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在李渊起兵以前迎娶了李渊的女儿，即后来的平阳公主。
柴绍
平阳公主
在武德年间，柴绍担任岐州刺史，岐州位于长安以西，紧邻长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具体可以看看下图：
岐州
此外，李渊在武德八年（625）五月复置关中十二军，统领唐朝在关中的主力部队。柴绍以岐州刺史身份出任平道军将（也可称之为“平道将军”），镇守岐州，守护长安的西大门。
由此可见，在武德末期，柴绍的地位非常重要和关键。那么，在武德末期李世民集团与李建成集团的斗争中，柴绍的立场如何？是否有什么倾向性呢？
此前我也看过一些相关的分析，多是从柴绍的履历入手分析。我个人感觉没有抓住重点。唐朝初年的大规模战争就那么几次，因此，但凡数得上的唐军将领，大多都参与其中，因此，总会有跟随李世民或者李建成的征讨经历。柴绍也不例外，他多次跟随李世民出征，这只能说明柴绍与李世民有共事经历，不能因此判定柴绍在武德末年的斗争中倾向于李世民这边。
我还看到有人以李世民说过的话来分析他与柴绍的关系，例如，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年（636））李世民曾说过“朕弱冠交游，惟柴绍、窦诞等，为人既非三益”（语出《论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也可借指良友），据此看李世民对柴绍的评价并不高。我认为，李世民领兵既久，说话很直接，有时候说话不怎么走脑子，不能因为他的一两句话来判定他与柴绍的实际关系。比如说，李世民对长孙顺德也说过一些颇为不屑的话（“顺德无慷慨之节，多儿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问也！”语出《旧唐书》长孙顺德传），但长孙顺德在武德末期仍然是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想要分析柴绍的立场，最关键的，还是要看柴绍在玄武门之变前后是否有什么比较直接的表现。我还是举长孙顺德的栗子，你就是把他的履历分析出花来都没用，只要一句“武德九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讨建成余党于玄武门”（《旧唐书》长孙顺德传）就可以给他定性了。
长孙顺德
那么，柴绍在玄武门之变前后，有没有什么比较直接的表现呢？
应该说，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时，柴绍作为岐州刺史、平道军将，正在准备征讨突厥，据《资治通鉴》记载：
（五月）戊戌（十一日），突厥寇秦州。……突厥寇兰州。丙辰（二十九日），遣平道将军柴绍将兵击胡。
此后不久即发生玄武门之变，柴绍因正在岐州准备出征事宜，因此，没有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行动。同时，因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柴绍的这次出征也暂时中止。
那么，是否有什么其他的比较直接的证据证明柴绍的立场呢？
我认为是有的。
据《资治通鉴》记载：
武德九年（626）六月，突厥寇陇州；辛未（十五日），寇渭州；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击之。
这条记载夹杂在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大段记载之中，很少被人注意到，但这条记载非常重要，它说明，六月十五日，也就是玄武门之变11天之后，柴绍以右卫大将军的身份率军进攻突厥。
请注意，这是目前有史料可查的，玄武门之变后，唐军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的形势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时距离玄武门之变不过才11天，正是权力交接的最为关键的时间。此前不久的六月戊辰（十二日），朝廷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人事调整，将李世民的一批心腹人物调整到东宫的关键位置上。还特别任命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人物屈突通出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稳定局势。此后不久的六月辛巳（二十五日）还发生了李建成的余党、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谋反事件。
可见，当时正处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之中，整体形势并不十分稳定。
在这种敏感时期，朝廷对于军事行动，特别是可有可无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尽量避免的态度，以免有人趁机生事。例如，原定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增援乌城，这就属于可有可无的军事行动，对此我专门有一篇文章进行分析，当时乌城所属的灵州方向的唐军李靖、李道宗所部兵力足可以凭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朝廷并未找人代替李元吉出征，而是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
那么，柴绍的这次军事行动是否是可有可无的呢？我认为是的。当时，突厥先是入寇陇州，后又入寇渭州，柴绍出征后破敌的地方则在秦州。陇州、渭州和秦州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陇州渭州秦州
突厥先是入寇陇州，陇州位于岐州以西，距离长安倒是比较近了，但此后又入寇渭州，渭州已经在长安西边很远的地方了。突厥入寇陇州后，并未继续向东进攻岐州以逼近长安，反而向西进攻渭州，由此可见，此次突厥入寇，目标并非是直奔长安，而是到处抄掠。此外，柴绍出兵后，也未在陇州境内遇到突厥，还是继续向西追到秦州才与突厥交战。这足以说明，柴绍所面对的，是以抄掠为目的的突厥偏师，对唐朝的威胁并不大。柴绍的这次军事行动，并非必须进行，是可以归入可有可无之列的。
此外，即便是确有必要进行的军事行动，当时的朝廷、说白了就是李世民在选将时，也必然会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亲信将领。例如，后来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寇渭水的时候，率军在泾阳与突厥进行激烈交战的就是李世民的心腹尉迟敬德。而对于立场有问题的将领，李世民则尽量避免让其参加军事行动，上面提到的原本计划在六月初随同李元吉出征的李艺和张瑾，最终就都没有出征。而对于立场特别有问题的将领，例如李瑗，还要采取召其入朝的措施，“太子建成谋害秦王，密与瑗相结。建成死，诏遣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召瑗”（《资治通鉴》）。
对比之下，对于柴绍，李世民居然在玄武门之变仅仅11天后的敏感时期主动要求柴绍出兵进行一次并非完全必要的军事行动。此外，请大家注意柴绍的官职，玄武门之变前的五月二十九日，柴绍是岐州刺史、平道军将，玄武门之变后的六月十五日，柴绍已经成为了右卫大将军。十二卫大将军的位置，因为直接掌控军队，在玄武门之变后的这段时间，是极为关键的位置，武德九年（626）七月初新任命的3位大将军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全是李世民的心腹人物。而在这一时间内，柴绍也被任命为十二卫大将军之一，可见李世民对柴绍的信任。同时说明，柴绍六月十五日出征时，其统帅的应该不仅仅是平道军，还包括了宿卫长安的部分军队。
以上充分说明，李世民对于柴绍是完全信任的，以此推论，柴绍在武德末期的立场也就非常清楚了，如此敏感的时期，在长安近郊的岐州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其军队主将怎么可能不是倾向于李世民集团的人物呢？
以上是我的一些简单分析，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全文完）
閱讀更多 詳侃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