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火先生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学说。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家思想，摒弃其他各家学说，被后人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术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

那么，真的如本题所言，历史选择儒家而摒弃了法家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统治之术从秦朝以来便是“阳儒阴法”，即表面上尊奉儒家，实际上实行法家那一套。

儒家与法家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人性的预设不同。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不过由于现实的诱惑太多，引起了人的欲望，带坏了人心。儒家相信，只要经过正确的教育，任何人都可以变成好人。所以儒家重视对民众的教育，重视个人的能动性与价值。

儒家认为，君主和臣子直接虽然有地位的尊卑差别，但却不是赤裸裸的奴役与被奴役，而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要求君主像君主的样子，然后才是臣子有臣子的样子。孔子认为，统治者自身行得正，哪怕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追随你；相反，如果统治者自身不正，哪怕下了命令，百姓也不会遵从。孟子认为，君主善待百姓，让百姓能吃饱穿暖，百姓就会追随君主，战无不胜；如果君主剥削压榨百姓，百姓就可以反抗君主的暴政。

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人人都是为利而相互算计、相互倾轧。比如韩非子说，哪怕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利益关系，没有什么亲情。所以法家重视用法令赏罚去约束和规范民众，让人成为君主统一天下的工具。

韩非子指出，君主要掌握三种工具：法、术、势。法即公开的法令，术是不公开的权术，而势则是君主尊贵的地位。君主只有同时掌握了这三者，才能统御臣民。所以法家的统治术主要是三点：首先，塑造君主的绝对权威，把权力集中于君主之手；其次，颁布法令，奖赏那些君主鼓励的行为，惩罚那些君主反对的行为，就能让百姓服服帖帖的听君主的话；最后，君主还得学习帝王心术，用种种权术手段来调教大臣们，比如在两派之间居中制衡，拉一派打一派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法家的方法是效率很高的，他们利用里人心的弱点，即趋利避害变成了忠心耿耿的奴仆，甚至是机器。这比只注重道德说教的儒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所以采纳了法家学说的秦国以虎狼之师席卷天下，扫灭六国，最终统一中国。

法家那一套确实有用，但是也有很大的问题。法家只用赏罚来规范百姓的行为，就抹杀了百姓的道德感，把百姓变成了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即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百姓能因为利益而服从命令，就能因为利益而犯上作乱。而且法家强调君主的权威，又用法、术来捍卫君主的权威，这就给了君主以滥用权威的机会。如果君主是有为的明君还好，如果君主是无道昏君，就会肆意奴役、压榨百姓，让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其实，秦朝二世而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刘邦进入关中，受到了关中父老的欢迎，说明就算是秦国人也早已不堪忍受皇帝的剥削了。

所以后来的统治者们都学乖了，他们继承了法家的政治学说，这被称为“帝王之术”。但是他们又为法家的制度披上了一层儒家的外衣。一方面，统治者用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如三纲五常，给百姓洗脑，让他们自觉维护君主统治，不愿犯上作乱。另一方面，君主又号称自己遵守着儒家的教诲，以仁爱治天下，勤政爱民。

回到题主的问题：历史真的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当然不是。统治者们只是在表面上尊崇儒家，但实质运用的还是法家的统治之术。所以朱元璋见到最纯正的儒家思想——孟子的学说后，会大发雷霆，认为孟子鼓励百姓犯上作乱。因而朱元璋把孟子搬出了文庙，还命令大臣删去了《孟子》一书中批评君主的那些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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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露居士读文史

表面上，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中国历史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国家统治学说。可问题哪会二二得四这么简单。

实际上，中国制度与思想的“顶层设计”，一直都是“外儒内法”、“儒皮法骨”、“王霸杂用”。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类的话，大家听听就好啦。

倘若真完全靠什么论语孟子、“十三经”宋明理学那一套治理国家，恐怕我们早已“被发左衽”、亡国灭种了。

从儒法的思想渊源看，孔子以后，儒分为八，“法家”本身就可以说是从“儒家”那里分家，然后自立门户自成一派的思想系统。

我们都知道，法家老祖宗是韩非和李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却又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嫡传弟子。过去，一般都声讨他们是儒家的叛徒，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想，这几个人，不但不能说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学遗志，甚至可以说是将儒学另辟蹊径发扬光大的。细究起来，他们是不过就是将“儒学”中“术”的一面阐发殆尽，什么仁义礼智信等等华而不实的修身理论、口水鼓吹暂且放下，转向权力威势、政治谋略与严刑峻法的制度设计。所以，历代都有人说，儒法之别，一墙之隔，存乎一心，“性善即儒，性恶即法”。

就我个人的理解，未尝不可说是聪明绝顶的李斯、韩非他们，在实际政治操作过程中，发现了儒学的漏洞思图补偏——毕竟在他们之前的孔子孟子荀子这些人，说好听点是“大师”，说白了都没啥现实施政经验，多半是纯粹坐家里吹牛逼的“空想家”。

而让李斯他们在思想上彻底不信任过去儒学而与之拜拜的核心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心秘密”：人的本质根本不是“性善”的，而是恶的。这一点，我们读西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能对照的上，也会有所启发。马基雅维利有点像我们的法家人物，一直被称为“邪恶政治导师”，可看他自白，他又何尝不想礼义治国和谐家园，但是他发现，人的本质就是恶的，任何搞政治的人都会发现，他是处在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是善良的世界里，要保护自己、要巩固政权，聪明的君主的行动就有必要“与真理相反，与博爱相反，与人道相反，与宗教相反”，歌颂强者、宣扬暴力，不择手段，“权力作为法的基础”，而“法是统治的权杖”。完全儒家那套乌托邦，“不是臣妾不想，而是臣妾做不到呀”！

因此，他直接说，统治者如果只会依照道德主义者——比如我们的儒家，所鼓吹的那些善良品质行事，只会身死国灭，沦为笑话。

从国家治理的现实层面看，中国的治国之道，从来都是或外儒内法，或儒法相济。即便是后来的社会，既独尊德国主义，又高抬依法治国，还是这种历史逻辑的现代反映。

如果真的要一句话笼统归纳儒法思想异同，可以说，儒家重在“人治”，法家落于“法治”。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不用讲很多道理，智商平均线想都可以明白，国家要长治久安，其实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人治”与“法治”，不可偏废，相扶相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得以不倒的保证。

所以，像中国的汉代，是立太学、设儒官，用儒学那一套“人治”去教化子民兼达洗脑功用，但是也不会偏废重用张汤、赵禹这样的酷吏，制严律定酷法，比如用“见知法”那一套“法治”，让官民驯服，屈受奴役。这是“一阴一阳谓之道”。

即便是现在的英美诸国，以法治主义享誉世界，但是你敢说他们的国家治理层面，完全摒弃“人治”因素了吗？肯定不是。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普世真理，我甚至觉得这是《孟子》里最有价值的一句话。

从儒学发展本身的脉络来讲，他们那一套理论主要还是“心性学说”，后来历代儒生，脑子不浆糊的，不论是心系天下的布衣思想家，还是当国柄政的实际操盘手，都是考虑反过来汲取法治的治理经验。

可以说，即便是儒家的徒子徒孙，也都并不都是迂腐书生，只会瞪着两只高度近视眼眼睛摇头晃脑读死书，他们中的聪明人，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表面上，儒家最讲“仁政”，但是如上所述，他们的宗师孟子早就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同时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他的意思其实很明显了：个人修身可以讲“仁”，但是一旦到了国家治理层面，就必须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

到了推行“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那里，这一套路说的更加赤裸裸。比如，他的名篇《贤良对》、《灾异对》、《春秋繁露》等，但凡真有读过一遍的盆友就会心领神会：他说的那一堆“治国大略”与核心宗旨，有点云蒸雾绕，表面上是儒家的东东，但倘若不是真书呆子，仔细品读，其实一眼可以看穿。

他所说的，本质上都是法家的思想，他要搞的“方针大要”，其实就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在“仁义”与“权变”的幌子下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所以，我特别赞赏毛先生那句话：“百代都行秦政制” ，真孤光自照，一眼看穿两千年历史烟雾弹。其实，历代统治中国之人，其实都心知肚明，口非心是，可做不可说而已。

从历史实际事例上看，儒家学说搞个体修身、思想控制还可以，真的纯去施政， 被骂成狗的王莽，可能真是历史上唯一的天真烂漫单纯小可爱，还真可能被洗脑成功了，似乎真的信了这一套表面的主义学说，一心要照搬“儒家经典”里讲的那一套去治国平天下，结果拖了15年，天怒人怨，天下动荡，不但国家难以为继，堕入万丈深渊，连自己的首级都被张挂在集市上，尸体被群众免费分吃。

因此，从这个血淋淋还被后人当成狗血谈资的事例可以看出，真要拿儒学一套治国，其实坚持不了20年都会山崩海啸，万劫不复。它也许还可以告诉我们：历史是选择了儒家还是法家，不过就是选择哪个工具好用，其实都和我们这和屁民没啥关系，有些冠冕堂皇的话，一笑而过即可，不要喜当阿Q。

要知道，阿Q这样的愚民，是永远做不到赵老太爷的，他的智商就已经决定，他只配上断头台，这是他的宿命。我们是阿Q，儒法也是阿Q，谁不是，我不知道。

2018，11，8，午后，偷闲

刘愚愚

好玩的国学回答的问题，既好玩又有趣。

不管你是否承认，儒家思想确实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是已经深入到中国人骨髓的一种主流价值观。不仅是中国人，就是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影子。可以说，儒家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是一种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但是一种治国方略，是根据时代的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个时期，可能采用不同的治国方略。比如秦国自运用了法家的商鞅变法之后，运用法家的治国理论，迅速强大起来，短短二十多年便统一六国。但秦朝使用韩非子和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国，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短短十几年就烟消云散。

汉朝建立，最初使用黄老道家的无为思想，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汉朝的前期，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表面上是运用了儒家的思想，其实是对先秦儒家的一种自我否定。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阴阳等思想中，其实是儒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不过是以儒家的名义存在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其实是灵活运用了各家的思想，从来都是表面上是儒家，一手软，内里面是法家，一手硬。软的一手讲究道德教化，硬的一手讲究强化君权，使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两手都硬。这就是众多学者所说的阳儒阴法的观点。

所以，不能说历史选择了儒家，也不能说历史选择了法家，而是历史选择了儒法兼治。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其实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上的。

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人可以通过内心的自省成为善人，即使是有法家思想影子的儒家大师荀子，纵然他相信人性是恶的，但是仍然相信，通过教育和学习，也可以让人变得善良。在这种人性论思想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德治，是善治。因此，主张个人要修养道德，在国家的治理上，要实行以德治为主。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强调法治，儒家也并非全是战战兢兢的在君主面前俯首帖耳的顺民。孔子就说臣子和君主之间应该是以礼相待，而孟子更是石破天惊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孟子同时认为，治理国家，光有德治不行，光有法治也不行，而是要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儒家并非像现在很多人误解的那样，是君主的帮凶，是统治者的走狗，是毒害中国人心灵的坏蛋。

不过，儒家的礼的思想，却又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额内在逻辑。礼不是礼貌，不是彬彬有礼，而是一种上下尊卑老幼的等级秩序。这也成为君主统治百姓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历代王朝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用儒家收拢人心，用法家巩固君权。

法家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既然人性是自私的，那么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人必须要相互斗争，以保证自己的生存资源。既然如此，用道德要约束人的行为，那肯定是不可能了，那么就必须用严刑峻法的外在的力量，去规范人的行为。这就是法家的理论逻辑。

如果我们把古代的法家思想，等同于现在的法律制度，那就是对法家思想的误解，甚至有故意美化法家思想的嫌疑。因为，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权。法家强调君主应该运用“法”、“术”、“势”三者的运作来控制臣下，并实行配套的国家政策管治方针，以强兵富国成达战国君主霸业为中心要则。因此法家思想又称为霸道，或可称为“帝王之法”。

法是“法制”，以严刑峻法管治国家百官百民，有功者重赏，有过者则重罚；

术是“权术”，国君要有谋略，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驾驭臣下，对付政敌，以彰显与保持权力地位；

势是“权威”，国君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与权力，才能驾驭臣下。

从这一点来看，法家思想是站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以暴制暴的思想，这个思想显得有些阴暗，有些阴谋诡计的意思。所以说统治者们不好大鸣大放地运用，只好是偷偷的运用。因为按照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权，有哪个笨蛋君主不想借助法家思想，来统治万民，巩固自己的权力呢？但儒家的优势在于，始终是关于人的哲学，是关于人如何自立的学问，这个就特别贴近人的心理需求。儒家伦理学上儒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儒家的王道的理想设计中，对统治者也有严格的要求，他们要求统治者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实现王道。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所以，统治者也不想让自己始终扮演吃人的大灰狼的角色，因此，必须推行表面上儒家，内里是法家的治国理念。

所以，不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是实质上是法家的统治者，假装选择了儒家。

好玩的国学

儒家最终能成为独尊地位，和解决了帝王合法性难题有关，逼迫统治者不得不选用儒家学说。

汉朝面临的特殊历史难题

儒家是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取得了独尊地位，在此之前一些有治国理想的学说也曾得到过统治者青睐。比如秦国时看重法家，但最后却短命而亡；再比如汉初曾经看重黄老无为，但结果却是外有匈奴、内有叛乱。这些有治国理想的学说不是没有价值，也不是没有机会，但实践来看都失败了。所以儒家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真正的智慧。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从汉朝开始，中国帝王合法性的问题开始出现。秦和秦以前的各个时期，不论是名义上统一的中央政权，还是地方上独立的诸侯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的祖先很多都曾经是天下共主，再不济也是一代显贵。所以无论是秦也好楚也罢，谁最终统一了天下都一样，不会存在帝王合法性的争论。但汉不同，高祖刘邦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彻底改写了历史格局，那也留下来一个急需解释的问题，刘邦凭什么能坐皇帝。这个解释要是不合理，那岂不是说明皇帝谁都可以坐了？天下必然不稳定，这也是汉初阶段短短半个世纪叛乱不断的根结。

各家如何解决帝王合法性

汉初信奉黄老，以为修生养息，百姓安定了自然会拥护统治者，但异性王叛乱、七国之乱等等的内乱爆发，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

阴阳家用五行学说来解释汉代秦的合法性，但水徳、土徳、火徳纠缠不清，汉朝到底是属哪一德，到最终也没有定论。所以也是失败的。

这个时候董仲舒代表儒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提倡“天人感应”等一系列学说，皇帝是天子，自然是天帝决定的。所以，有人反对汉朝统治，那就是在逆天。逆天的人怎么办？天下共诛之。这个方案的提出可谓把统治者推到了至高地位，也彻底解决了汉代帝王合法性的问题。可以看到，后世改朝换代都是要有点天兆的，和此有密切关系。

儒家为何在历代都能万世独尊

儒家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注定和统治者绑在了一起。儒家必须要有施政平台才能实现理想，而不论哪个统治者都必须尊崇儒家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以维护政权合法性，反对儒家思想无异于自掘坟墓。

其实最初阶段的诸子百家的出现不是一场思想的分裂，而是一场各种学说的交融。兵家吴起曾是儒门弟子，荀子能教出来韩非、李斯两个法家代表人物都可以看出来。但是后来天下一统，急需一个统一学说的时候，各家就开始分裂了。儒家的聪明就在于认识到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学说可以单独撑起一个大一统王朝。所以董仲舒的改造，让儒学填充进了各家之长。“外儒内法，侪之以道”，表面上是儒家独尊，实际上是各个学说的人才一同得到了治国的实惠，这样的儒学自然会被推到台前来享受独尊地位了。

待晓儿

中国历史学术思想经历了百家争鸣到法家独大，再到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最终被儒家思想一统天下。这既是历史对治国思想的最终选择，也是治国学术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与治国思想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

自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后，汉朝之前所用的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宣告结束，儒家思想由此影响中国二千多年。儒家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王道和礼制，主要是阐述君臣关系，讲究君权神授，注重温良恭俭让。

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逐步取代法家及道家思想的？这得从战国时期备受推崇的法家思想说起。

战国时期需要法家思想来维护统治，凝聚民心，这是此时的必然选择。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的思想派系，它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治国主张与观念，将法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家思想以严刑重赏为手段，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成为加强中央集权及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战国时期处于动荡时期，各国之间相互攻伐，生存比较困难。法家思想对于乱世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不但能维护统治，而且还能凝聚人心。儒家思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是没有市场的，因为它无法迅速使一个国家在动荡时期崛起。

春秋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新时代，传统的神权思想受到了各派思想的猛烈冲击，礼法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有文化、有谋略、有军事才能的士阶层，使法家思想得到迅速发展。战国时期的秦国与统一后的秦朝都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而国力强盛。

汉朝时期道家思想取代法家思想，历史的发展最终选择了儒家思想。

秦朝时期法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遭到摧残。在西汉建立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刚从战乱中得以喘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统治秩序，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法家思想已不能适应此时的历史发展需要，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思想上主张清净无为的道家黄老学说粉墨登场。

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的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家逐渐富裕起来。汉武帝初期的国库存钱和存粮都是满仓的状态，可见黄老学说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无为而治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这一思想导致了豪强对土地的兼并，诸侯割据势力急剧膨胀，边境匈奴祸患日甚。社会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严重影响汉朝了统一与稳定。这些都表明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发展。

儒家思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为替代黄老学说的不二选择。儒家思想倡导的是积极处世、自强不息的精神，它崇尚仁义，讲求中庸。既不主张无为而治，也不赞成严刑重罚，而是主张“德治”、“仁政”。这些思想对于长期维持社会秩序、强化封建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

儒学从民间的一个学派，百家中的一家，一跃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持续了近二千年，汉以后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断对儒学作了补充和发展，使它更适应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学派的思想，与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统治阶层的正统思想。

野史也是史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儒家？职业反儒，不服来喷。

华夏本有一次，与全世界一较高下的机会，也有一次屹立于真正的世界之巅的机会。

那就是法家约束，以秦墨兴盛科技下的大秦，以下举几个栗子。

问:你痛恨碰瓷吗？你又痛恨见死不救吗？如果你痛恨，GOOD。

大秦律:如有诬告陷害者，反坐，意思就是，你如果蓄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将要受到与此相符的惩罚，你讹诈我10万，你就要赔偿十万给我。

大秦律:百步之内，见死不救，当赀二甲”。意思就是距离一百步内的人，如果见死不救，就要罚两幅甲具，盔甲在古代从来都是昂贵的代名词，两幅按现代来说就相当坦克的装甲的价值。

问:你是否痛恨，有钱有权者，即便犯法也能脱罪，逍遥在法外，GOOD。

大秦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就一直法律森严，秦孝公的哥哥触犯秦法以为不用受罚，最后还是被削了鼻子不得不一直带着面具，自那之后秦法的庄严性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问:你是否对华夏科技毫无建树，只有技术而困惑不解？GOOD！

根据考古发现，尤其兵马俑的出土，大秦武器已经制式化，标准化，有切实可信的证据表明，其兵工厂，已经实现了流水作业的标准化而这就超越西方2000年不止，具体可以观看央视纪录片《复活的军团》。

问:你是否对法家治下的大秦印象中就是残暴不仁，秦始皇及其先王就是依靠残暴来统治国家？GOOD！

央视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有详细介绍，不多赘述。儒家喷子看后在喷，以免贻笑大方，有辱孔老二。

那么再来说说，华夏为何选择儒家。

自汉武帝有董仲舒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试问华夏残害百家者是谁？是焚书的始皇还是儒家？华夏处道、法两家外，其他璀璨的智是被谁扼杀的？如果是大秦，那汉武时何来百家？

宋，程朱理学，扼杀人性，尤其是对妇女的摧残，底层向上，成了大逆不道，你就该是农民，就该是奴仆，想向上可以呀，必须读我的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的奴隶。

明，虽未有“鸿儒”出现，但党同伐异，造成了延续后世的华夏内斗，可谓叹为观止，硬生生把一个朝代玩没了。

清，这就不说了，我想起在就是一句MMP，这是儒家最恶心，最龌龊，最无耻的时代。

读者所能阅览至此，可成有独立思想之人。

以上对比，不难看出，选择儒家是统治者的需要，他需要一种能够保证即便接班人是白痴无赖的混蛋，也可以优越的过一生的的学说，而不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学说。

权贵们也需要一种能够保障自身的学说，哪怕自己干了再混蛋，再龌龊的事也可以逍遥法。而不是干点啥就走了吗掉脑袋的学说。

懦弱者也需要一种解释，来来开脱自己的懦弱无能，“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句话太好了，哪怕最初是另一种解释。而不是，铁血大秦，凭实力凭智慧来保证生存。

缩头乌龟们，更可以需要一种学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的无能提供完美的借口。

进化后的现代儒家，哈哈哈，其实可以成为《懦弱无耻卑鄙无耻之徒大联盟》。

即便孔老二最初的想法是好的，也经不住后世的往坏里带。

儒家给胆小懦弱无能龌龊无耻混蛋之徒，提供最好的保护伞，什么大一统，什么大团结，这些人有什么好统一的，又有什么好团结的，杀杀杀杀杀杀杀。

人生越留恋越痛苦

历史最终既选择了儒家，又选择了法家。

所谓的儒家，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以先秦时期为准，儒家就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春秋末期，鲁国卿大夫下克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方向，即所谓“礼崩乐坏”。

面对这种糟糕的状况，儒家选择的路径是修修补补，能回到西周建立之初那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的社会图景，秩序井然，天下就可以重新太平。

但“中世竞于智谋，近世竞于力气”，春秋那种国际政治图景，从弭兵开始，相对的和平最终导致了核心区域最强的国家陷入内乱，于是晋国崩了，战国来临，大家开始拼谁的拳头大。

追求保守的儒家，在这一时间段，是不适应于时代的。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极高的战争动员效率。这一切酝酿于孔子的弟子子夏、子贡，他们的学生在魏国搞变法，李悝创制出军功爵制度的雏形，而后，这种新思想从晋国辐射四方，商鞅在魏国不得志，西行入秦，最终秦国成为了新制度的受益人。

站在秦王扫六合的时代，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图景。

周的制度已经崩溃，分封制度在普天之下已皆是王土的背景下不具有现实意义；周的五等人制度，已经最终坍塌，诸侯没了，卿大夫也没了。

秦代表的是战国争霸中最具有效率的政体，追求彻底的文法吏政治、军功爵体系，严格整饬，彻底的集权与愚民。

秦的尝试就是“法家政治”的最高实践。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尝试完蛋了。秦帝国的政治体制像是一个大工厂，一切都以最高效为目的，百姓不需要有思想，会执行就够了。这是一切高度集权的政体都会有的倾向，君不见奥斯维辛集中营，连杀人都要求高效率，工业流水线化了么？

这么整是要完蛋的。于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汉朝的历史实践，吸取了秦人的教训——人类社会并不是蚁巢，不可能存在没有思想的工蚁兵蚁，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为一个为所欲为的蚁后长期统辖一切。极端的高效（无论秦一样的组织术高效，还是近现代以来的科学至上），都是不能持久的。

人文思想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汉代实际上的行政模式，依然是秦制，文法吏政治依旧保留下来了，但汉朝的皇帝聪明，在法家的基础上，披上了一层人文的外衣，这便是儒家。

此后，文法吏与儒生的竞争关系持续了很久，但最终的结果证明，单独用哪一个都会出现问题。纯用法家，是激起反抗的暴秦；纯用儒家，是理想主义妄图恢复周制的王莽。

用儒用法，不是哪个皇帝的个人好恶，而是历史实践的最终结果。

夜小紫

当年汉武帝面临国家分裂的治理难题，迫切需要确立一个维护中央集权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于是下令全国征求治国方略。

董仲舒在创建的儒学思想倡导“天人感应”、“大一统”“三纲五常”等理念，这些理念正好符合当时的中央集权治理需求。

于是汉武帝就选择了董仲舒的儒学理念，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被确立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

历史的选择难道就是单纯一个皇帝咨政的选择这么简单吗？非也！

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汉武帝为何要全国征求治国方略？

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是秦汉开始的，或者说是从实行郡县制开始的，郡县制的实行改变了诸侯割据的国家治理体系。由于秦代时间非常短，可以暂且忽略，我们粗略可以说汉代是一个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样一来就是出现中央和地方的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管理的问题。

汉初，由于连年战乱，国家实行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社会得到休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辉煌时期。经济迅速发展的带来了国家治理难题，就是有的地方势力不听话了。打个比方，打个比方，当大家吃不饱的时候，先顾着找饭吃，但是解决温饱之后，就出现了类似“凭什么你当皇帝”的想法。

汉景帝时期，一些地方诸侯势力过于强大，汉景帝实现了削藩政策，引发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有威胁的地方诸侯势力基本被清除，汉室中央集权得以巩固。

到了汉武帝时期，文韬武略的汉武大帝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权要想进一步巩固，必须要有个统一的思想，进而向全国征求治国方略。

董仲舒的儒家学说为何能中标？

董仲舒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汉景帝时期就是“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社科院院长之类的官职，也可以理解成首席智囊的意思。

其实，七国之乱以后，汉景帝就咨询过董仲舒治国理政方面的问题，董仲舒就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验在著名的《举贤良策对》，系统性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思想体系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充分吸收其他学派思想，针对当时国家治理需求而创建的。我们举个例子看，董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个理念无疑是极力维护汉武帝的中央集权统治的，也是极符合当时皇帝治国理政需求的。

因此，董仲舒创建的儒家学说正中汉武帝下怀，所以被尊为国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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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历史选择了儒家和法家

为什么不是法家

法家在韩非之前分成法、术、势三派。所谓“法”以商鞅为宗，强调法治，施行严刑峻法，遵纪守法者，一个都不能少，全要赏；违法者也一个都不能缺，全要重罚。

所谓“术”，以申不害为宗，强调用阴谋诡计驾驭群臣。所谓“势”，以慎到为宗，强调扩大君主的威权，使臣下恐惧，以压制群臣。后来韩非集三派之所长，提出君主专制的思想。

法家思想强调阴谋权术，严刑峻法，不利于收拢人心，再加上秦朝使用法家思想，二世而亡，所以汉朝建立后弃用了法家思想。

此儒学非彼儒学

历史选择的儒学是董仲舒的新儒学，与先秦的孔孟儒学有了很大的改变。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各学派的思想形成新儒学。

董仲舒在传统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王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这样的明显来自法家，并能迎合统治者需要的思想。使新儒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外儒内法的结构，这样符合当时统治的需要，又避免了法家思想的戾气。在道德和法治两条线上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总结的非常好：“吾家有大道，霸王道杂之。”霸道是指法家，王道是指儒家。

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家，是因为儒家的思想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并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这个儒家也不是先秦的孔孟儒家，而是吸收了大量法家思想的董仲舒新儒家，是一个儒法并重的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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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注重通过礼乐文化等内在教化去使人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与之相反法家注重用阴谋权术、严刑峻法等外在条件去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

中国历史选择了儒家，一方面是说自秦以后，历代王朝统治天下都打着儒家的旗号。

法家以权术、武力作为其政治主张，通过严刑酷法来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即“以力服人”。在中国历史上，秦朝将这一霸道治国理念推上了巅峰。秦朝自始至终都带有苛政色彩，秦始皇发动的“焚书坑儒”更是其霸道的鲜明体现。霸道以严刑酷罚巩固集权政制，在有利于统一的同时，更利于君主的专制独裁。不过历史最后也表明：单纯地依靠严酷威逼暴力的霸道并不一定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法家刚硬的治国方略虽然有利于加固君王权威，但不利于收拢人心。自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表面上看历代皆以儒家思想为尊，但在进行国家治理时，并没有放弃法家思想。

因为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孟理想主义的儒学了，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各学派的思想形成新儒学。他在传统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王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这样的明显来自法家，并能迎合统治者需要的思想。使新儒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外儒内法的结构，这样符合当时统治的需要，又避免了法家思想的戾气。以刚柔并济的方式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中国历史选择了儒家，另一方面是说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处事方式均体现了儒家重人情、看重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大家族情怀、以及看重多子多福等特点。

这是因为中国以农业立国，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要求人们形成安土重迁的地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家族为核心的稳定血缘关系。整个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延伸，所以中国人重亲缘、孝道，自觉遵从以家族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在集体主义的社会关系网上，每个人并非孤立的存在，其个性和自由也相当有限，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荣辱都服务于整体的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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