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好！時代疾風中的一株白樺。”1月15日凌晨2時15分，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散文家白樺在滬逝世。
白樺（1930年-2019年1月15日），原名陳佑華，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中山鋪人，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散文家。中學時期就開始學寫詩歌、散文、小說，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47年參加中原野戰軍，任宣傳員；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曾在賀龍身邊工作，此後在昆明軍區和總政治部創作室任創作員；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61年調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任編輯、編劇，1964年調武漢軍區話劇團任編劇。1985年轉業到上海作家協會，任副主席。著有作品《媽媽呀，媽媽!》《愛，凝固在心裡》《遠方有個女兒國》等。
白樺生前接受深圳商報駐滬記者樓乘震（右）採訪。
➢➣➤人物年表：
1942年春，與孿生兄弟葉楠(陳佐華)一同考入潢川中學(今潢川高中)初中部，課外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從中學時期，就開始學寫詩歌、散文、小說。
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
1947年參加中原野戰軍，任宣傳員。
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宣傳幹事、教育幹事、師俱樂部主任職務。
1952年曾在賀龍身邊工作，此後在昆明軍區和總政治部創作室任創作員。
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開除黨籍、軍籍，在八一電影機械廠當鉗工。
1961年調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任編輯、編劇。
1964年調武漢軍區話劇團任編劇。
1979年平反，恢復黨籍，在武漢軍區文化部工作。
1985年轉業到上海作家協會，任副主席。
➢➣➤主要作品：
白樺著有長篇小說《媽媽呀，媽媽！》《愛，凝固在心裡》《遠方有個女兒國》《溪水，淚水》（譯有英文版）、《哀莫大於心未死》《流水無歸程》《每一顆星都照亮過黑夜》，詩集《金沙江的懷念》《熱芭人的歌》《白樺的詩》《我在愛和被愛時的歌》《白樺十四行抒情詩》，長詩《鷹群》《孔雀》，話劇劇本集《白樺劇作選》(內含《紅杜鵑，紫杜娟》《曙光》《今夜星光燦爛》)、《遠古的鐘聲與今日的迴響》(內含《吳王金戈越王劍》《槐花曲》《走不出的深山》)、《一個禿頭帝國的興亡》(譯有英文版本)、《孿生兄弟電影劇本選》，散文集《我想問那月亮》《悲情之旅》，短篇小說集《邊疆的聲音》《獵人的姑娘》，中短篇小說集《白樺小說選》(譯有法文版)、《白樺的中篇小說》《沙漠裡的狼》，隨筆集《混合痛苦和愉悅的歲月》，電影文學劇本《山間鈴響馬幫來》《曙光》《今夜星光燦爛》《苦戀》（又名《太陽和人》）、《孔雀公主》都已拍攝成電影，演講集《白樺流血的心》等。
根據白樺的《梅香正濃》改寫的《梅香正濃》，已選入北師大版的實驗教材裡。
1982年，白樺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寫過一部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2015年，這出1983年首演的大戲塵封多年後，由當年的導演、北京人藝老藝術家藍天野復排搬上舞臺，曾在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演，並舉辦“越冬的白樺詩歌朗誦會”。
深圳商報駐滬記者樓乘震（左）與白樺先生（右）合影。
暴風雨中的白樺
樓乘震
2017年5月24日，由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和中國電影編劇研究院舉辦的第三屆中國電影編劇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在北京電影學院禮堂舉行。本屆中國電影編劇終身成就獎以“光影人生，薪火相傳，致敬前輩，推動原創”為主題，白樺與瑪拉沁夫、周民震、王迪四位編劇獲此殊榮。
“我問心無愧”
白樺先生極為重視這個獎，雖然身患重病，但仍以一個戰士的姿態堅持要親自赴京領獎。
評委會對白樺的頒獎詞把他創作的電影名都鑲嵌在裡面：“他把生活的詩情畫意種植到劇本中，他把對人民的熱愛表達在銀幕上，他苦戀著電影，電影也苦戀著他，這對神秘的旅伴，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這顆赤子之心，總是讚美生活的曙光，即使在戰爭歲月，他眼前也是今夜星光燦爛。我們有理由在一個創新的時代，以電影原創者的名義，對於在新中國成立後，孜孜不倦的詩化電影的倡導者、追求者、實踐者表達崇高的敬意。”
主持人又說：“他堅持原創，堅持文學道義與獨立表達，即便為此曾遭受不公，也從未改變立場。他擁有卓越才華，筆觸卻探向民間疾苦；他曾歷經磨難，目光卻總是望向高處。他的《苦戀》，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太陽與人》，形象地寓意了他的人生。他跟電影是一場苦戀，他的創作，是太陽與人的關係……他的這些電影作品，迴響著美麗的聲音，綻放著燦爛的形象，在銀幕上留下了永恆的光影……”
當白樺先生坐在輪椅上被推上領獎臺時，全場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他用微弱而顫抖的聲音致謝，他說：“得獎者多被批評大於讚賞，但我想說我問心無愧。”這短短的一句話是對自己一生的濃縮，是對責難者的回答，尤其是對自己如同白樺樹一樣挺立在暴風雨中的寫照。全場又一次爆發掌聲。
那是在“文革”剛剛結束後，1957年的挫折使白樺發誓放棄文學，甚至文字。他把所有的筆記、日記全都毀掉，扔掉所有的筆。“但是，漫長的黑夜過去，風浪稍稍平息，我這個天真的苦戀者，又把我終生不渝的戀人—文學，緊緊地擁抱在懷裡。”
他只用了一週的時間就寫出了一部話劇《曙光》。這是20世紀30年代初發生在湖北洪湖地地區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極為相似的歷史事件，白樺試圖用事實來探究這種惡性循環的原因。但此劇的上演並不順利，遭到許多阻撓。坐著輪椅來觀劇的羅瑞卿陷入沉思，深夜給劇組打來電話說：“我想了很久，覺得是可以公演和應該公演的。”有些高級將領在劇終時痛苦得捂著眼睛逃出劇場，他們都承認它的真實，但又接受不了它的真實。接著就是一部1980年攝製完成的影片《今夜星光燦爛》，有人以可笑的理由硬說這部作品宣揚了人道主義，描寫了戰爭的殘酷。在報上展開公開批判。
這兩劇的遭遇使白樺深深地認識到： 文學的求真之路依然是荊棘叢生！
苦戀者的《苦戀》
等待白樺的更大的暴風雨是對《苦戀》的批判。
他在1979年的央視春節晚會上朗誦了一首題為《春夜的歌》的詩，我們至今還記得他含著淚水的畫面。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不要再惋惜已經流逝的年華，/不要再嘆息被扼殺了的青春，/青春怎麼會死去呢？/她姓勇敢，名叫鬥爭！/還有： /我們花費了兩年的時間，/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就鋪下了長遠長遠的堅實的路基，/雖然有些枕木還不那麼平整。
那年早春，他在《十月》雜誌上發表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同年冬天，他又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作了一個《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的發言，在《人民日報》發表以後，國內外許多媒體都作了報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看了這篇講話後，讓人轉告他，他對白樺的大部分觀點都表示認可，只是覺得其中第三部分談到知識分子的安全問題，他認為大可不必憂心仲仲。然而正如白樺所說：“我當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後來的事實證明我並非多慮，而是他過於大意了。”
僅僅過去一年，當1980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把《苦戀》更名為《太陽與人》攝製完成，在文化部送審期間，軒然大波頓時掀起。據外電報道： 中國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憤怒要求嚴懲劇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還鄉，勞動改造。個別人的主張尤為極端，把胡耀邦說成是“炮製反動電影《苦戀》的黑後臺”。這樣一來，一部再現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電影的問題就上升為政治問題了，中國知識分子憑藉歷史的經驗， 完全能嗅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
劇本寫了畫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舊中國，少年凌晨光雖家境貧寒，但很有才華，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時，被抓壯丁，被船家女綠娘搭救，彼此相愛。後來，凌晨光因反對國民黨被特務追捕，逃到國外。在美洲的某個國家，他成為著名的畫家，綠娘也來到美洲，有情人終成眷屬。祖國解放後，凌晨光夫婦返回祖國。在輪船駛入祖國領海看到五星紅旗之時，他們的女兒降生了，並取名為“星星”。回到祖國享受了短暫的快樂時光後，十年“文革”浩劫來臨，凌晨光一家的命運墮入谷底： 全家人被趕到沒有窗戶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星星覺得在這個國家已經不能容身了，決定和男朋友到國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對，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法回答。此後，凌晨光被迫逃亡，成為一個靠生魚、老鼠糧生活的荒原野人。劇終時，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經燃盡，他用最後一點力量，在雪地裡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
白樺與著名演員秦怡（右）合影
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認為《苦戀》“散佈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這決不是愛國主義，而是對愛國主義的汙辱”。但文化部對此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隨後，《北京日報》《時代的報告》《文學報》《紅旗》以及白樺所屬武漢軍區所在地的機關報《長江日報》《湖北日報》，也發表了對《苦戀》的批判文章。自上而下全盤否定。暴風雨來了。
歷史在此時已不再重複
面對如此來勢洶洶的陣勢，以至於已是大學生的兒子還向他媽媽提出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別人家裡的‘文革’都結束了，為什麼我們家的‘文革’沒有結束呢？”
所幸，歷史在此時已不再重複，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再也接受不了這種批判。讓白樺寬慰的是，當第一篇批判文字鋪天蓋地出現於報端和電視屏幕上的時候，幾乎同時，聲援他的電報和函件也如雪片般飛來，某些刊載批判文章的報紙收到的質問信件要用麻袋來裝。他們都是來自弱勢群體和白樺素不相識的人。一位蒙古小姑娘來信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歷經坎坷的作家，如果你無處投奔，熱誠的歡迎您到我們草原上來。我們的氈房裡有屬於你的一張毯子，我們的氈房裡有屬於你的一雙筷子。”
白樺說：“我讀到這兒，淚如湧泉。這就足夠了！足夠補償我經歷的所有苦難。”“我堅信： 中國人開始在泥淖中拔自己麻木的腿腳了，雖然拔得很辛苦！”
在這緊要關頭，剛剛結束了因病休養的胡耀邦同志，於5月17日緊急會見了中宣部、文化部、廣播局、全國文聯負責人，談《苦戀》批判問題。對平息這場風波，解除這場“圍剿”投下了一著棋子。胡耀邦顯然對在他病休期間發生的批判《苦戀》事件持不贊成的態度。一直頂住壓力，隻字不提批《苦戀》的《人民日報》在6月8日發表了署名顧言（顧驤）根據胡耀邦講話精神所寫的評論《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立即為國內外關注。敏感的世界各大主要通訊社、外媒駐京記者都在當日報紙出版的第一時間發了消息。
9月25日，胡耀邦在魯迅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對當時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說：“ 《苦戀》的事應該了結了，你和白樺熟悉，能不能寫封信給他，請他給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為文藝討論，表個態就行了。”
巴金旗幟鮮明的立場
10月1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了剛剛從巴黎國際筆會回來的巴金。一見面就問：“巴老！你看過我的文章嗎？”巴金回答說：“沒有。”胡耀邦說：“我的文章本來把批《苦戀》應該結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氣不順，我只好把這樣的意思擺在後面。你在文學界德高望重，應該給中青年作家以正確的引導。”巴金沒有順應胡耀邦當時非說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藝家受了多年的磨難，應該多鼓勵，少批評。特別是對那些有才能、多產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樺等。”這時，正在用電影攝影機拍攝的記者祁鳴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發現自己在流淚。祁鳴說：“按過去多年來的習慣，不管你是多麼有名的文藝家，在傾聽中共高級領導人說話的時候，你只能唯唯諾諾，而不敢表達自己的觀點，巴金卻胸懷坦蕩地為文藝家大聲呼籲。”
白樺（右）拜訪巴金。
頭上的“透明帽子”
然而，在這同時，《文藝報》發表了《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並由《人民日報》轉載。胡耀邦在見到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文藝報》主編張光年時說：“《文藝報》的調子太高了！”當張光年反問他：“這調子是上面定的呀……”他也只好啞然一笑。胡耀邦當然也知道，即使這樣，也還有人認為火力不夠猛烈。與此相呼應的是白樺在無奈之下，以給《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寫信的形式，做了一個檢討的姿態，兩報先後刊登，算是給批判者的面子。胡耀邦在關鍵時刻投下的一枚棋子，暫時平息了批判《苦戀》的風波，為維護黨的形象起了積極作用。
儘管批判《苦戀》的風波是平息了，但白樺的頭上卻戴上了“透明的帽子”。各報刊都接到沒成文的“通知”： 不能採訪白樺，不能發表白樺的作品，甚至連白樺的名字都不能提到。無論換多少領導，這個“透明的帽子”都存在。依記者的記憶，數年間只有香港鳳凰衛視播出過對他的採訪。然而，戰士性格的白樺不在乎這些，他並沒有放下他那重新拿起的筆。而勇敢的編輯也沒懼怕那無形的“封殺令”。
1985年12月29日，中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北京京西賓館禮堂開幕。胡耀邦等領導人和作家們合影留念，以往白樺總是願站在最後一排，此次卻一反常態，他要站在前排，目的為了讓胡耀邦進來的時候看見自己。果然，胡耀邦徑直向他走來，和他握手，因為場上人聲喧譁，胡耀邦連續幾次問白樺在寫什麼，白樺第三次回答他，他才聽清。後來這張照片在國內外的報紙上發表，引起了很大反響。
文章千古事
白樺的兒子曾在一封信裡勸道：“爸爸，您不能改變一個生活方式嗎？為什麼那樣重視文學的使命呢？從您的少年時代起，您為這塊土地已經付出了您應該付出的一切。”白樺覆信說：“兒子，我不能，因為文學是我的生命。我越來越理解古人說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話。一個有生命的人怎麼能不重視自己生命的意義呢？”
1987年4月，白樺整整一個月都在滇西北一座邊城裡，每天黎明即起，寫一首詩，三十天寫了三十首。當《上海文學》的編輯周惟波看到《四月》這組詩時，他感到驚奇：“你居然能夠輕鬆若此，閒適若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白樺戲謔地對他說：“是嗎？我希望你靜下心來再審閱一遍。”第二天，他給白樺打電話，在電話中他只朗誦了《四月》裡的四句詩：
晴朗的天空或烏雲覆蓋的大地，/對於現在的我來說全都一樣。/因為我正走在四月的盡頭，/驟然冷凝的心境一片雲水茫茫……
白樺成了那個時代文化界不可迴避的重量級人物，他的作品甫一問世就會引起高度關注，在思想界和知識界引起熱烈討論。
1991年，白樺寫了長篇小說《哀莫大於心死》。1992年出版後，與白樺在二十五年前僅有一面之緣的法國漢學家樂易凡女士，就一定要無償的翻譯這本書。為翻譯這本書，她整整投入了兩年多的時間和心血。而出版後，她沒得到一分錢的報酬，只得到25本樣書。她把24本送給了巴黎有影響的人物，自己只留一本作為紀念。
2006年，白樺在《上海文學》發表了小說《藍鈴姑娘》，那期刊物居然全部售罄。2013年8月15日，當白樺在上海書展為中短篇小說集《藍鈴姑娘——雲南邊地傳奇》簽名售書時，讀者蜂擁而至，兩小時就把預先準備的五百冊全部買去。
2009年11月22日，上海作家協會借白樺80歲之際，研討其作品。《文學報》用兩個整版所刊出的他的長詩《從秋瑾到林昭》，歌頌她們猶如兩座巍然的豐碑矗立在20世紀中國的精神巔峰和思想高地。詩人屠岸在讀了這首長詩後說：“這首詩所達到的思想高度和藝術深度而言，它抵達到一個幾乎空前的水平。”賀龍 “白樺很敏感，因為敏感，所以他比常人得到過更多的快樂，也比常人得到過更多的痛苦；面對美好未來，他有比常人更高的希望；面對艱難時事，他有比常人更多的憤怒。”
2010年1月11日，上海《文匯報》副刊《筆會》刊登了白樺的兩首短詩。立即在文化界人士中引起強烈的反響，許多人一大早就向白樺發去祝賀的手機短信。祝賀那頂被整整戴了21年的“透明的帽子”終於摘去。
2016年10月1日，在《十月》雜誌創刊35週年時，通過編輯、專家和網絡等共同評選出的“改革開放以來最有影響的文學作品”揭曉，《苦戀》名列前茅。
2017年3月，我又去看他，見他臉更瘦了，發更白了，春日的逆光在這位戰士身上勾出一道銀霜。我猛然想起俄國詩人葉賽寧的名詩《白樺》：
在我的窗前，有一棵白樺，彷彿塗上銀霜，披了一身雪花。毛茸茸的枝頭，雪繡的花邊瀟灑，串串花穗齊綻，潔白的流蘇如畫。在朦朧的寂靜中，玉立著這棵白樺，在燦燦的金暉裡，閃著晶亮的雪花。白樺四周徜徉著姍姍來遲的朝霞，它向白雪皚皚的樹枝，又抹一層銀色的光華。
（本文作者為深圳商報駐滬記者樓乘震，文章於2015年10月發表，2017年5月再次修改，收入樓乘震新聞作品集《悲欣人生》。本文圖片由樓乘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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