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總結說，在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鎖上，新中國有三件法寶，一件是邊界問題談判，一件是經濟援助，還有一件就是“雙重國籍”問題的解決。其中“雙重國籍”的解決是新中國以僑務促外交的一個大手筆。
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
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是近代以來才產生的。近代以後，隨著世界市場的不斷擴充，移民海外的華人越來越多，保護海外僑民的合法利益成為清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1907年荷蘭殖民者勒令荷屬印度尼西亞華僑全體改入殖民地籍，為了護僑，清政府在1909年對抗性地通過了《大清國籍條例》。當時荷蘭殖民者奉行出生地原則，即以個人的出生地點來確定國籍，而清政府則奉行血統主義，即以親子關係來確定國籍，承認“雙重國籍”。其後，民國政府繼承了清政府的相關規定，1912年和1929年的《中華民國國籍法》均承認“雙重國籍”。
到了1946年，印尼政府頒佈《公民法和居住法》，沿襲了荷蘭的原則。3年後，印尼開始實行《印尼聯邦共和國關於國籍問題之規定》，按照這一規定，兩年內不聲明脫離中國籍的華僑，即“被動地”成為印尼公民。1950年頒佈的印尼《憲法》重申了這一“被動制”原則的合法性。其他新獨立的南亞次大陸的民族國家也多是奉行此原則。於是，“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成為一個問題。
華僑忠誠成東南亞國家心結
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初，東南亞的華僑有1000萬之多，且80％是二代或三代華僑。這些華僑多數從事商業，往往財大勢雄。甚至控制著所在國家的經濟命脈。作為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民族國家，基於民族情緒，很多東南亞國家很難接受華僑的模糊身份。當時有人說華僑“有利的時候是本國人，無利的時候就是中國人”，既表明了一種情緒，也是“雙重國籍”帶來的困擾。
1949年《南僑日報》創刊3週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題詞，並號召“海外僑胞與祖國人民團結一氣，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奮鬥!”這種充滿革命豪情的號召，讓一些東南亞國家驚疑不已，因為新中國的成立，對東南亞國家而言，不僅意味著一個大國的崛起，也是意識形態上的一個共產黨國家的出現。華僑問題因此敏感起來。加上西方國家大肆渲染“紅色政權”威脅，東南亞一些國家認為“共產黨中國”的存在是一個威脅。
華僑忠誠問題因此成為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心結，那個時期發生的封閉華僑報館、社團、學校等反華、排華運動，與此不無關係。
建農場安置歸國難僑
當時對於華僑歸國，新中國採取積極態度，並主動斡旋接回遭迫害的難民。為安置他們，中國政府還撥出專款，在海南、廣東等地建設國營華僑農場，從而開啟了新中國華僑農場建設的一幕。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新中國邁入一個和平建設期。但當時西方國家千方百計孤立中國，美國在中國周邊構造了一個外交包圍圈，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成為它們挑撥中國和東南亞鄰國關係的手段之一。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決定先解決印尼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
中國放棄“雙重國籍”
在印尼，華僑問題是其國內的一個重大關注點，儘管印尼單方面通過居民國籍法令，但當時印尼華僑中保留中國國籍的還有200多萬。
1954年，印尼即將舉行大選，華僑的國籍問題成為其考量的重要問題。當時蘇加諾委託尼赫魯向毛澤東問候，其中就涉及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毛澤東間接回答說，華僑問題“應該適當地解決，免得有些國家說我們要利用華僑搗亂。如果華僑保持僑民身份，他們就不應該參加所在國的政治活動；如果取得了所在國的國籍，那麼就應該按該國的法律辦事。”
解決華僑國籍的另一個推力是亞非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以外長身份與印尼外長簽訂瞭解決華僑國籍問題的條約，根據這一條約，海外華僑在一人一國籍的原則下，自願選籍。
簽約之後，周恩來對華僑團體解釋說，“不論從我們國家的對外政策上，還是消除誤會、解除懷疑、改善我們兩國的關係上，都須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事後來看，在處理中有些方面過於簡單。但為同東南亞其他國家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範例，並在總體上使新中國有了一個外交突破口。正是在與東南亞國家的僑務談判中，一個睦鄰友好的局面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得以形成。（來源|《讀者報》 作者|成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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