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公元721-724年(唐开元九到十二年间)，当时的中华大地一片升平，然而在人们欢声笑语的背后，一场南北跨度近五千公里的“大型战役”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役的指挥者正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张遂(一行和尚)。
这场“特殊的战争”北起铁勒(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南至林邑(今越南河内一带)，中间还分布着十个“战役点”，分别位于今日的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及山西等地，十二个地点共动员役夫约数万，堪比一次战争动员的规模。
原来，这是唐代史无前例的一次全域性“大地测量”，这次测量直接关系到了《大衍历》的编著，而且间接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较为精确的子午线数据，与今天的精确测量仅每度误差二十余公里(在当时的测量手段及地球的尺寸范围内，这点误差完全可以理解)。
张遂是唐代开国元勋张公瑾的孙子，自幼就以超强的记忆力及广博的学识闻名，唐玄宗一直对其推崇备至并视为国师。
公元721年(开元九年)的时候，由于根据李淳风《麟德历》的日食预报数次失准，唐玄宗觉得当前的历法尚有缺陷，于是召了张遂进宫问询。张遂指出：谬误根源正来自沿用了千年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三百年前已有人(南北朝天文学家何承天)在小范围测试中证实了它是一种错误的理论。
隋朝天文学家刘焯也曾提出了大规模“测量日影”的设想，可惜隋朝皇帝不是唐玄宗李隆基，刘焯的提议并未被采纳。
获悉原因后，唐玄宗决定让张遂重新勘定历法、这过程中需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唐玄宗也诏令全国各地对张遂提供了人力物力上的所有支持！
由于这次测量牵涉的地域范围太广，张遂派太史监南宫说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分赴各地，将各地测量的日影数据“回日奏闻”，然后再由张遂本人亲自汇总计算。测量范围由北纬51度处的铁勒一直到18度处的林邑，其跨越的广袤范围，实际上也只有疆域宽广的唐代才能实现了----毕竟这并非一次“跨国测量”，再说，他国的土地也轮不到唐朝去测量的。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测量之前，年轻时候的张遂早已尊师嘱游历过大唐的四方寰宇，其足迹基本已遍及过这次测量的地域范围。
根据他之前的游历记录，再结合这次来自各地的汇总数据，这次测量就好比一场准备了数十年的大战。
唐中宗神龙初年，张遂就曾在冈州的五马归槽山、圭峰山等地(今日江门新会)结庐为庵观星了三年。由于当地与北回归线之间正好相差一度(132公里)，根据三年反复观星得出的数据规律，那时候的张遂其实已确定了刘焯的理论是正确无误的，所以才会在唐玄宗面前直接否定了“日影一寸，地差千里”一说。
从他特意选择“冈州观星”的行为来看，其实“一度子午线”的具体距离早就装在他心里了，只是一直尚缺乏大规模的测量验证。
测量队伍中的南宫说主要依据隋代刘焯的计划进行测量，通过“帮刘焯圆梦”来验证其理论，这样的开放性科学态度也是很值得后人借鉴的。
事实上，借助刘焯的理论，这次测量中的“河南战役”的收获最为巨大，张遂正是根据河南的测量结果得出了“极地度值”数据：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极差一度半，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换算成今天的数据，即1度为132.03公里，与今天的110.6公里相比误差20多公里左右。
这个否定“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测量过程，实际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子午线测量，只是当时还不存在“子午线”这样的概念。
公元814年，阿拉伯人也进行了一次子午线测量，其结果就更为接近今天的数据了(111.8公里)，而且那也在“踩在张遂肩膀上”的一次测量，正如张遂也借鉴了刘焯的理论一样，科学本来就不应存有私心与国界!
从前，来自西汉《周髀算经》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理论说：南北相距一千里的两个点，在夏至的正午分别立一八尺长的测杆，它的影子相差一寸。
由于观测地点的不同，各地的日影和昼夜长度也是不同的，古人没进行过范围广大的测量，出现此认识偏差也是常理。在从河南滑州与上蔡的测量数据看，两地相距为526公里，而日影长度差就已达二寸一分，这数据就足以推翻“日影一寸，地差千里”之说了。
唐朝时候世界上还不存在“地球”的概念，也不知道地球是一个标准的椭球体；借助原始的测量工具(张遂自制“覆矩”)得出这样的具体数据，地球直径(南北纬的四倍)四万多公里的数据就已跃然纸上。
虽然这并非那次测量的本意目标，但正如所有科学实验一样，这样的结果也是因其内在关联的规律而出现的，也可以说这是“意料之外、规律其中”的收获。
根据那次土地大测量的数据，张遂编撰出了著名的《大衍历》，后世所有历法均沿用了《大衍历》的格式，因而《大衍历》也被称为“唐历之冠”(《中国天文学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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