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
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岁月在再，每当听到刘德华、那英翻唱的《东方之珠》的旋律和歌声，那种并不违和的质感和体验，都瞬间就可以让我们再次触碰到那个年代的情感和记忆;但我们可能从未意识到，或许也真的是不愿意面对，今天与那段记忆的标识—是整整过去了20年。
的确，20年，足以轻松装得下两三代人的青春。20年前香港电影的那些光影声像，也以我们当初绝未曾料想的方式，如此地深植在我们的情感结构和文化记忆之中，以至于这个年代里的中国电影，无论类型片、艺术片，商业的、地下的，都还在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地向其致敬。那个年代也以它自身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构成了我们当下生活的背景和起源，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样貌、形态，都能在那个年代当中找到线索和源流。
显然，20年前的香港电影，为何在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的20年时间里“不知不觉”地获得了那样的文化位置?它们在随后的回归的20年当中，到底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都是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香港电影在新的文化结构中的未来命运的基本前提。
回归前的香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基地、世界第三大的电影制作中心，其电影产品也更接内地的“地气儿”。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借助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尤其是伴随着在今天已经成为“古董”、但在1980年代却为大陆城市家庭所狂热追求的录像机的普及，香港电影开始星火燎原地涌入到内地的广阔天地。
对于回归前的香港电影在那一历史时期对中国电影的内在结构所产生的多义的文化影响，我们其实一直都缺乏全面、充分的评估和评价，因为即便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天翻地覆，其在今天仍然可以在各类媒介形态下的多重不同领域，迸发出令我们错愕不已的强劲文化势能。
早在1974年，许冠杰、许冠文兄弟的港式喜剧片《鬼马双星》一炮走红，使得香港电影终于摆脱了粤语的地域局限和戏曲电影的形式束缚，进入到了以国语/普通话为主的、以香港为中心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新兴中产阶级观众圈，形成了制作商业类型电影的香港电影“新浪潮”。
尤其经过1976年的《跳灰》《临村凶杀案》,1978年的《咖哩啡》《捞过界》，到了1979年及之后的《点指兵兵》《蝶变》《疯劫》《父子情》《半边人》《最爱》《阿郎的故事》等一系列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开始以井喷的方式持续涌现在银幕上。
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作为中国电影的“外部”坐标，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多个商业电影类型，在那个年代有着非常广泛的辐射范围，不仅仅在内地和华语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东南亚、韩国，乃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启蒙”式的样板示范意义，也是迄今为止华语电影勉强能够和好莱坞电影相抗衡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有限的商业电影类型。
与此同时，在那一阶段的香港电影如日中天之际，恰好也正是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的时刻，其对内地大众文化的潜在影响之深，不可低估。对于很多活跃在中国电影舞台的内地中青年导演、编剧、演员而言，那个时代的香港电影所留下的烙印性影响甚至构成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从《唐人街探案》《港日》《火锅英雄》《绑架者》，直到《我不是药神》等一系列电影中，都不难发现香港电影对于内地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辐射的复杂性，至今依然不断地得到验证。
尽管涉及版权等问题，我国的网络大电影、网络剧市场还很不成熟、很不规范，但近年来在其中不断涌现出的向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致敬的网络大电影、网剧等各类文化产品，无不说明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香港电影对于内地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辐射的深入程度达到了怎样的地步。
当然，这不是说内地电影在走香港电影的老路，而是旨在指出:在经济腾飞的历史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内部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开始为不断增长的新兴中产阶级量身打造类型化的商业电影，批量生产具有稳定品质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类文化工业产品。在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也依然要回应这一文化议题，而且是远比当年多出几何数级的规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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