也是其留名青史的关键所在。
棍哥观史
杜月笙好赌,也是因为好赌,所以成了上海滩的一个风云人物。
杜月笙3岁时死了娘,4岁时死了爹,8岁时继母被人拐卖,14岁时因为赌钱被舅舅赶出家门,妹妹也早早被送了人,怎么看也是一个倒霉蛋!
但是,又有谁能够想到这个流落到上海的14岁少年倒霉蛋日后竟然会威震上海滩?
当时杜月笙离开家乡时曾对外祖母立誓:“来日我若不能荣宗耀祖,誓不言归!”
上海滩,是一个风月场,是一个销金窟,也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许许多多的人一头扎进了上海滩,只为了能够出他人一头之地,让自己能够在这个乱世里活得更好,即便只是有一口饱饭吃,只是有一席一枕之地酣睡。
所以,杜月笙也一头扎进了上海滩。
租界,是一个时代的“畸形儿”,却也成为了混迹于社会黑暗角落里的野心家们的沃土。
杜月笙到上海后先是拜了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又在青帮通字辈黄振乙的介绍下入得上海八仙桥同孚里黄公馆,便又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杜月笙来到上海的时候,黄金荣已经是上海、租界的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同孚里住着的皆是上海滩法租界的大人物,有钱有势,杜月笙每次从同孚里巷口走过时,总会忍不住向里张望,虽然心生羡慕,可是却始终不敢踏足半步。当时黄金荣听到杜月笙自保家门后,倒是笑呵呵地说了句:“真是奇怪,来帮我忙的这些小朋友,怎么个个都叫什么生的?苏州有个徐复生,帮我开老天宫戏院,前面有个金廷荪、顾掌生、厨房间里个常州人马祥生......”只是没想到黄金荣一句玩笑话,他嘴里所说的几个“生”日后也成了上海滩的闻人。
杜月笙的发迹离不开林桂生的赏识和培养,在林桂生有意的提拔下,杜月笙在黄公馆的地位也是一日胜过一日,成为了黄金荣的心腹,一步步走向独当一面,最后与黄金荣并肩称“亨”。
如果杜月笙不好赌,也许便不会离开高桥,即便离开了高桥,他不好赌的话便不会被水果店老板辞退,老老实实在店里当学徒,也许最后也只是像他的同事王国生那般自己开一家水果店。
杜月笙说过:“吃是明功,着是威风,嫖是落空,赌是对冲。”
赌,在杜月笙的一生中不可或缺,他在用赌去降低自己的风险,是谓“对冲”。
杜月笙成为了与黄金荣并肩的“大亨”,在上海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又是怎么败落的呢?
1937年,上海沦陷。
日本人为了拉拢杜月笙,拿出三千万给杜月笙,说要与他合作开办“中日建设银行”,杜月笙自然知道日本人的勇义,所以回了一句:“我是中国百姓,要我跟外国政府合办公司,未免太不合体制。”日本人一看杜月笙不上套,又说,既然你不便与日本合作,这三千万无条件送给你!
杜月笙敢拿吗?他不敢拿,也不会拿,这钱一拿,他便与张啸林一般成了汉奸。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说服不了杜月笙的情况下,为了逼迫杜月笙投日,竟然派了飞机到杜公馆上空盘旋以威吓杜月笙。但是,杜月笙还是没有低头,后来悄然在日本特务的眼皮底下坐船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
杜月笙离开上海,是他败落的第一个转折点。
杜月笙到香港后,投身于敌后工作,不可谓不卖力,说是散尽家资也不为过。后来,香港也沦陷了,他便跑到了重庆,此时的他几乎已经耗尽了家资。实际上,不管是香港也好,是重庆也好,政治环境都不是最适合杜月笙发展的地方,尤其是重庆,蒋介石是绝不允许“上海大亨”的。杜月笙显然受不了自己既没有钱、更没有权,所以在刘航琛的帮助下,他想要在重庆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只是后来杜月笙在重庆炒黄金掀起了金融风暴,惹了众怒,如果没有戴笠的庇护,蒋介石不是没有可能拿他出来祭旗。经过这事以后,杜月笙只能缩着头、夹着尾巴做人了。
总之,杜月笙在重庆虽然靠着自己编织的人情网站住了脚跟,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是终究不似在上海时的风光。
所以,杜月笙一直想回上海,想着上海光复的那一天。
1945年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上海又回到了国民政府的手中。实际上,杜月笙在上海沦陷时也为蒋介石投入了很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功劳不小,所以杜月笙的眼睛盯上了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只可惜,蒋介石又怎么可能会让他当上海市长?杜月笙心想,既然当不成市长,便做回老本行吧!
但是,国民政府又很快宣布收回了上海租界的主权。
租界的消失,成了杜月笙败落的第二个转折点。
不论是黄金荣,或是张啸林,或是杜月笙自己,他们能够称为所谓的“上海大亨”,实际上都离不开租界这个特殊的东西。
因为对于租界,国民政府是没有管辖权的,所以他们能够藏身在租界之中,做着“黄、赌、毒”这些生意,只要打点好了洋人,因为他们“剥削”的对象是中国人,洋人自然也就乐于看戏、收钱,然后他们再给外面的人送点好处,如此便可稳坐钓鱼台了。
租界是他们的保护伞,没有了保护伞,他们便暴露于阳光之下。试问,国民政府又怎么可能会继续容忍“大亨”的存在?让他们继续操控上海的帮会和经济?
所以,杜月笙注定回不到过去。
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专机一头撞在岱山上,机毁人亡。
戴笠的坠机身亡,是杜月笙败落的第三个转折点。无怪乎杜在戴死后心灰意冷地悲叹,完了,完了......
杜月笙与戴笠是好友,在戴笠只是一个“小瘪三”的时候,杜便已经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所以,戴笠在发达以后,一直记着杜月笙的恩情,两人相互扶持,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戴笠也是杜月笙在国民政府中的靠山,是杜月笙谋求进入庙堂的最重要、最坚实的一座桥梁。戴笠在时,蒋介石看在戴笠的份上,多少还能给杜月笙一点机会。如今戴笠一死,桥梁断了,杜月笙通往政界的路便也断了。
杜月笙家里虽然挂着黎元洪送给他的那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士,小杜城南尺五天。”但是,真心对他的却是少之又少,在政界最有实力、又最真心对他的则只有戴笠。吴绍澍曾经是杜月笙的门徒,托庇于杜,可是后来在当上上海副市长以后也在背后捅了杜的刀子,在杜月笙返回上海的时候,吴让人在街上贴满了“打倒恶势力”、“打倒杜月笙”的标语。
戴笠一死,折断的不仅是杜月笙的庙堂之志,也是他的商界之路。
以前在上海的时候,租界是他的保护伞,租界没了,戴笠是他的靠山和保护伞,戴笠没了,谁是他的靠山和保护伞?
朝中没有靠山,行事自然不易。
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岛,是杜月笙败落的第四个转折点,也是最后一个转折点。
经过了这四个转折点以后,杜月笙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败落,加之晚年疾病缠身,所以再也没有爬起来。
吾与吾国
杜月笙的败落是历史的必然。
从理论上来说,杜月笙这种以贩卖毒品、组织卖淫、绑架勒索为主营业务的黑帮组织,我们通产来说把他叫做黑社会。黑社会的出现和大兴其道,本质来说是“白社会”组织领导不力的结果。在旧中国的上海滩,虽然因为欧风美雨的沐浴成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这里鱼龙混杂,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从行政划分来看,整个上海又分为了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三部分,租借之外就是另一个国家,如果警察跨区域追捕,多半要引起国际纠纷。
杜月笙的崛起,主要源自一种跨犯罪——“抢土”生意。
所谓的“抢土”,就是把刚刚走私进上海的鸦片烟,在船靠岸的一刻实施抢劫。被抢烟土的人,也是从事非法买卖,不敢伸张,不敢报案。抢到的烟土自然就归了杜月笙他们这个抢劫团伙。杜月笙的抢劫团伙,被称为“小八股党”,隶属于黄公馆。在长期的斗争中,小八股党靠着黄金荣控制的法租界巡捕房,逐渐把有公共租界后台的大八股党打压下去,形成上海滩最大的贩毒集团。
杜月笙的崛起,要最需要感谢的是法租界当局对鸦片走私和分销的纵容甚至包庇。杜月笙每年都会把贩毒的相当一部分收益交给法租界公董局。从法国来的殖民官员也不在乎国际声望、百姓健康,他们关注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挣够钱调回巴黎。
杜月笙不仅抢劫烟土,在法租界建立最高级的大烟馆,还抓住了毒品升级的契机,让上海的法租界设立的三鑫公司,成了全世界吗啡生产销售的龙头企业。杜月笙的三鑫公司的生产销售网络,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及其周边,甚至触角遍及中国走向世界。
杜月笙的转型,在于走上层路线,给独裁者交了投名状。
1925年,杜月笙的烟土生意走上一个新台阶,那就是创办“三鑫公司”,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毒品分销商。不仅如此,杜月笙的三鑫公司还准确把握住了从鸦片到吗啡的毒品产业升级机遇,给让杜月笙的经济实力如日中天,成为上海三大亨的老大。
杜月笙的毒品生意越做越大,受到各种官方讹诈越来越多。为了免受这个讹诈,杜月笙决定找一个保护伞,原本的保护伞是法租界公董局和浙江军阀卢永祥。国民党越做越强,蒋介石开始成为杜月笙的保护伞。1927年,杜月笙血痕累累的投名状交给了蒋介石,从此成为上海滩上蒋政府的代言人和主要打手。自此,杜月笙有了保护伞,也有了洗白的手段。
杜月笙的洗白,主要依托是上海工人运动和抗日运动。
机缘巧合下,杜月笙深度参与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尤其是反对租界当局的工人运动中,杜月笙左右逢源两边讨好,用钱收买工人家属,还租界当局人情。尤其是公交车司机被杀案,杜月笙用几千大洋,给法国主子平事,反而获得了工人群众的良好口碑。
1932年,上海发生的淞沪抗战,让杜月笙再次走上前台,成为抗日的一杆大旗。当时蒋介石不敢公然抵抗日军,派出的第五军和税警总团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却以十九路军杂牌军的名义作战。而杜月笙则按照指示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军抗战。最终,战争陷入胶着,蒋介石主动放弃了上海的驻军权,为5年后的八一三抗战买下了隐患。
就这样,一个以贩毒、绑架、收保护费的黑帮头子,成功转型成为工运领袖和爱国人士。这样的“软实力”让杜月笙在上海滩有了很好的口碑,再加上徒子徒孙明里暗里的支持,杜月笙成功进军金融界、航运界、新闻界,成为几乎所有暴利行业的大佬。
杜月笙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崛起的历史必然。
清末以来,大量租界、治外法权流失,洋人在国内作威作福,形成了“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管怕洋人”的循环式食物链。而杜月笙这样能够协调三者关系的“交际大师”,很容易找到市场,成为各方认可的“话事人”。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鼓励国军抗战,美国为首的列强们主动放弃了驻外法权和部分租界。虽然国军依旧是积极抗战消极反共,但是这部分主权毕竟是收回了。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杜月笙这样的“话事人”,也就没有存在的太多必要了。
杜月笙这样的黑帮老大,就好比是生活在藏污纳垢角落的蟑螂。当主人忙着捉老鼠或者打孩子时,蟑螂想怎么闹腾怎么闹腾。一旦主人认真打扫房子,蟑螂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杜月笙能够在上海滩称王称霸20多年,本质来说,是因为民国政府统治力不足,或者需要借助杜月笙之力攫取社会财富。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满以为作为抗战英雄回家,能够顺利当上上海市市长。蒋介石一个电话过来,打消了他的一切幻想。退而求其次当一个参议员议长杜月笙也不嫌弃,可是这个名誉性的官方职位蒋介石也不想让他当。于是杜月笙高票当选,高调让贤,还发出了令人深思的“夜壶论”。
“夜壶论”,不是杜月笙的首创。朱元璋以明教起家,成功后大肆分化瓦解镇压明教势力;孙中山以会党分子为雇佣军起家,还没成立民国就盘算如何让会党分子滚粗。蒋介石的行为,和这两位如出一辙。
当新中国成立时,从东北的深山老林到十万大山的云海深处,土匪强盗全部绝迹,一切危害人民生产生活的恶势力,都没有藏身之所。像杜月笙以大城市为依托的大毒贩和黑帮头子,更不可能用黄赌毒来挣黑心钱。40年代的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信徒一度超过50万,从汪伪汉奸到乡野村夫无所不包,几乎可以和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照样被新政府彻底消灭。
杜月笙最幸运的一点是,50年代就死了,要不然以后会遭遇什么,真的难说。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这话不假。
历史知事
近代以来,谈“江湖人精”,我以为,胡雪岩之后,当数杜月笙。 他们都出自民间最底层,都不是等闲之辈,在风月飘摇的乱世中,所练就的那种狡黠、胆识、气魄、才干,乃至取得的功业,都是并世难找出第二人来的。
就结局而论,杜月笙甚至要比胡雪岩活的更透彻的多,也更有智慧的多。他的一生,是如此开挂,简直就是时代的宠儿,竟然以贫民区出身的小瘪三身份,步步为营,赫赫然而为“上海皇帝”,让中外势力都敬惮三分,说是一代天才并不为过。最终,虽然也不免落寞而逝,但也是全身而退,在那个时代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胡雪岩都无力回天、无法收场之事,他从从容容地,在纵横捭阖中安然落地。
乱世是最残酷的。乱世差不多就是个绞肉机,无数才子佳人、人精鬼魅都被乱世玩残了。而他杜月笙,实际玩转了乱世,甚至简直可以说是玩疯了乱世。所以,从这一点看,杜月笙其实自始至终都没“败落”过。
杜月笙的成功心得,本就是利用国家动荡的变换局面,靠着两大“心法”起家的。他后来可以在纷乱中“安度晚年”,也是藉此。
这心法,其一,是“撑死胆大的”,说白了就是胆识;其二,就是善于“借势”,是所谓“假舟楫者”,将做人这套智慧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归结起来,他的成功,核心靠的就是高情商、高胆识。后来即便有落寞,也不是个人因素,更不是自己能力不足导致的“败落”,而是“大势已去”,正所谓时也,运也,命也!
古来底层人能成大事者,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但说东道西,都不及“会做人”三字秘诀。当年上海滩,论懂做人,杜月笙绝对首席。上海三大亨,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他1888年生在浦东贫农之家,自幼父母双亡,不过一四处流浪的乞儿,短短一二十年时间,成为所谓的“三百年帮会第一人”,在盘根错节的乱局中左右逢源屹立不倒,除了心狠手辣,胆识过人,最重要的凭借还是会做人。这也让他晚年,因为“天运所扰”大势已去之时,不至于像黄金荣、张啸林这些同行枭雄一样不得善终,也是因为他会做人,更懂看人。
他虽然是“流氓头子”,但笼络、控制人心手法之高明恐怕是世所罕见的,使得自己成为那些军阀政客、仁人志士都不得不结交的重要对象。民国政商两界最牛逼的人物,比如蒋介石、章士钊、杨度、江一平、郑毓秀、陈群、杨云史、杨千里等等,都对他很服气,很客气。章太炎何等心志,竟然乐滋滋地甘愿为其效力修家谱;黎元洪贵为总统,竟然特地为他撰联,称其为“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这些成绩可不是单单靠钱财收买、势力胁迫就能做到的。
所以,民国时代,就有人说,杜月笙最大的本事,就是可以把自已的对手,都变成自身的盟友,这是怎样特殊的招术,我们怕是永远都学不会的。都说他有“江湖气”,但是他这种气,实是中国过去传统江湖文化与庙堂理想的浓缩,狠毒辣绝狡、忠孝礼智信、天地君亲师,全都包融在内。成就杜月笙的,是江湖河海;让他不倒的,是忠孝仁义。
小心得天下,大意失荆州。杜月笙这样的人精,可说是历史上玩人脉关系最厉害的那种高手。如此人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在底层困境、刀枪棍棒、乃至荣华富贵中习得的生存智慧,其实永远都“败落”不了。他看自身,探人心,察事变的能力,其实要比绝大多数博览群书的读书人、久经考验的政治家精准的多。
杜月笙晚年的落寞,最关键的原因,当有二个。基本都是属于外界的“不可抗力”,而不是自身的能力、眼光、权谋出了问题。
其一,是时局使然,他能量在再大也无法和时运斗;另外一个,则更为核心,即不管他曾如何叱咤江湖,他终究只是一个“夜壶”,是靠乱世而起的草莽,他的风光决定于他“可利用”,一旦天下已定,棋子的功效失去,他也就被弃若敝履了。
他虽然在上海滩不可一世,可毕竟只是一介黑社会头领。中国历史上、现实中,饶你能量最大,也都是在赵家的脚下讨生活,不能不有所依附。这也许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做大事者,最忌讳的地方在于千万别错站队,尤其是在乱世之时;但是你要做成事情,“不依国主”,断然一事无成。
杜月笙对于时局,有着超常规的判断力,但是他想搞“独立王国”,肯定是办不到的。他还是要选择站队,而且这个站队后来的发展可以验证他下注的方向是对的。在很早以前,蒋介石还只是群雄争霸赛中的一员时,在胜负还不十分明朗之际,他果断投注于蒋氏。从1927年的“四 · 一二”政变开始,他就主动和蒋合作,抓捕、杀人、“剿共”、乃至后来的抗日,都是蒋介石统治上海的幕后功臣。
可是核心的问题在于,即便蒋氏愿意放下姿态,和他称兄道弟,对他倚重极深,待之以“江湖挚友”身份,终究只是表面文章,是利用之具,从蒋介石到后来的蒋经国,在内心都不过视其为“夜壶”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也所以,当1949,天下胜负已分,上海不再可由他掌控,他的作用可有可无时,国民党党报就已经率先发文批判他,其子杜维屏不过照旧弄钱,竟然也被弄进监狱里,此等种种,都是前兆。
好在杜月笙终归是个不世出的人精,对于“夜壶论”的道理,他比绝大多数要明白。也所以,当国共内战已成定局,他本人也临老且病时,他会毅然选择避走香港,既不会天真地留在大陆,也不会傻傻地跟随蒋流落到台湾。往日繁华虽然不在了,但是舒服过日子是绰绰有余的。
他的恩人黄金荣,毕竟段位不足,看人看事不透,留在上海,风独残年之际就只能去扫大街,不得好死。杜月笙与之相比,他的人生,真的不算“败落”吧。用郭德纲的话讲,江湖子弟,拿得起来放得下,放不下,也得放。他永远是人精。
那个时代,多少豪杰,繁花落尽,飘零不知何处。杜月笙终得善终,实为难得。
1951年8月16 日在香港杜公馆,63岁的杜月笙,因哮喘病加重不治离世。弥留之际,他唤来两个太太及长子杜维藩,嘱咐后事:一,殁后要买口好棺材,给穿长袍马褂入殓,机遇成熟时将他尸骨运回上海,落葬于故乡生身父母身边;二,家族最好搬家迁居台湾,因他估测台湾比香港安全,还有人脉关系可予照应,可保身后不至于一下子败落。
他至死,头脑还是极其清醒的。人鬼天地,浮生若梦,这样人精,即便时代发展再快速,江湖的定义再怎么被改换,他都总可以处在不败之地,可敬可钦,也让人倍感可怕。我总想,明白他悟出的一些道理,你我可能会终生受用。
19,2,10,晚匆匆闲谈
刘愚愚
杜月笙的落败,正如他自嘲的那样:“蒋介石把我当尿壶”,道出了自己的心酸以及无奈。曾经的上海滩的皇帝,为何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久别的上海滩就迅速落败呢?今天,我们就穿越历史,一起来探究历史的真相。
1927年到1937年,是杜月笙的黄金时期,其势力达到顶峰,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滩的皇帝。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不愿落水成为汉奸,他先到香港再到重庆,不仅通过捐款、运送物资等各种方式支援抗战,而且动员自己的青帮势力协助军统暗杀汉奸,支援抗战事业。总之,杜月笙积极抗日,可谓劳苦功高。
一个被丢弃的“尿壶”,1945年抗战胜利后,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他本来想凭着在抗战时期的功劳捞一个上海市长,过一把官瘾。但很不幸的是他刚重返上海就挨了当头一棒,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这只是一个开头,随后他在参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的时候,蒋介石直接传信由自己的亲信担任,杜月笙被蒋无情地抛弃了,这也是杜月笙开始衰败的信号。
上海租界的消失,杜月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成为其败落的根本原因。在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杜月笙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局,这样杜月笙的集团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也失去了其原来在租界为国民政府办事的价值了。这样导致杜月笙不仅失去了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风光,而且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败落的杜月笙,勉强维持“龙头老大”的局面。虽然杜月笙饱受打击,但因为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也尚且可以勉强维持“龙头老大”的局面。后来,局势突变,由于历史原因,他举家迁往香港,由于杜月笙在香港本就没有什么根基,再加上身患严重哮喘症,杜月笙深感力不从心了,早就不再是曾经叱咤上海滩的杜老板,成了一个病入膏肓的老翁。
1951年8月16日下午,62岁的杜月笙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一代枭雄,就这样客死香港。后来,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葬在故乡上海浦东高桥,至今没有实现。说什么王权富贵,终究只是过眼云烟。
密探零零发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上海“十里洋场”,杜月笙可是一位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受蒋介石利用,依附于蒋家王朝并为其效力。
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49年随着杜月笙所依附并为之效力的蒋家王朝的垮台,他的败落则成为必然的结局。
杜月笙出身流氓无产者,青少年时期过着流浪生活,做过学徒,后充当法租界包打听(密探),并加入青帮和专为毒贩提货的八股党。随即他与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张啸林结拜为把兄弟,共同开设三鑫公司,贩卖毒品。
1927年,杜月笙受蒋介石指使,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参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上海法租界还任命他为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他极力效忠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多次破坏工人罢工斗争和居民抗捐斗争,同时开设中汇银行等金融企业,1932年建立帮会组织恒社。
杜月笙身上也有一个“闪光”点:上海沦陷后,他拒绝与日军合作,逃往香港。
1939年底,杜月笙由香港回到重庆,协助戴笠收罗帮会分子,成立所谓人民动员委员会;随后在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发展组织;同时开设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企业。
日本投降后,杜月笙回到上海,整顿扩大恒社组织,并先后担任了70多个金融工商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
1946年10月,杜月笙协助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将人民动员委员会改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协会,任常务理事。该组织极其反动、极其阴毒,专事刺探共产党和解放区情报,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指挥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新中国已如旭日东升。国民党统治全面崩溃,蒋介石亡命台湾,困守孤岛。
1949年4月,绝望中的杜月笙逃亡香港。1951年8月,杜月笙在香港咽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口气。
一眼千年58
也说不上败落吧,最后没得混了,在香港娶了个唱戏的名角,算退养了,自己不作,社会地位和面子还是有的,本身就是底层草根出来的人,比不上自己烈火烹油的时代,但也算荣华一生了。杜月笙这个人,就是流氓帮派,做捞偏门生意发家的,借助的就是旧上海滩十里洋场,历史上有外国租界,中外双方法治管理上有错位,杜月笙之流的人,在其中再通过拉拢腐化双方管理者,人为的扩大这些漏洞,在其中上下其手,虽说那个时代,流氓也是一种可以拿上台面的职业,不过如杜老板之流,做到那个地位,无论按那一个时期,那一种法律算,都说得上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没有传说中那么良善。不过杜月笙这个人之所以后来形象比较正面,是因为赶上了抗日国战。
在这场民族危亡的战争面前,杜老板大义不亏,从人力、物力上,都大力支援了国家抗日,本人也作出重大牺牲,丢下上海身家生意,先是流亡香港,又追随国府到了陪都重庆安家。先期还曾断然拒绝日本人重金引诱拉拢,以江湖人的圆滑,在这件事上,都没留有任何余地可供回旋,所以说杜老板大义不亏,哪怕身为流氓中的流氓,也说得上是个有气节的人。他在上海时期的生意很大,但他的性格,在生活和交友上,手脚也非常大,再加上抗日时期他也确实做到了倾尽家财,后来入不敷出,手面紧张,也是真的。但是人家朋友多,也没到日子过不下去的地步,到抗日胜利,国府体谅他为抗日出捐花销大,也还是让他回上海,参与了一些接收工作,对他在其中手脚睁一眼闭一眼,也算一点补偿,跟他原来捞偏门当然没法比,但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触碰的。临解放,他一贯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国党一边,所以选择了出逃香港,时代和环境,都不在有他曾经生存的土壤,从鼎盛时期谢幕,也是理所当然,还是那句话,算不上败落。李三万的三万里
杜月笙有着“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称号,被认为是上海滩黑帮教父。他出生低微却能跻身上海青帮“三大亨”之首;他纵横黑白两道却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他表面温文尔雅内心却心如蛇蝎;他助纣为虐,却又在关键时刻不失民族气节。
杜月笙的一生跌宕起伏,惊险刺激而又复杂矛盾,极富传奇色彩。
(杜月笙剧照)
那么,杜月笙是如何成为黑帮大佬?又是如何败落的呢?
杜月笙1888年8月出生于上海浦东,四岁时父母双双去世,被过继给舅家抚养,十年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杜月笙尝尽了人间冷暖。14岁时,杜月笙为求生计,进入十里洋场卖水果。
杜月笙从小嗜赌成性,在赌场里结识了一个青帮头目,加入了青帮,开启了自己的黑帮生涯。但即便入了青帮,杜月笙也是籍籍无名之辈,做着青帮最底层的活计。
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黄金荣被人偷了一包烟土。杜月笙毛遂自荐,单枪匹马地帮黄金荣找回了这包烟土,从此得黄金荣赏识,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杜月笙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公兴俱乐部”,不但将赌场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还借助这个鱼龙混杂之地,结交了不少后来的风云人物。戴笠就是在这个时候,和杜月笙成为拜把子弟兄的。
羽翼渐丰的杜月笙,逐渐脱离了黄金荣的掌控,自立门户,广收门徒上千人。
此后,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结为异性兄弟,合开“三鑫公司”,出任董事长,垄断了上海滩的烟土生意。
靠着在鸦片生意上的滚滚财源,杜月笙将触角伸到了上海的各行各业,涉足银行、交通、剧院、电影等领域。
巅峰时期的杜月笙,拥有70多家各大公司,成为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物,有着“杜月笙一吼,上海抖三抖”之说。
身处上海各种政治力量漩涡中的杜月笙有着多面性。
(戴笠旧照)
在1927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不但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还组织数百门徒,血腥残杀工人纠察队。
但是,杜月笙同时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主动成立“抗日筹募委员会”,募集了大量的资金支援前线,甚至将自己手里的武器等战略物资交给抗日队伍。
“淞沪会战”爆发后,杜月笙曾在一天之内,筹集到20万个烧饼送给前线国军。除了这些,杜月笙还积极参与锄奸行动,协助戴笠成功狙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即便他后来退居香港,也积极投身抗日活动,不但捐钱捐物,还号召门徒积极抗日,组建抗日队伍。
那么,这么一个黑白通吃,在上海只手遮天的人物,又是怎样衰落的呢?
一、上海的沦陷,是杜月笙败落的开始。
1937年11月,惨烈的“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了。日本人看中了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影响和地位,千方百计拉拢诱降杜月笙。想利用其上海大亨的势力,控制上海。这期间,日本人曾提出出资3000万元和杜月笙合伙办公司,但杜月笙以“我是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办公司不合体制”为由拒绝了。
杜月笙坚守了民族气节,但是得罪了日本人,因此他前往香港避祸。临行前,曾邀约黄金荣一道,但黄金荣年老多病,又放不下自己的房产,不愿前往。杜月笙叮嘱黄金荣不要替日本人做事,黄金荣答应了杜月笙的请求,坚持闭门不出。
(淞沪会战旧照)
二、国军的冷落,是杜月笙败落的重要节点。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希望东山再起。但此时的上海已是物是人非。虽然杜月笙的威名尚存,但要想恢复昔日的雄风,已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杜月笙将眼光转向了国军,希望能在上海市政府谋职。但满大街的“打倒杜月笙”的口号和标语,让他心灰意冷。在国军眼里,杜月笙不过是一个没落的流氓头子,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1948年,国军以“囤货炒股”为由,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并判刑6个月。为此,杜月笙深有感慨的说:“他们当你是尿壶,需要你的时候取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把你塞到床底下,还嫌臭。”他已经遭到了国军的彻底抛弃。
三、土壤的失去,是杜月笙落败的重要原因。
1943年,随着英法租界的陆续消失,青帮失去了生存壮大的土壤,也失去了外国势力的保护。国军为了维护在上海的统治,绝不会放任帮会横行,放任青帮控制上海的政治和经济。因此,此时的杜月笙,已经无法立足于上海,失去了在上海滩的生存空间。
1949年4月,杜月笙举家迁往香港。1951年,62岁的杜月笙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病死在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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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曾经的上海滩大佬,说到他起家的原因,无非是仗着黄赌毒,而之所以他能够如此大张旗鼓干这些生意,也是仗着法国人在背后撑腰。杜月笙最风光的时候,连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对他礼让三分,说白了就是因为上海滩势力复杂,蒋介石需要杜月笙这样的地头蛇来帮他做事。
然后在1945年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用八年的时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蒋介石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国家总统,作为总统的蒋介石自然不能在和杜月笙这种人往来。
并且对于蒋介石来说,杜月笙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此时的上海滩,蒋介石已经能够完全控制,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战胜国,国际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十年前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杜月笙被蒋介石抛弃,他在上海滩已经很难再东山再起。1949年之后,杜月笙带着全家老少去了香港,本想大干一番的杜月笙,却已力不从心。杜月笙年纪大了,身体大不如前,只能无奈的在香港安稳度日,最后在香港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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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是怎么败落的?杜月笙的命运其实和国民党的命运息息相关。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本就寄生在国民党政权之下的杜月笙和青帮,自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被迫仓惶逃出上海滩。
但是精明的杜月笙也深知,台湾也不可能是他的养老之地,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青帮也再不可能受到国民党的礼遇,因此,他携家眷到达香港,并最终在香港逝世。
贫民出生,小混混起家,却最终成为上海滩说一不二的黑帮大佬,巅峰时期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影响力,连上海市政府都要退让三分,甚至国民政府的常凯申都要对杜月笙折节下交,也可见杜月笙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拥有如此权势的杜月笙为何会最终落败呢?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杜月笙为什么在上海滩乃至民国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这是上海滩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杜月笙所掌握青帮的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清末崛起的上海,其实从未被中央政府彻底掌控。
上海被称为世界冒险家的乐园,不仅境内列强租界林立,内部形势也极为复杂,哪怕是已经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袖的常凯申,也依然对上海滩无法进行有效控制,更对于上海滩的诸多列强势力投鼠忌器。
因此,为了加强对上海滩的控制,青帮头子杜月笙就成为最好的帮手,或者说可资利用的工具。因为本是民间帮派出身的杜月笙,没有蒋介石那么多顾忌,青帮既具有巨大势力,还能干脏活,杜月笙自然成为蒋介石统治上海滩的最好帮手。皇帝还不差饿兵,因此,精明的杜月笙也获得了煊赫的权势和巨大的影响力。
杜月笙本人也深知这一点,他曾经提出的夜壶理论,其实未尝不是在说自己。他说搞政治的人都把帮派当作夜壶,起夜的时候,夜壶很方便,但是用完之后却又嫌它脏,恨不得马上扔掉。很显然,杜月笙及青帮就是这个夜壶。
而且,杜月笙在国民政府失宠,或者说开始败落,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已露出端倪。因为抗战期间,常凯申已经收回了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因此,杜月笙及其领导的青帮,自然已经没有了多少生存的土壤。
没有列强租界,青帮对的对于常凯申的价值也大大降低。不过,此时人情练达的杜月笙,依然能保持自己的基本权势,甚至在小蒋在上海滩打虎之后,还让小蒋铩羽而归。
不过,无论上海滩的青帮势力有多么庞大,终究只是寄生在民国身上的一颗毒瘤,一旦国民党的政权都不复存在,青帮自然也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最终,上海滩的青帮被新中国一扫而空,杜月笙到香港后也失去了所有的权势,最终抑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