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投資者都在尋找自己心目中的優秀公司，這個過程大多數時候都是很艱辛的，當然有些人也會有“一見鍾情”的情況，而當我們費盡心思找到這些自己認為足夠優秀的公司後，依然會面臨另一個挑戰：該用什麼價格買入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看看投資大師們是如何選擇的：格雷厄姆作為價值投資的鼻祖，在他那個時代由於經歷過大蕭條時期，所以在估值方面有嚴格的標準，一般最高不超過16倍市盈率，大多數時候都在10倍左右；巴菲特在格老的基礎上，對企業的商業模式價值進行了提煉，所以在估值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寬，一般最高不超過20倍，大多數時候都在15倍左右；而彼得林奇作為成長股投資大師，他對估值的要求卻並沒有人們想象中那麼低，一般最高不超過25倍，大多數時候在20倍左右，他也曾經說過：你永遠也不應該用40倍的市盈率去買入一家優秀公司——很難想象這是一位以10倍股為目標的成長股投資大師所說的話。因此，我們看到，不論是老派的價值投資大師，亦或是新生代的成長股投資大師，他們對優秀公司的估值標準都不會是過度放寬的，而他們都取得了令人羨慕的長期投資收益（此處為簡化討論，不對一些以市淨率等其他指標進行投資決策的投資領域作討論）。
對估值水平的高要求，其實蘊含了投資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撐點：安全邊際。不論是我們普通投資者，還是這些投資大師們，都應該牢牢記住這一點，它會讓我們的投資變得牢不可破。
那麼，假如我們選擇高價買入優秀公司會發生什麼呢？首先，它會讓我們失去投資的主動權。因為一旦用高價買入這些股票，就使得它們“不得不”表現的那麼優秀，稍有不及預期都將帶來慘烈的下跌。如果我們沒有為此支付過高的對價，那麼對於是否優秀的容忍度也將隨之提高，假設當初的眼光確實沒有看對，也不會對我們的投資產生太大的損失（比如巴菲特投資IBM公司，雖然沒有獲得成功，但也沒有產生什麼損失）。而支付高價購買股票，就好比：“舉著火把穿過火藥庫，即使你毫髮無損,也改變不了你是個蠢貨的事實。”
在歷史上，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高價買入優秀公司的慘痛後果。比如我們a股市場上的知名白馬公司中國平安，假如你在2007年以60倍市盈率買入這家中國最優秀的保險公司，到10多年後的現在，市盈率下降到14倍，這筆投資也才剛剛開始扭虧為盈。如果8年前你以40倍的市盈率買入一家叫東阿阿膠的公司，作為中國知名的中藥保健品公司，它的歷史可能傳承了上千年，頻繁的漲價也讓它的業績持續上漲，但是你在它身上的年平均投資回報可能只有可憐的個位數。
在美國市場，這樣的案例也並不鮮見，比如六七十年代著名的“漂亮50”事件，當時眾多美國知名的優秀公司被投資者熱烈追捧，市盈率被推到了50倍，70倍，甚至幾百倍的地步，雖然這其中有很多的公司確實在後面的年份裡保持了不錯的業績表現，但是過高的估值完全扼殺了股價繼續良好表現的可能。比如寶麗來公司，它是一家業績非常穩定的優秀企業，市盈率一度被炒高到了50倍，1973年這家公司的股價為每股143美元，但是到了1974年卻下跌到了14美元，1978年反彈到了60美元，後來又開始下跌，1981年的時候就只有美股19美元了。還有大名鼎鼎的迪士尼公司，1972年市場位於高位時迪斯尼的市盈率為76倍，而1980年卻僅有11倍，足足跌去了85%！不可否認，這些當時的美國公司擁有著強勁的市場的競爭力和靚麗的業績表現，但是當我們頭腦發熱為此支付高昂的價格，可能會是一個糟糕的選擇，也將為此付出慘烈的代價。
投資，本質上是一個選擇的行為。我們放棄高價買入優秀公司，必然會有錯過偉大公司的可能，但有時候懂得有所取捨是必須的。巴菲特常說如果我可以輕鬆跨越1英尺高的欄杆，就不會去選擇跨越7英尺高的，這其中也透露了大師自己的選擇智慧。而我們同時也要始終記住，任何所謂的“優秀公司”，都是我們的主觀判斷，它與客觀現實總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即使是股神也一樣會有看走眼的時候，所以這個高價買入的前提條件是值得小心推敲的。即使是面對一家優秀的公司，當它的價格過於高估的時候，我們也可以選擇耐心的等待，因為等待也是一種能力。巴菲特把投資決策比作棒球運動中的擊球，我們可以放棄那些沒有太大把握的機會，而當進入自己的擊球區的時候才用力揮棒用力一擊。
杜鵑不鳴，則待之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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