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火先生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一句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學說。到了西漢時期，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家思想，摒棄其他各家學說，被後人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術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

那麼，真的如本題所言，歷史選擇儒家而摒棄了法家嗎？其實並非如此，因為中國的統治之術從秦朝以來便是“陽儒陰法”，即表面上尊奉儒家，實際上實行法家那一套。

儒家與法家的區別，在於他們對人性的預設不同。

儒家認為，人性本善，只不過由於現實的誘惑太多，引起了人的慾望，帶壞了人心。儒家相信，只要經過正確的教育，任何人都可以變成好人。所以儒家重視對民眾的教育，重視個人的能動性與價值。

儒家認為，君主和臣子直接雖然有地位的尊卑差別，但卻不是赤裸裸的奴役與被奴役，而應該保持一種和諧的關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要求君主像君主的樣子，然後才是臣子有臣子的樣子。孔子認為，統治者自身行得正，哪怕不下命令百姓也會追隨你；相反，如果統治者自身不正，哪怕下了命令，百姓也不會遵從。孟子認為，君主善待百姓，讓百姓能吃飽穿暖，百姓就會追隨君主，戰無不勝；如果君主剝削壓榨百姓，百姓就可以反抗君主的暴政。

法家則認為，人性本惡，人人都是為利而相互算計、相互傾軋。比如韓非子說，哪怕是父母與子女之間，也是利益關係，沒有什麼親情。所以法家重視用法令賞罰去約束和規範民眾，讓人成為君主統一天下的工具。

韓非子指出，君主要掌握三種工具：法、術、勢。法即公開的法令，術是不公開的權術，而勢則是君主尊貴的地位。君主只有同時掌握了這三者，才能統御臣民。所以法家的統治術主要是三點：首先，塑造君主的絕對權威，把權力集中於君主之手；其次，頒佈法令，獎賞那些君主鼓勵的行為，懲罰那些君主反對的行為，就能讓百姓服服帖帖的聽君主的話；最後，君主還得學習帝王心術，用種種權術手段來調教大臣們，比如在兩派之間居中制衡，拉一派打一派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法家的方法是效率很高的，他們利用里人心的弱點，即趨利避害變成了忠心耿耿的奴僕，甚至是機器。這比只注重道德說教的儒家不知高到哪裡去了。所以採納了法家學說的秦國以虎狼之師席捲天下，掃滅六國，最終統一中國。

法家那一套確實有用，但是也有很大的問題。法家只用賞罰來規範百姓的行為，就抹殺了百姓的道德感，把百姓變成了只知趨利避害的動物，即孔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百姓能因為利益而服從命令，就能因為利益而犯上作亂。而且法家強調君主的權威，又用法、術來捍衛君主的權威，這就給了君主以濫用權威的機會。如果君主是有為的明君還好，如果君主是無道昏君，就會肆意奴役、壓榨百姓，讓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其實，秦朝二世而亡，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年劉邦進入關中，受到了關中父老的歡迎，說明就算是秦國人也早已不堪忍受皇帝的剝削了。

所以後來的統治者們都學乖了，他們繼承了法家的政治學說，這被稱為“帝王之術”。但是他們又為法家的制度披上了一層儒家的外衣。一方面，統治者用改造過的儒家思想，如三綱五常，給百姓洗腦，讓他們自覺維護君主統治，不願犯上作亂。另一方面，君主又號稱自己遵守著儒家的教誨，以仁愛治天下，勤政愛民。

回到題主的問題：歷史真的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嗎？當然不是。統治者們只是在表面上尊崇儒家，但實質運用的還是法家的統治之術。所以朱元璋見到最純正的儒家思想——孟子的學說後，會大發雷霆，認為孟子鼓勵百姓犯上作亂。因而朱元璋把孟子搬出了文廟，還命令大臣刪去了《孟子》一書中批評君主的那些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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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露居士讀文史

表面上，這似乎是一個常識：中國歷史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為國家統治學說。可問題哪會二二得四這麼簡單。

實際上，中國製度與思想的“頂層設計”，一直都是“外儒內法”、“儒皮法骨”、“王霸雜用”。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一類的話，大家聽聽就好啦。

倘若真完全靠什麼論語孟子、“十三經”宋明理學那一套治理國家，恐怕我們早已“被髮左衽”、亡國滅種了。

從儒法的思想淵源看，孔子以後，儒分為八，“法家”本身就可以說是從“儒家”那裡分家，然後自立門戶自成一派的思想系統。

我們都知道，法家老祖宗是韓非和李斯，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卻又是儒學大師荀子的嫡傳弟子。過去，一般都聲討他們是儒家的叛徒，但是，從另一個層面想，這幾個人，不但不能說沒有繼承荀子的儒學遺志，甚至可以說是將儒學另闢蹊徑發揚光大的。細究起來，他們是不過就是將“儒學”中“術”的一面闡發殆盡，什麼仁義禮智信等等華而不實的修身理論、口水鼓吹暫且放下，轉向權力威勢、政治謀略與嚴刑峻法的制度設計。所以，歷代都有人說，儒法之別，一牆之隔，存乎一心，“性善即儒，性惡即法”。

就我個人的理解，未嘗不可說是聰明絕頂的李斯、韓非他們，在實際政治操作過程中，發現了儒學的漏洞思圖補偏——畢竟在他們之前的孔子孟子荀子這些人，說好聽點是“大師”，說白了都沒啥現實施政經驗，多半是純粹坐家裡吹牛逼的“空想家”。

而讓李斯他們在思想上徹底不信任過去儒學而與之拜拜的核心原因，可能就在於他們“發現”了一個“中心秘密”：人的本質根本不是“性善”的，而是惡的。這一點，我們讀西方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就能對照的上，也會有所啟發。馬基雅維利有點像我們的法家人物，一直被稱為“邪惡政治導師”，可看他自白，他又何嘗不想禮義治國和諧家園，但是他發現，人的本質就是惡的，任何搞政治的人都會發現，他是處在一個大多數人都不是善良的世界裡，要保護自己、要鞏固政權，聰明的君主的行動就有必要“與真理相反，與博愛相反，與人道相反，與宗教相反”，歌頌強者、宣揚暴力，不擇手段，“權力作為法的基礎”，而“法是統治的權杖”。完全儒家那套烏托邦，“不是臣妾不想，而是臣妾做不到呀”！

因此，他直接說，統治者如果只會依照道德主義者——比如我們的儒家，所鼓吹的那些善良品質行事，只會身死國滅，淪為笑話。

從國家治理的現實層面看，中國的治國之道，從來都是或外儒內法，或儒法相濟。即便是後來的社會，既獨尊德國主義，又高抬依法治國，還是這種歷史邏輯的現代反映。

如果真的要一句話籠統歸納儒法思想異同，可以說，儒家重在“人治”，法家落於“法治”。而任何一個國家的治理，不用講很多道理，智商平均線想都可以明白，國家要長治久安，其實就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人治”與“法治”，不可偏廢，相扶相輔，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得以不倒的保證。

所以，像中國的漢代，是立太學、設儒官，用儒學那一套“人治”去教化子民兼達洗腦功用，但是也不會偏廢重用張湯、趙禹這樣的酷吏，制嚴律定酷法，比如用“見知法”那一套“法治”，讓官民馴服，屈受奴役。這是“一陰一陽謂之道”。

即便是現在的英美諸國，以法治主義享譽世界，但是你敢說他們的國家治理層面，完全摒棄“人治”因素了嗎？肯定不是。因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普世真理，我甚至覺得這是《孟子》裡最有價值的一句話。

從儒學發展本身的脈絡來講，他們那一套理論主要還是“心性學說”，後來歷代儒生，腦子不漿糊的，不論是心繫天下的布衣思想家，還是當國柄政的實際操盤手，都是考慮反過來汲取法治的治理經驗。

可以說，即便是儒家的徒子徒孫，也都並不都是迂腐書生，只會瞪著兩隻高度近視眼眼睛搖頭晃腦讀死書，他們中的聰明人，很早就明白了這一點。表面上，儒家最講“仁政”，但是如上所述，他們的宗師孟子早就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同時又說“徒法不能以自行”。他的意思其實很明顯了：個人修身可以講“仁”，但是一旦到了國家治理層面，就必須行善政與行法令結合起來。

到了推行“獨尊儒術”的董仲舒那裡，這一套路說的更加赤裸裸。比如，他的名篇《賢良對》、《災異對》、《春秋繁露》等，但凡真有讀過一遍的盆友就會心領神會：他說的那一堆“治國大略”與核心宗旨，有點雲蒸霧繞，表面上是儒家的東東，但倘若不是真書呆子，仔細品讀，其實一眼可以看穿。

他所說的，本質上都是法家的思想，他要搞的“方針大要”，其實就是儒法合一、外儒內法，在“仁義”與“權變”的幌子下不擇手段、為所欲為。

所以，我特別讚賞毛先生那句話：“百代都行秦政制” ，真孤光自照，一眼看穿兩千年曆史煙霧彈。其實，歷代統治中國之人，其實都心知肚明，口非心是，可做不可說而已。

從歷史實際事例上看，儒家學說搞個體修身、思想控制還可以，真的純去施政， 被罵成狗的王莽，可能真是歷史上唯一的天真爛漫單純小可愛，還真可能被洗腦成功了，似乎真的信了這一套表面的主義學說，一心要照搬“儒家經典”裡講的那一套去治國平天下，結果拖了15年，天怒人怨，天下動盪，不但國家難以為繼，墮入萬丈深淵，連自己的首級都被張掛在集市上，屍體被群眾免費分吃。

因此，從這個血淋淋還被後人當成狗血談資的事例可以看出，真要拿儒學一套治國，其實堅持不了20年都會山崩海嘯，萬劫不復。它也許還可以告訴我們：歷史是選擇了儒家還是法家，不過就是選擇哪個工具好用，其實都和我們這和屁民沒啥關係，有些冠冕堂皇的話，一笑而過即可，不要喜當阿Q。

要知道，阿Q這樣的愚民，是永遠做不到趙老太爺的，他的智商就已經決定，他只配上斷頭臺，這是他的宿命。我們是阿Q，儒法也是阿Q，誰不是，我不知道。

2018，11，8，午後，偷閒

劉愚愚

好玩的國學回答的問題，既好玩又有趣。

不管你是否承認，儒家思想確實是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是已經深入到中國人骨髓的一種主流價值觀。不僅是中國人，就是在整個東亞文化圈，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們的一言一行，其實都滲透著儒家文化的影子。可以說，儒家文化是數千年來，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的自然選擇，是一種官方的主流的意識形態。

但是一種治國方略，是根據時代的歷史的變化而變化的，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在某個時期，可能採用不同的治國方略。比如秦國自運用了法家的商鞅變法之後，運用法家的治國理論，迅速強大起來，短短二十多年便統一六國。但秦朝使用韓非子和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國，嚴刑峻法，焚書坑儒，短短十幾年就煙消雲散。

漢朝建立，最初使用黃老道家的無為思想，讓老百姓休養生息，漢朝的前期，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表面上是運用了儒家的思想，其實是對先秦儒家的一種自我否定。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權神授、陰陽等思想中，其實是儒家、道家、法家和陰陽家的思想，不過是以儒家的名義存在而已。

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其實是靈活運用了各家的思想，從來都是表面上是儒家，一手軟，內裡面是法家，一手硬。軟的一手講究道德教化，硬的一手講究強化君權，使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兩手都硬。這就是眾多學者所說的陽儒陰法的觀點。

所以，不能說歷史選擇了儒家，也不能說歷史選擇了法家，而是歷史選擇了儒法兼治。

儒家和法家的區別，其實是建立在對人性的不同假設上的。

儒家思想特別是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人可以通過內心的自省成為善人，即使是有法家思想影子的儒家大師荀子，縱然他相信人性是惡的，但是仍然相信，通過教育和學習，也可以讓人變得善良。在這種人性論思想的指導下，儒家認為，治理國家的原則是德治，是善治。因此，主張個人要修養道德，在國家的治理上，要實行以德治為主。

但是，儒家並不是不強調法治，儒家也並非全是戰戰兢兢的在君主面前俯首帖耳的順民。孔子就說臣子和君主之間應該是以禮相待，而孟子更是石破天驚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認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

孟子同時認為，治理國家，光有德治不行，光有法治也不行，而是要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先秦儒家並非像現在很多人誤解的那樣，是君主的幫兇，是統治者的走狗，是毒害中國人心靈的壞蛋。

不過，儒家的禮的思想，卻又成為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額內在邏輯。禮不是禮貌，不是彬彬有禮，而是一種上下尊卑老幼的等級秩序。這也成為君主統治百姓的理論依據。

事實上，在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中，歷代王朝確實是這樣做的。他們用儒家收攏人心，用法家鞏固君權。

法家的理論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礎上的。既然人性是自私的，那麼在有限的資源面前，人必須要相互鬥爭，以保證自己的生存資源。既然如此，用道德要約束人的行為，那肯定是不可能了，那麼就必須用嚴刑峻法的外在的力量，去規範人的行為。這就是法家的理論邏輯。

如果我們把古代的法家思想，等同於現在的法律制度，那就是對法家思想的誤解，甚至有故意美化法家思想的嫌疑。因為，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君權。法家強調君主應該運用“法”、“術”、“勢”三者的運作來控制臣下，並實行配套的國家政策管治方針，以強兵富國成達戰國君主霸業為中心要則。因此法家思想又稱為霸道，或可稱為“帝王之法”。

法是“法制”，以嚴刑峻法管治國家百官百民，有功者重賞，有過者則重罰；

術是“權術”，國君要有謀略，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駕馭臣下，對付政敵，以彰顯與保持權力地位；

勢是“權威”，國君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威與權力，才能駕馭臣下。

從這一點來看，法家思想是站在人性惡的基礎上，以暴制暴的思想，這個思想顯得有些陰暗，有些陰謀詭計的意思。所以說統治者們不好大鳴大放地運用，只好是偷偷的運用。因為按照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君權，有哪個笨蛋君主不想借助法家思想，來統治萬民，鞏固自己的權力呢？但儒家的優勢在於，始終是關於人的哲學，是關於人如何自立的學問，這個就特別貼近人的心理需求。儒家倫理學上儒注重自身修養，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儒家的王道的理想設計中，對統治者也有嚴格的要求，他們要求統治者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要實現王道。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所以，統治者也不想讓自己始終扮演吃人的大灰狼的角色，因此，必須推行表面上儒家，內裡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所以，不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是實質上是法家的統治者，假裝選擇了儒家。

好玩的國學

儒家最終能成為獨尊地位，和解決了帝王合法性難題有關，逼迫統治者不得不選用儒家學說。

漢朝面臨的特殊歷史難題

儒家是在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間取得了獨尊地位，在此之前一些有治國理想的學說也曾得到過統治者青睞。比如秦國時看重法家，但最後卻短命而亡；再比如漢初曾經看重黃老無為，但結果卻是外有匈奴、內有叛亂。這些有治國理想的學說不是沒有價值，也不是沒有機會，但實踐來看都失敗了。所以儒家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真正的智慧。

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從漢朝開始，中國帝王合法性的問題開始出現。秦和秦以前的各個時期，不論是名義上統一的中央政權，還是地方上獨立的諸侯政權，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他們的祖先很多都曾經是天下共主，再不濟也是一代顯貴。所以無論是秦也好楚也罷，誰最終統一了天下都一樣，不會存在帝王合法性的爭論。但漢不同，高祖劉邦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徹底改寫了歷史格局，那也留下來一個急需解釋的問題，劉邦憑什麼能坐皇帝。這個解釋要是不合理，那豈不是說明皇帝誰都可以坐了？天下必然不穩定，這也是漢初階段短短半個世紀叛亂不斷的根結。

各家如何解決帝王合法性

漢初信奉黃老，以為修生養息，百姓安定了自然會擁護統治者，但異性王叛亂、七國之亂等等的內亂爆發，證明了這是不可能的。

陰陽家用五行學說來解釋漢代秦的合法性，但水徳、土徳、火徳糾纏不清，漢朝到底是屬哪一德，到最終也沒有定論。所以也是失敗的。

這個時候董仲舒代表儒家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他提倡“天人感應”等一系列學說，皇帝是天子，自然是天帝決定的。所以，有人反對漢朝統治，那就是在逆天。逆天的人怎麼辦？天下共誅之。這個方案的提出可謂把統治者推到了至高地位，也徹底解決了漢代帝王合法性的問題。可以看到，後世改朝換代都是要有點天兆的，和此有密切關係。

儒家為何在歷代都能萬世獨尊

儒家的這個方案一提出來，就註定和統治者綁在了一起。儒家必須要有施政平臺才能實現理想，而不論哪個統治者都必須尊崇儒家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以維護政權合法性，反對儒家思想無異於自掘墳墓。

其實最初階段的諸子百家的出現不是一場思想的分裂，而是一場各種學說的交融。兵家吳起曾是儒門弟子，荀子能教出來韓非、李斯兩個法家代表人物都可以看出來。但是後來天下一統，急需一個統一學說的時候，各家就開始分裂了。儒家的聰明就在於認識到了根本，沒有任何一個學說可以單獨撐起一個大一統王朝。所以董仲舒的改造，讓儒學填充進了各家之長。“外儒內法，儕之以道”，表面上是儒家獨尊，實際上是各個學說的人才一同得到了治國的實惠，這樣的儒學自然會被推到臺前來享受獨尊地位了。

待曉兒

中國歷史學術思想經歷了百家爭鳴到法家獨大，再到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最終被儒家思想一統天下。這既是歷史對治國思想的最終選擇，也是治國學術思想適應歷史發展的結果。歷史的發展與治國思想的變化是相輔相成的。

自從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思想後，漢朝之前所用的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思想宣告結束，儒家思想由此影響中國二千多年。儒家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王道和禮制，主要是闡述君臣關係，講究君權神授，注重溫良恭儉讓。

那麼儒家思想是如何逐步取代法家及道家思想的？這得從戰國時期備受推崇的法家思想說起。

戰國時期需要法家思想來維護統治，凝聚民心，這是此時的必然選擇。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的思想派系，它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治國主張與觀念，將法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家思想以嚴刑重賞為手段，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成為加強中央集權及平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

戰國時期處於動盪時期，各國之間相互攻伐，生存比較困難。法家思想對於亂世來說無疑是一劑良藥，不但能維護統治，而且還能凝聚人心。儒家思想在這樣的環境下是沒有市場的，因為它無法迅速使一個國家在動盪時期崛起。

春秋時期是“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傳統的神權思想受到了各派思想的猛烈衝擊，禮法思想逐漸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到了戰國時期，出現了有文化、有謀略、有軍事才能的士階層，使法家思想得到迅速發展。戰國時期的秦國與統一後的秦朝都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而國力強盛。

漢朝時期道家思想取代法家思想，歷史的發展最終選擇了儒家思想。

秦朝時期法家思想處於統治地位，儒家思想遭到摧殘。在西漢建立後，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們剛從戰亂中得以喘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穩定統治秩序，恢復生產，與民休息。法家思想已不能適應此時的歷史發展需要，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思想上主張清淨無為的道家黃老學說粉墨登場。

在黃老思想的指導下，漢初的人民得到了休養生息，對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國家逐漸富裕起來。漢武帝初期的國庫存錢和存糧都是滿倉的狀態，可見黃老學說在當時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與此同時，無為而治也產生了消極的作用。

這一思想導致了豪強對土地的兼併，諸侯割據勢力急劇膨脹，邊境匈奴禍患日甚。社會矛盾呈現激化的態勢，嚴重影響漢朝了統一與穩定。這些都表明了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和歷史的發展。

儒家思想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成為替代黃老學說的不二選擇。儒家思想倡導的是積極處世、自強不息的精神，它崇尚仁義，講求中庸。既不主張無為而治，也不贊成嚴刑重罰，而是主張“德治”、“仁政”。這些思想對於長期維持社會秩序、強化封建統治有著重要的作用。

儒學從民間的一個學派，百家中的一家，一躍而成為佔統治地位的官方學說，作為統治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持續了近二千年，漢以後各個王朝的統治者又不斷對儒學作了補充和發展，使它更適應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其時代特點。他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學派的思想，與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統治階層的正統思想。

野史也是史

中國為什麼會選擇儒家？職業反儒，不服來噴。

華夏本有一次，與全世界一較高下的機會，也有一次屹立於真正的世界之巔的機會。

那就是法家約束，以秦墨興盛科技下的大秦，以下舉幾個栗子。

問:你痛恨碰瓷嗎？你又痛恨見死不救嗎？如果你痛恨，GOOD。

大秦律:如有誣告陷害者，反坐，意思就是，你如果蓄意捏造事實，誣陷他人，將要受到與此相符的懲罰，你訛詐我10萬，你就要賠償十萬給我。

大秦律:百步之內，見死不救，當貲二甲”。意思就是距離一百步內的人，如果見死不救，就要罰兩幅甲具，盔甲在古代從來都是昂貴的代名詞，兩幅按現代來說就相當坦克的裝甲的價值。

問:你是否痛恨，有錢有權者，即便犯法也能脫罪，逍遙在法外，GOOD。

大秦律: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就一直法律森嚴，秦孝公的哥哥觸犯秦法以為不用受罰，最後還是被削了鼻子不得不一直帶著面具，自那之後秦法的莊嚴性就已經深入人心了。

問:你是否對華夏科技毫無建樹，只有技術而困惑不解？GOOD！

根據考古發現，尤其兵馬俑的出土，大秦武器已經制式化，標準化，有切實可信的證據表明，其兵工廠，已經實現了流水作業的標準化而這就超越西方2000年不止，具體可以觀看央視紀錄片《復活的軍團》。

問:你是否對法家治下的大秦印象中就是殘暴不仁，秦始皇及其先王就是依靠殘暴來統治國家？GOOD！

央視紀錄片《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有詳細介紹，不多贅述。儒家噴子看後在噴，以免貽笑大方，有辱孔老二。

那麼再來說說，華夏為何選擇儒家。

自漢武帝有董仲舒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試問華夏殘害百家者是誰？是焚書的始皇還是儒家？華夏處道、法兩家外，其他璀璨的智是被誰扼殺的？如果是大秦，那漢武時何來百家？

宋，程朱理學，扼殺人性，尤其是對婦女的摧殘，底層向上，成了大逆不道，你就該是農民，就該是奴僕，想向上可以呀，必須讀我的四書五經，成為儒家的奴隸。

明，雖未有“鴻儒”出現，但黨同伐異，造成了延續後世的華夏內鬥，可謂歎為觀止，硬生生把一個朝代玩沒了。

清，這就不說了，我想起在就是一句MMP，這是儒家最噁心，最齷齪，最無恥的時代。

讀者所能閱覽至此，可成有獨立思想之人。

以上對比，不難看出，選擇儒家是統治者的需要，他需要一種能夠保證即便接班人是白痴無賴的混蛋，也可以優越的過一生的的學說，而不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學說。

權貴們也需要一種能夠保障自身的學說，哪怕自己幹了再混蛋，再齷齪的事也可以逍遙法。而不是乾點啥就走了嗎掉腦袋的學說。

懦弱者也需要一種解釋，來來開脫自己的懦弱無能，“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這句話太好了，哪怕最初是另一種解釋。而不是，鐵血大秦，憑實力憑智慧來保證生存。

縮頭烏龜們，更可以需要一種學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樣就可以為自己的無能提供完美的藉口。

進化後的現代儒家，哈哈哈，其實可以成為《懦弱無恥卑鄙無恥之徒大聯盟》。

即便孔老二最初的想法是好的，也經不住後世的往壞裡帶。

儒家給膽小懦弱無能齷齪無恥混蛋之徒，提供最好的保護傘，什麼大一統，什麼大團結，這些人有什麼好統一的，又有什麼好團結的，殺殺殺殺殺殺殺。

人生越留戀越痛苦

歷史最終既選擇了儒家，又選擇了法家。

所謂的儒家，在不同的時代是不一樣的。以先秦時期為準，儒家就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春秋末期，魯國卿大夫下克上，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方向，即所謂“禮崩樂壞”。

面對這種糟糕的狀況，儒家選擇的路徑是修修補補，能回到西周建立之初那種“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的社會圖景，秩序井然，天下就可以重新太平。

但“中世競於智謀，近世競於力氣”，春秋那種國際政治圖景，從弭兵開始，相對的和平最終導致了核心區域最強的國家陷入內亂，於是晉國崩了，戰國來臨，大家開始拼誰的拳頭大。

追求保守的儒家，在這一時間段，是不適應於時代的。

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極高的戰爭動員效率。這一切醞釀於孔子的弟子子夏、子貢，他們的學生在魏國搞變法，李悝創制出軍功爵制度的雛形，而後，這種新思想從晉國輻射四方，商鞅在魏國不得志，西行入秦，最終秦國成為了新制度的受益人。

站在秦王掃六合的時代，我們能看到這樣的圖景。

周的制度已經崩潰，分封制度在普天之下已皆是王土的背景下不具有現實意義；周的五等人制度，已經最終坍塌，諸侯沒了，卿大夫也沒了。

秦代表的是戰國爭霸中最具有效率的政體，追求徹底的文法吏政治、軍功爵體系，嚴格整飭，徹底的集權與愚民。

秦的嘗試就是“法家政治”的最高實踐。但是歷史證明，這種嘗試完蛋了。秦帝國的政治體制像是一個大工廠，一切都以最高效為目的，百姓不需要有思想，會執行就夠了。這是一切高度集權的政體都會有的傾向，君不見奧斯維辛集中營，連殺人都要求高效率，工業流水線化了麼？

這麼整是要完蛋的。於是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漢朝的歷史實踐，吸取了秦人的教訓——人類社會並不是蟻巢，不可能存在沒有思想的工蟻兵蟻，也不可能存在一個為一個為所欲為的蟻后長期統轄一切。極端的高效（無論秦一樣的組織術高效，還是近現代以來的科學至上），都是不能持久的。

人文思想的重要性就體現在這裡。漢代實際上的行政模式，依然是秦制，文法吏政治依舊保留下來了，但漢朝的皇帝聰明，在法家的基礎上，披上了一層人文的外衣，這便是儒家。

此後，文法吏與儒生的競爭關係持續了很久，但最終的結果證明，單獨用哪一個都會出現問題。純用法家，是激起反抗的暴秦；純用儒家，是理想主義妄圖恢復周制的王莽。

用儒用法，不是哪個皇帝的個人好惡，而是歷史實踐的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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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漢武帝面臨國家分裂的治理難題，迫切需要確立一個維護中央集權的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於是下令全國徵求治國方略。

董仲舒在創建的儒學思想倡導“天人感應”、“大一統”“三綱五常”等理念，這些理念正好符合當時的中央集權治理需求。

於是漢武帝就選擇了董仲舒的儒學理念，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被確立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

歷史的選擇難道就是單純一個皇帝諮政的選擇這麼簡單嗎？非也！

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漢武帝為何要全國徵求治國方略？

中國歷史上正式有統一的中央政府是秦漢開始的，或者說是從實行郡縣制開始的，郡縣制的實行改變了諸侯割據的國家治理體系。由於秦代時間非常短，可以暫且忽略，我們粗略可以說漢代是一個郡縣制的中央集權國家，這樣一來就是出現中央和地方的如何進行權力分配和管理的問題。

漢初，由於連年戰亂，國家實行黃老學說，無為而治，社會得到休養生息，出現了“文景之治”的輝煌時期。經濟迅速發展的帶來了國家治理難題，就是有的地方勢力不聽話了。打個比方，打個比方，當大家吃不飽的時候，先顧著找飯吃，但是解決溫飽之後，就出現了類似“憑什麼你當皇帝”的想法。

漢景帝時期，一些地方諸侯勢力過於強大，漢景帝實現了削藩政策，引發了七國之亂，七國之亂被平定後，有威脅的地方諸侯勢力基本被清除，漢室中央集權得以鞏固。

到了漢武帝時期，文韜武略的漢武大帝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權要想進一步鞏固，必須要有個統一的思想，進而向全國徵求治國方略。

董仲舒的儒家學說為何能中標？

董仲舒是當時的著名學者，漢景帝時期就是“博士”，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社科院院長之類的官職，也可以理解成首席智囊的意思。

其實，七國之亂以後，漢景帝就諮詢過董仲舒治國理政方面的問題，董仲舒就結合當時的社會現狀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體驗在著名的《舉賢良策對》，系統性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思想體系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充分吸收其他學派思想，針對當時國家治理需求而創建的。我們舉個例子看，董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制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這個理念無疑是極力維護漢武帝的中央集權統治的，也是極符合當時皇帝治國理政需求的。

因此，董仲舒創建的儒家學說正中漢武帝下懷，所以被尊為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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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本質上來說，應該是歷史選擇了儒家和法家

為什麼不是法家

法家在韓非之前分成法、術、勢三派。所謂“法”以商鞅為宗，強調法治，施行嚴刑峻法，遵紀守法者，一個都不能少，全要賞；違法者也一個都不能缺，全要重罰。

所謂“術”，以申不害為宗，強調用陰謀詭計駕馭群臣。所謂“勢”，以慎到為宗，強調擴大君主的威權，使臣下恐懼，以壓制群臣。後來韓非集三派之所長，提出君主專制的思想。

法家思想強調陰謀權術，嚴刑峻法，不利於收攏人心，再加上秦朝使用法家思想，二世而亡，所以漢朝建立後棄用了法家思想。

此儒學非彼儒學

歷史選擇的儒學是董仲舒的新儒學，與先秦的孔孟儒學有了很大的改變。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同時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陰陽家等各學派的思想形成新儒學。

董仲舒在傳統儒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王道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君權神授”和“春秋大一統”這樣的明顯來自法家，並能迎合統治者需要的思想。使新儒學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外儒內法的結構，這樣符合當時統治的需要，又避免了法家思想的戾氣。在道德和法治兩條線上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

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總結的非常好：“吾家有大道，霸王道雜之。”霸道是指法家，王道是指儒家。

所以歷史選擇了儒家，是因為儒家的思想符合當時統治者的需要並能解決實際的問題。而這個儒家也不是先秦的孔孟儒家，而是吸收了大量法家思想的董仲舒新儒家，是一個儒法並重的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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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注重通過禮樂文化等內在教化去使人自覺遵守道德規範，與之相反法家注重用陰謀權術、嚴刑峻法等外在條件去約束人們的言行舉止。

中國歷史選擇了儒家，一方面是說自秦以後，歷代王朝統治天下都打著儒家的旗號。

法家以權術、武力作為其政治主張，通過嚴刑酷法來維持政治秩序的穩定，即“以力服人”。在中國歷史上，秦朝將這一霸道治國理念推上了巔峰。秦朝自始至終都帶有苛政色彩，秦始皇發動的“焚書坑儒”更是其霸道的鮮明體現。霸道以嚴刑酷罰鞏固集權政制，在有利於統一的同時，更利於君主的專制獨裁。不過歷史最後也表明：單純地依靠嚴酷威逼暴力的霸道並不一定能使國家長治久安。

法家剛硬的治國方略雖然有利於加固君王權威，但不利於收攏人心。自從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表面上看歷代皆以儒家思想為尊，但在進行國家治理時，並沒有放棄法家思想。

因為董仲舒所宣揚的儒學已經不是孔孟理想主義的儒學了，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同時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陰陽家等各學派的思想形成新儒學。他在傳統儒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王道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君權神授”和“春秋大一統”這樣的明顯來自法家，並能迎合統治者需要的思想。使新儒學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外儒內法的結構，這樣符合當時統治的需要，又避免了法家思想的戾氣。以剛柔並濟的方式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

中國歷史選擇了儒家，另一方面是說中國人的國民性格、處事方式均體現了儒家重人情、看重個人利益服從於集體的大家族情懷、以及看重多子多福等特點。

這是因為中國以農業立國，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要求人們形成安土重遷的地緣關係，在此基礎上形成以家族為核心的穩定血緣關係。整個社會關係都是血緣關係的延伸，所以中國人重親緣、孝道，自覺遵從以家族為核心的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的社會關係網上，每個人並非孤立的存在，其個性和自由也相當有限，每個人的個人利益榮辱都服務於整體的社會觀。

關鍵字: 文化 獨尊 罷黜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