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解放戰爭的硝煙漸漸地褪去, 一個嶄新中國的建設正待興起。
鞍鋼, 這座國內最大的工業聯合企業, 也開始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嘗試領導與組織大規模工業建設的第一座基地。自1948年3月到1954年年底, 黨中央及中共中央東北局先後抽調了500多名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 投身鞍鋼的恢復與建設, 史稱“五百羅漢”。
鞍鋼“五百羅漢”的構成, 可謂來自五湖四海, 涉及國內大多數省份與地區。按建國初期的行政區劃, 涉及到全國六大地區中的東北、華北、華東、中南等四大地區。動員幾乎全國的力量, 向一個企業調派如此大規模的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 在共和國曆史上絕無僅有。
1951年秋, 鞍鋼“三大工程”即將啟動, 靠現有不到200名領導幹部, 同時應對生產和基建兩條戰線的繁重組織領導工作, 已經捉襟見肘。當時, 鞍鋼首任經理李大璋在北京做手術, 出院後就解決幹部問題, 寫了一個報告直接呈送給毛澤東主席。同時, 東北工業部也向中央及有關部門提出了建議。毛澤東閱過這個報告後, 當即批轉給了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兼重工業部部長李富春。不久, 李大璋接到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打來的電話, 通知他馬上到北京來, 同時電話通知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也到北京來, 讓李大璋和汪道涵面對面打交道, 一起研究從華東地區抽調幹部的事宜。當年的12月13日, 李富春親筆給周恩來和毛澤東寫報告, 請求動員全國有關方面的力量幫助鞍鋼的恢復與改建。毛澤東於17日親筆批示:“完全同意, 應大力組織實行。”1952年3月19日, 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黨組請示黨中央和毛澤東, 提出:“集中全國力量, 特別是技術人員, 首先進行鞍鋼的恢復與改建工程, 爭取迅速完工。”5月4日, 中共中央批覆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黨組的請示報告, 向全黨、全國發出動員令:“要集中全國力量, 首先恢復和改建鞍山鋼鐵公司。”
從全國各地抽調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支援鞍鋼, 由此開始並持續兩年多時間, 其中以華東地區調動的幹部最多, 遍佈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5省。同時, 為籌建武鋼和包鋼, 中南局和華北局也分別抽調了一批領導幹部前來鞍鋼掛職鍛鍊。據初步統計, 調入鞍鋼的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超過300人。至此, 先後調入鞍鋼參加恢復與建設的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總數超過500名。
在許多經歷革命戰爭考驗的領導幹部心目中, 鞍鋼既是神秘的又是神聖的。戰爭年代, 他們從戰爭中學會了戰爭;和平年代, 他們更渴望從建設中學會建設。雖然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不懂工業, 但他們從戰爭中學會的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在鞍鋼運用得盡善盡美。進入工廠後, 他們很快與工人群眾和技術專家建立起了血與肉的聯繫, 形成了魚與水的關係, 從中也學到了知識, 學到了技術, 學到了經驗, 由外行變成了內行。
新中國鋼鐵工業的領導骨幹力量就是這樣迅速成長起來的, 併成為了當之無愧的鋼鐵脊樑。由他們率領的新中國第一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基建大軍, 迅速從鞍山走向全國, 在長城內外、在長江兩岸, 在西北“大三線”、在西南“大三線”, 擺開了鋼鐵建設戰場。正如當年追隨鞍鋼“五百羅漢”援建攀枝花鋼鐵項目的趙忠玉 (後曾任攀鋼董事長) 所形容的那樣:“凡是中國的鋼鐵廠就一定有鞍鋼人, 凡是沒有鞍鋼人的鋼鐵廠就一定不是中國的鋼鐵廠。”
歷史上, 鞍鋼“五百羅漢”中較大規模的調出至少出現過4次。第一次出現在1954年年底, 鞍鋼實行生產、基建和設計“一分為三”, 基建和設計系統從鞍鋼整體劃出, 分別組建隸屬重工業部的鞍山黑色冶金建設公司 (簡稱鞍建) 和鞍山黑色冶金設計院。第二次出現在1956年重工業部改組為冶金工業部後, 各省市自治區也相繼組建冶金廳局, 急需抽調領導幹部充實加強冶金各級管理機關, 鞍鋼“五百羅漢”中的一部分領導幹部相繼被調派到冶金部各個司局和13個省市自治區冶金廳局。第三次出現在1957年至1960年間, 包鋼、武鋼的建設再度上馬, 以加快形成鞍鋼、包鋼和武鋼“三足鼎立”的鋼鐵工業格局, 按照“對口支援”的原則, “五百羅漢”中的又一批領導幹部調出鞍鋼。同期, 正是全國各地處於大上鋼鐵的“大躍進”時期, 鞍鋼共支援了全國38個單位, 調出副經理4名, 廠礦處長58名。至此, 鞍鋼“五百羅漢”已經調出了超過五分之三。第四次出現在1964年至1969年間, 西南“大三線”建設拉開帷幕, 西北“大三線”建設再度重啟, 鞍鋼“五百羅漢”中僅剩的一部分能夠調動的力量又出征“大三線”。
在新中國冶金基本建設史上, 鞍鋼“五百羅漢”作為一個英雄群體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儘管鮮見文獻記載, 甚至不為大眾所知, 但這個英雄群體所建樹的卓著功勳卻是可圈可點、可歌可泣的。他們中的許許多多人將終生奉獻給了共和國的鋼鐵事業, 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1958年, 西北“大三線”鋼鐵建設拉開帷幕, 原負責基建施工的鞍鋼副經理趙北克 (時任“鞍建”經理) 親自率領3萬人的基建隊伍整建制調往嘉峪關。
揮師遠征大西北, 正當中年的趙北克可謂意氣風發, 躊躇滿志, 決心用4年時間在這裡建設一座年產400萬噸鋼的鋼鐵聯合企業, 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建設速度。在當年年底, 舉行的高爐、焦爐、礦山、鐵路、熱電站、水源地、機總廠等7大工程全面開工典禮上, “讓祁連山低頭, 讓北大河讓路!”“讓鏡鐵山獻寶, 讓戈壁灘變天堂!”等大幅標語, 展現出了建設者們的豪情壯志。然而, 風雲莫測, 世事難料。伴隨著基建戰場在戈壁荒灘迅速擺開, 日趨緊縮的經濟形勢也初露端倪, 計劃投資開始壓縮, 直至最終工程全部下馬。
“酒鋼一年以後一定要繼續建設;隊伍一定要回來;酒鋼建制一定不能變。”
在疏散動員大會上, 趙北克幾乎是對著大地在呼叫, 幾乎是對著天空在吶喊, 發自心底的“三個一定”振耳發聵, 在會場的內外、在人們的心中, 久久迴盪。當他充滿著依戀, “一事三蹙額, 一步三回頭”, 走出戈壁前, 特意叮囑留守的人員, 給他留一個位置, 他還要回來與大家一起奮鬥。
60年代中期, 偃旗息鼓了3年多的酒鋼建設二次上馬, 當年的大軍統帥趙北剋期待重新殺回來的那一天終於到來了!然而, 他沒有能夠如願以償地重返邊關, 但令他欣慰的是老搭檔、原負責基建供應的鞍鋼副經理王文傲然屹立在戈壁, 由本鋼經理轉任酒鋼建設總指揮。
對鋼鐵建設傾注了滿腔熱血的王文, 一到酒泉就迫不及待地登礦山, 看地形, 跑現場, 訪群眾。他帶領工作人員到遠離城區的鏡鐵山、野牛灘等荒山僻野, 察看礦產資源。在給家人的信中, 從字裡行間足以想象得到王文當時興致勃勃、充滿自信的神情, 他寫道:“我今天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鏡鐵山, 說明我的身體狀況很好, 看來可以為黨和國家再工作20年, 再建設出兩個鋼鐵基地。”可是, 他的身體卻越來越不能配合他的意志, 日漸垮下。組織上強制王文暫時離開, 回到本溪休養。
直到1971年, 冶金部考慮到王文的身體狀況, 準備安排他去條件好的地方工作, 他卻堅持要重返酒鋼。此時, 酒鋼距“兩年準備、八年建成”的目標已經時間過半, 他要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1971年春夏之交, 王文從本溪動身, 先到了北京, 已買好了返回酒泉的火車票。從北京臨上車前, 肝病發作, 他無奈地住進了同仁醫院, 經確診為肝癌晚期, 生命的燭光已經燃燒到了盡頭。得知王文病危的消息, 許多人從酒鋼匆匆趕來。
“…….我病好了跟你們一塊幹!”臨終前, 共和國鋼鐵戰線上的一員猛將王文, 依然雄心不已, 堅信壯士不倒, 卻壯志未酬, 1971年11月2日病逝於北京, 時年59歲。
1964年, 西南“大三線”鋼鐵建設正式啟動。兩年後的2月, 正在病榻上的鞍鋼副經理陶惕成奉命掛帥出征烏蒙山區, 率領18000人的基建大軍包建水城鋼鐵廠。
在“天無三日晴, 地無三里平”的崇山峻嶺之中, 陶惕成和大家一樣, 同住潮溼的帳篷, 同在大食堂就餐。家裡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 特意從鞍山捎來蜂蜜、蘋果, 陶惕成及時回信叮囑道:“這裡的老百姓很窮, 職工也很艱苦, 這樣做影響不好。”到水城不久, 冶金部撥給會戰指揮部5輛伏爾加轎車。陶惕成知道後, 立即將承辦的負責同志找來, 讓把車退回去, 嚴肅地說:“這裡的老百姓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 我們怎能坐著轎車在這裡充當中國的洋人呢!我們在這裡搞建設, 到處需要錢, 就是有錢也不能講排場。”
其間, 陶惕成回過一趟鞍山。夫人楊素關切地問他心臟病的狀況, 他如實地告訴她說:“有次和大家爬山坡, 在半山腰中, 心區痛了, 按照大夫所囑:立即蹲下來, 果然一會兒就好了。”“哎呀!我真擔心你的身體!”楊素不安地說。“不要緊, 只要按照大夫的囑咐做, 沒有問題。”他安慰著夫人楊素, 忽而又驚悟似地囑咐道:“我萬一出了事, 你可不能埋怨組織呀!這影響不好。”
正當陶惕成指揮千軍萬馬, 大展宏圖之時, 由“文革”引發的一場疾風暴雨, 很快侵襲西南“大三線”。在那一段時間裡, 他操碎了心, 累壞了身體。面對癱瘓的工地, 他痛心疾首, 卻並未消沉, 白天主持工作, 晚上接受批鬥。
受命前往水城前, 冶金部部長呂東在東山賓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 與陶惕成詼諧地開玩笑說:“老陶, 水城艱苦, 你去吧, 如果真的累死了, 我們給你樹碑立傳。”沒有想到, 一句戲言竟然變成了現實。1967年2月24日23時, 陶惕成因突發性急性胰腺炎出血, 倒在了工地的帳篷裡, 終年47歲。去世前的3小時, 他還安排了要和基建處的同志討論工程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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