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他在李淵起兵以前迎娶了李淵的女兒，即後來的平陽公主。
柴紹
平陽公主
在武德年間，柴紹擔任岐州刺史，岐州位於長安以西，緊鄰長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具體可以看看下圖：
岐州
此外，李淵在武德八年（625）五月復置關中十二軍，統領唐朝在關中的主力部隊。柴紹以岐州刺史身份出任平道軍將（也可稱之為“平道將軍”），鎮守岐州，守護長安的西大門。
由此可見，在武德末期，柴紹的地位非常重要和關鍵。那麼，在武德末期李世民集團與李建成集團的鬥爭中，柴紹的立場如何？是否有什麼傾向性呢？
此前我也看過一些相關的分析，多是從柴紹的履歷入手分析。我個人感覺沒有抓住重點。唐朝初年的大規模戰爭就那麼幾次，因此，但凡數得上的唐軍將領，大多都參與其中，因此，總會有跟隨李世民或者李建成的征討經歷。柴紹也不例外，他多次跟隨李世民出征，這隻能說明柴紹與李世民有共事經歷，不能因此判定柴紹在武德末年的鬥爭中傾向於李世民這邊。
我還看到有人以李世民說過的話來分析他與柴紹的關係，例如，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年（636））李世民曾說過“朕弱冠交遊，惟柴紹、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語出《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也可借指良友），據此看李世民對柴紹的評價並不高。我認為，李世民領兵既久，說話很直接，有時候說話不怎麼走腦子，不能因為他的一兩句話來判定他與柴紹的實際關係。比如說，李世民對長孫順德也說過一些頗為不屑的話（“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問也！”語出《舊唐書》長孫順德傳），但長孫順德在武德末期仍然是李世民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
想要分析柴紹的立場，最關鍵的，還是要看柴紹在玄武門之變前後是否有什麼比較直接的表現。我還是舉長孫順德的栗子，你就是把他的履歷分析出花來都沒用，只要一句“武德九年，（長孫順德）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玄武門”（《舊唐書》長孫順德傳）就可以給他定性了。
長孫順德
那麼，柴紹在玄武門之變前後，有沒有什麼比較直接的表現呢？
應該說，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玄武門之變時，柴紹作為岐州刺史、平道軍將，正在準備征討突厥，據《資治通鑑》記載：
（五月）戊戌（十一日），突厥寇秦州。……突厥寇蘭州。丙辰（二十九日），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
此後不久即發生玄武門之變，柴紹因正在岐州準備出征事宜，因此，沒有直接參與玄武門之變的行動。同時，因玄武門之變的發生，柴紹的這次出征也暫時中止。
那麼，是否有什麼其他的比較直接的證據證明柴紹的立場呢？
我認為是有的。
據《資治通鑑》記載：
武德九年（626）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十五日），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
這條記載夾雜在關於玄武門之變的大段記載之中，很少被人注意到，但這條記載非常重要，它說明，六月十五日，也就是玄武門之變11天之後，柴紹以右衛大將軍的身份率軍進攻突厥。
請注意，這是目前有史料可查的，玄武門之變後，唐軍第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當時的形勢是什麼樣子的呢？這時距離玄武門之變不過才11天，正是權力交接的最為關鍵的時間。此前不久的六月戊辰（十二日），朝廷剛進行了一次大規模人事調整，將李世民的一批心腹人物調整到東宮的關鍵位置上。還特別任命李世民集團的核心人物屈突通出任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鎮守洛陽，穩定局勢。此後不久的六月辛巳（二十五日）還發生了李建成的餘黨、幽州大都督廬江王李瑗謀反事件。
可見，當時正處在權力交接的過程之中，整體形勢並不十分穩定。
在這種敏感時期，朝廷對於軍事行動，特別是可有可無的軍事行動，應該採取儘量避免的態度，以免有人趁機生事。例如，原定李元吉率領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增援烏城，這就屬於可有可無的軍事行動，對此我專門有一篇文章進行分析，當時烏城所屬的靈州方向的唐軍李靖、李道宗所部兵力足可以憑自身力量解決問題，因此，玄武門之變後，朝廷並未找人代替李元吉出征，而是取消了這次軍事行動。
那麼，柴紹的這次軍事行動是否是可有可無的呢？我認為是的。當時，突厥先是入寇隴州，後又入寇渭州，柴紹出征後破敵的地方則在秦州。隴州、渭州和秦州的位置如下圖所示：
隴州渭州秦州
突厥先是入寇隴州，隴州位於岐州以西，距離長安倒是比較近了，但此後又入寇渭州，渭州已經在長安西邊很遠的地方了。突厥入寇隴州後，並未繼續向東進攻岐州以逼近長安，反而向西進攻渭州，由此可見，此次突厥入寇，目標並非是直奔長安，而是到處抄掠。此外，柴紹出兵後，也未在隴州境內遇到突厥，還是繼續向西追到秦州才與突厥交戰。這足以說明，柴紹所面對的，是以抄掠為目的的突厥偏師，對唐朝的威脅並不大。柴紹的這次軍事行動，並非必須進行，是可以歸入可有可無之列的。
此外，即便是確有必要進行的軍事行動，當時的朝廷、說白了就是李世民在選將時，也必然會選擇自己信得過的親信將領。例如，後來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寇渭水的時候，率軍在涇陽與突厥進行激烈交戰的就是李世民的心腹尉遲敬德。而對於立場有問題的將領，李世民則儘量避免讓其參加軍事行動，上面提到的原本計劃在六月初隨同李元吉出征的李藝和張瑾，最終就都沒有出征。而對於立場特別有問題的將領，例如李瑗，還要採取召其入朝的措施，“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資治通鑑》）。
對比之下，對於柴紹，李世民居然在玄武門之變僅僅11天后的敏感時期主動要求柴紹出兵進行一次並非完全必要的軍事行動。此外，請大家注意柴紹的官職，玄武門之變前的五月二十九日，柴紹是岐州刺史、平道軍將，玄武門之變後的六月十五日，柴紹已經成為了右衛大將軍。十二衛大將軍的位置，因為直接掌控軍隊，在玄武門之變後的這段時間，是極為關鍵的位置，武德九年（626）七月初新任命的3位大將軍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全是李世民的心腹人物。而在這一時間內，柴紹也被任命為十二衛大將軍之一，可見李世民對柴紹的信任。同時說明，柴紹六月十五日出徵時，其統帥的應該不僅僅是平道軍，還包括了宿衛長安的部分軍隊。
以上充分說明，李世民對於柴紹是完全信任的，以此推論，柴紹在武德末期的立場也就非常清楚了，如此敏感的時期，在長安近郊的岐州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其軍隊主將怎麼可能不是傾向於李世民集團的人物呢？
以上是我的一些簡單分析，歡迎大家多提寶貴意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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