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嘉庆、道光时期，象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即：仁政爱民，忠君爱国，廉洁奉公，公明勤俭。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官场道德危机，也就是作为指导和规范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危机。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官场道德危机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酷烈虐民，欺骗蒙蔽，消极怠工等四个方面。
官场腐败是中国历代专制政体下官场的一个毒瘤，应该说是自古有之，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象清后期那样，到了无官不贪、有吏皆污的程度，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的唯利是图已成风气，封建官员那种必须遵守的廉洁奉公的道德准则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已荡然无存。官员做官必先问肥缺，“出任之始，先论一利字”。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员上任前都要分析各种官位能够捞多少油水：
各揣乎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之赢余若何，不幸而守令屡易，而部内之属员、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亦大困矣。
官员的唯利是图达到了毫不隐讳、明目张胆的地步，有些记载十分生动形象，如京官刘彬士到浙江任巡抚时公开说：“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人们都说他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要这些官员来遵守廉洁爱民的道德原则，当然是天方夜谭。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最典型的例子要算震动一时的杀官灭口案了。
按清代规定，凡赈灾，一般要派官员查赈，以防地方官趁办赈之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嘉庆十三年夏，江南淮安山阳县暴雨成灾，派知县李毓昌作为查赈委员前往查赈。李毓昌率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到各乡村查点户口，查得山阳县令王伸汉捏报户口浮冒赈款近 30000 两的实情。李毓昌准备具清册揭发到府。王伸汉探知后，重贿求情，都为李毓昌拒绝。王伸汉又恳请淮安知府王毂向李毓昌说情，对李毓昌说：“吾辈皆同官，谁无交谊？古人有言：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不然，是毁王（县）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岂能甘心于君者？”同样遭到李毓昌的拒绝。于是，王伸汉贿赂李毓昌的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等人，于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密谋毒杀李毓昌，并焚毁户口清册，又用 2000 两银子买通知府王毂。这就是震动当时的山阳县令杀官灭口案。事后还得知，先后派往山阳查赈的官员共有 10 人，其中除教谕一人没有收受贿赂和李毓昌被杀外，其余 8 人都收受了贿赂。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当时官场的贪婪之风，而且这种贪婪带有非常野蛮和残酷的色彩，从政清廉、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在这些官员中不起任何规范作用。
官员中，还有不少人贩卖走私鸦片，如萧巽元、温观洪、叶林桂等人都在吸食鸦片的同时走私鸦片。边防官员更成了走私的大户，连道光皇帝都十分清楚：“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民间私贩私食久干禁例，节经降旨严饬稽查，而此风未尽革除，总由海口守边员弁卖放偷漏，以至蔓延滋甚。
官场贪污腐化使清朝的海防十分空虚，而海防空虚又是英军长驱直入的有利条件。战争的酝酿已非一时，但直到战争爆发时，清统治者还大都沉浸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之中，他们自称“天朝上国”，对早已准备发动战争的英帝国不作作战准备。作为京师门户的天津，其时仅有 800 兵士驻守，山海关连一尊可用的大炮也没有，海防如此空虚，却无人过问。
官场道德的堕落，也使中国官员失去了取胜的心理基础。在战争中，一部分官僚暴露了肮脏的内心世界；传统的道德堤防基本崩溃，内心的脆弱性已暴露无疑；英国必胜、中国必败已成了先入为主的心理基调。比如在鸦片战争中，一些官僚绅士丑态百出，扬州官绅一听到英船入境，竟然“持手版跪于象山足下，迎接夷船，呈送牛羊金币，以为犒赏”，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活灵活现。这说明晚清的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已经腐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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