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时代到来,背后六大问题亟需解决


​“都市圈”时代到来,背后六大问题亟需解决

继全国“抢人才”大战之后,全国城市“都市圈”大战也打响了。南昌、上海、杭州、银川、长春、郑州、青岛等多个城市,在今年的地方两会期间,都传出了要打造都市圈的消息。

为适应各地加快都市圈建设需要,国家发改委近期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2年,中国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并要求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这意味着“都市圈”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热点。那么中国“都市圈”发展现状以及前景究竟如何?中国各大“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回顾安邦智库(ANBOUND)对“都市圈”的追踪研究有助于大家认清这些问题。

1、什么是“都市圈”?其发展半径极限是多少?

“都市圈”概念的提出已达半个世纪之久,然而,至今国内外对“都市圈”的概念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界定标准也不尽相同。在使用中常与都市区、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相关概念发生混淆,造成大家用的是同一个词,却说的不是一回事,或者大家说的基本上是一回事,却采用不同名词的情况。

安邦智库城市问题研究团队的追踪研究表明,“都市圈”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1951年,日本学者木内信藏提出了城市地域分异“三地带学说”,认为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城市周边地域和市郊外缘广阔腹地三大部分组成,并依次从市中心向外有序排列

这一思想进而被发展为“都市圈”理念,并作为日本及许多西方国家城镇群体发展的重要空间组织特征之一。

英语称“都市圈”为MetropolitanCoordinating Region,简称MCR,国际上也称都市区或都会区,主要是指超大、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产业等城市功能向城区外迁移,并通过便捷的交通体系、形成具有较强通勤联系功能的都市扩展区形态。

这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向外扩散、功能疏解的必然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结果,其突出特征是

“都市圈”内的区域具有通勤联系。

从东京“都市圈”、纽约都会区等国际上比较成熟的“都市圈”来看,“都市圈”的最远距离基本稳定在50公里左右

日本将城市地区称作市街地,即人口密度不小于4000人/平方公里的地区。按照这个标准制作了如图1所示的东京“都市圈”的成长图。可以看出,东京“都市圈”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半径从1920年的10公里,发展到1980年的50公里左右,且从1980年开始,其长轴半径一直稳定在50公里附近(短轴半径为30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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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京都市圈发展历程

东京“都市圈”的长轴半径二十多年都稳定在50公里附近,不是偶然的,它与人们日常生活规律、通勤范围、交通运输效率等因素息息相关。此外,城市经济水平、房价、居民收入、交通工具运输效率等因素也会对“都市圈”范围造成一定影响。

“都市圈”中绝大多数人都属于常态居民,他们每天要去上班、上学和回家,业余时间除了睡觉还要休闲娱乐,能够用于通勤或通学的时间所剩无几,另外,人对于通勤时间长度的忍耐性也是有限的,绝大多数人对通勤时间的最长忍耐度一般不超过1小时。这就是尽管交通运输效率较过去有了长足提升(如高铁等),但都市圈的半径并没有出现无限制的增长的主要原因。

因此,大“都市圈”的长轴半径稳定在50公里附近有其客观规律性,即通勤圈的大小决定着都市圈的大小。这一点,从图2所示日本首都交通圈轨道交通所示半径恰是50公里左右可以得到证明,法定的东京“都市圈”居民出行调查的范围(即通勤圈范围)就是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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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日本首都交通圈轨道交通网络示意图(不含地铁)

北京目前通勤圈范围只有30公里左右,城市区域(人口密度不小于4000人╱平方公里)的半径也仅在30公里上下(参见图3),与纽约、东京都市圈相比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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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京、东京都市圈同等尺度人口密度分布比较图

借鉴其成长经验和事实,北京“都市圈”未来的长轴半径稳定在半径50公里是极有可能的,其范围中近期就是北京平原区,远期个别主要发展轴或将延伸到半径50公里范围,如廊坊的北三县地区,有较大发展空间。

2“都市圈”与城市群有啥不同?

发展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重大策略和重要思路。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对城市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的认识日渐成熟,我国已进入大城市向“都市圈”发展的新阶段

从“城市群”到“都市圈”,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究竟是什么呢?

按照《意见》中的表述,“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家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而“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从与城市群之间的关系来看,都市圈是个介于“城市”和“城市群”之间的区域概念,与城市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城市群是指具有较强经济联系的城市集合体,一般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集聚相当数量不同性质、类型和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城市群侧重于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产业分工与合作,而“都市圈”侧重于核心城市功能的外溢和疏解、强调通勤联系

一般“都市圈”最远辐射半径在50公里左右、面积可达到1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00万。而城市群核心城市之间的距离在300公里左右,面积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也远大于“都市圈”。

不难看出,“都市圈”在体量和层级上,要低于城市群。但相比看上去有些宏大的城市群,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和一部分的“都市圈”的着眼点更在于核心城市与周边辐射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及相邻城市在交通、服务、市场等方面的一体化运营。

因此,培育发展“都市圈”,不仅有助于超大、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抓手


3、我国各大“都市圈”发展水平究竟如何?

目前,虽然各大中心城市纷纷提出“都市圈”发展战略,但总体上看各大“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根据2017年数据测算,在人口联系方面,超过85%的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每天平均人口流动规模不足8万人次。

中国基于行政区划的城市管理制度,使得同一“都市圈”但不同行政辖区的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等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是制约我国“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挑战。

以北京为例,比邻北京的河北北三县与北京市中心距离在30—40公里,每天从北三县往返北京市区上下班的居民达几十万,实际上北三县已进入北京“都市圈”范围,但因为不同的行政区划,使得北京的轨道交通、公共服务等难以向北三县延伸,人口、经济等数据统计也难以统筹。

行政边界的分割大大制约了“都市圈”的健康发展。

另外,我国“都市圈”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区域间差距巨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有明显差距。

有研究机构对全国29个都市圈,从创新热力、空间潜力、人口活力、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城市间人口、经济和交通网络联系度、网络成熟度等角度进行测评。

研究显示,我国的“都市圈”发展水平可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培育型三个层次。

总体来看,我国“都市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长三角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得分最高,属于成熟型“都市圈”(都市连绵区),是第一层级。其中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在六项指标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是我国都市圈连绵发展的最高水平代表性地区;珠三角地区紧随其后,但在创新热力、公服能力、网络成熟度和网络联系度方面稍显逊色。

发展型“都市圈”包括北京都市圈天津都市圈成都都市圈青岛都市圈郑州都市圈等。

北京周边城市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京,甚至出现了“环京贫困带”,直接导致北京都市圈的创新热力和公服能力水平不高。北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其服务能力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尺度,在区域尺度上的带动作用明显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成都和郑州都市圈与北京情况相似,各有所长,也各有明显不足,均在创新热力上有显著短板,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投入才能实现长足的进步。

培育型都市圈包括石家庄都市圈太原都市圈合肥都市圈

银川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等。它们综合评价的各项指标水平均较低,指标不平衡特征也非常突出。

其中,银川都市圈在创新热力、空间潜力和网络成熟度方面处于明显劣势;长春和兰州都市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在人口活力方面也逊色许多。


4、中国的“都市圈”建设应该冷静

面对“都市圈”建设热潮,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提示,有六大问题亟待破解:

首先,房地产行业受到多重调控政策的约束,一大发展动力受到抑制,新动力能否完全替代,尚未可知。因此,目前来看,以城市化推进都市圈大建快上的可能性不大,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二,随着都市圈的扩建,核心城市高涨的成本有可能会逐步影响到周边地区,拉高整个区域的营商和居住成本。因此,在未来都市圈建设中,如何防止城市营商、居住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都市圈”发展或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城市建成区的进一步扩张,会对环境的承载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各地区能否真正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应对都市圈建设带来的影响,仍有待观察。

第四,“都市圈”的扩张,无法回避人口问题,特别是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和压力。中国人口的增速在下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出现城市人口的负增长,人口正在离开中心城市,而中西部一些中心城市的兴起,也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城镇化。除非中国的乡村进一步萎缩,这种趋势才有可能出现逆转,但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

第五,债务上升的可能性。就目前的规划来看,都市区建设的启动仍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同时,很多区域还面临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需要。基建和科技投入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且属于长期投资,收益具有长期性和高风险。

最后,外部环境存在很多变数,不确定性、不平衡性有所上升,这也为“都市圈”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都市圈”是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及空间重构的关键阶段。但问题是,都市圈的建设是否真的能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都市圈是否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这实际是中国政策部门应该冷静以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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