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嘉慶、道光時期，象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是以儒家的道德準則作為官員的行為準則，概括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即：仁政愛民，忠君愛國，廉潔奉公，公明勤儉。清嘉慶、道光時期的官場道德危機，也就是作為指導和規範封建官員為官從政的道德危機。清嘉慶、道光時期的官場道德危機集中表現在官場貪汙腐化，酷烈虐民，欺騙矇蔽，消極怠工等四個方面。
官場腐敗是中國曆代專制政體下官場的一個毒瘤，應該說是自古有之，但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朝代象清後期那樣，到了無官不貪、有吏皆汙的程度，已成無可挽回之勢。
清嘉慶、道光時期官場的唯利是圖已成風氣，封建官員那種必須遵守的廉潔奉公的道德準則對絕大多數官員來說已蕩然無存。官員做官必先問肥缺，“出任之始，先論一利字”。嘉慶初年，洪亮吉說官員上任前都要分析各種官位能夠撈多少油水：
各揣乎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之贏餘若何，不幸而守令屢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亦大困矣。
官員的唯利是圖達到了毫不隱諱、明目張膽的地步，有些記載十分生動形象，如京官劉彬士到浙江任巡撫時公開說：“窮翰林出身，住京二十餘年，負欠不少，今番須要還債。”人們都說他如“餓虎出林，急不能待 ”。要這些官員來遵守廉潔愛民的道德原則，當然是天方夜譚。唯利是圖、不擇手段最典型的例子要算震動一時的殺官滅口案了。
按清代規定，凡賑災，一般要派官員查賑，以防地方官趁辦賑之機營私舞弊，中飽私囊。嘉慶十三年夏，江南淮安山陽縣暴雨成災，派知縣李毓昌作為查賑委員前往查賑。李毓昌率家人李祥、顧祥、馬連升等到各鄉村查點戶口，查得山陽縣令王伸漢捏報戶口浮冒賑款近 30000 兩的實情。李毓昌準備具清冊揭發到府。王伸漢探知後，重賄求情，都為李毓昌拒絕。王伸漢又懇請淮安知府王轂向李毓昌說情，對李毓昌說：“吾輩皆同官，誰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毀王（縣）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豈能甘心於君者？”同樣遭到李毓昌的拒絕。於是，王伸漢賄賂李毓昌的家人李祥、顧祥、馬連升等人，於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密謀毒殺李毓昌，並焚燬戶口清冊，又用 2000 兩銀子買通知府王轂。這就是震動當時的山陽縣令殺官滅口案。事後還得知，先後派往山陽查賑的官員共有 10 人，其中除教諭一人沒有收受賄賂和李毓昌被殺外，其餘 8 人都收受了賄賂。從這個典型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當時官場的貪婪之風，而且這種貪婪帶有非常野蠻和殘酷的色彩，從政清廉、仁政愛民的道德準則在這些官員中不起任何規範作用。
官員中，還有不少人販賣走私鴉片，如蕭巽元、溫觀洪、葉林桂等人都在吸食鴉片的同時走私鴉片。邊防官員更成了走私的大戶，連道光皇帝都十分清楚：“鴉片煙流行內地，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民間私販私食久幹禁例，節經降旨嚴飭稽查，而此風未盡革除，總由海口守邊員弁賣放偷漏，以至蔓延滋甚。
官場貪汙腐化使清朝的海防十分空虛，而海防空虛又是英軍長驅直入的有利條件。戰爭的醞釀已非一時，但直到戰爭爆發時，清統治者還大都沉浸於歌舞昇平、醉生夢死之中，他們自稱“天朝上國”，對早已準備發動戰爭的英帝國不作作戰準備。作為京師門戶的天津，其時僅有 800 兵士駐守，山海關連一尊可用的大炮也沒有，海防如此空虛，卻無人過問。
官場道德的墮落，也使中國官員失去了取勝的心理基礎。在戰爭中，一部分官僚暴露了骯髒的內心世界；傳統的道德堤防基本崩潰，內心的脆弱性已暴露無疑；英國必勝、中國必敗已成了先入為主的心理基調。比如在鴉片戰爭中，一些官僚紳士醜態百出，揚州官紳一聽到英船入境，竟然“持手版跪於象山足下，迎接夷船，呈送牛羊金幣，以為犒賞”，一副奴顏婢膝的醜態活靈活現。這說明晚清的官僚集團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已經腐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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