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好！时代疾风中的一株白桦。”1月15日凌晨2时15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在沪逝世。
白桦（1930年-2019年1月15日），原名陈佑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曾在贺龙身边工作，此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著有作品《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等。
白桦生前接受深圳商报驻沪记者楼乘震（右）采访。
➢➣➤人物年表：
1942年春，与孪生兄弟叶楠(陈佐华)一同考入潢川中学(今潢川高中)初中部，课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
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教育干事、师俱乐部主任职务。
1952年曾在贺龙身边工作，此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
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在八一电影机械厂当钳工。
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
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
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
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
➢➣➤主要作品：
白桦著有长篇小说《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溪水，泪水》（译有英文版）、《哀莫大于心未死》《流水无归程》《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白桦的诗》《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白桦十四行抒情诗》，长诗《鹰群》《孔雀》，话剧剧本集《白桦剧作选》(内含《红杜鹃，紫杜娟》《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远古的钟声与今日的回响》(内含《吴王金戈越王剑》《槐花曲》《走不出的深山》)、《一个秃头帝国的兴亡》(译有英文版本)、《孪生兄弟电影剧本选》，散文集《我想问那月亮》《悲情之旅》，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中短篇小说集《白桦小说选》(译有法文版)、《白桦的中篇小说》《沙漠里的狼》，随笔集《混合痛苦和愉悦的岁月》，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苦恋》（又名《太阳和人》）、《孔雀公主》都已拍摄成电影，演讲集《白桦流血的心》等。
根据白桦的《梅香正浓》改写的《梅香正浓》，已选入北师大版的实验教材里。
1982年，白桦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过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2015年，这出1983年首演的大戏尘封多年后，由当年的导演、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蓝天野复排搬上舞台，曾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并举办“越冬的白桦诗歌朗诵会”。
深圳商报驻沪记者楼乘震（左）与白桦先生（右）合影。
暴风雨中的白桦
楼乘震
2017年5月24日，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电影学院礼堂举行。本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以“光影人生，薪火相传，致敬前辈，推动原创”为主题，白桦与玛拉沁夫、周民震、王迪四位编剧获此殊荣。
“我问心无愧”
白桦先生极为重视这个奖，虽然身患重病，但仍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坚持要亲自赴京领奖。
评委会对白桦的颁奖词把他创作的电影名都镶嵌在里面：“他把生活的诗情画意种植到剧本中，他把对人民的热爱表达在银幕上，他苦恋着电影，电影也苦恋着他，这对神秘的旅伴，无论在什么时候，他这颗赤子之心，总是赞美生活的曙光，即使在战争岁月，他眼前也是今夜星光灿烂。我们有理由在一个创新的时代，以电影原创者的名义，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孜孜不倦的诗化电影的倡导者、追求者、实践者表达崇高的敬意。”
主持人又说：“他坚持原创，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即便为此曾遭受不公，也从未改变立场。他拥有卓越才华，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他曾历经磨难，目光却总是望向高处。他的《苦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太阳与人》，形象地寓意了他的人生。他跟电影是一场苦恋，他的创作，是太阳与人的关系……他的这些电影作品，回响着美丽的声音，绽放着灿烂的形象，在银幕上留下了永恒的光影……”
当白桦先生坐在轮椅上被推上领奖台时，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致谢，他说：“得奖者多被批评大于赞赏，但我想说我问心无愧。”这短短的一句话是对自己一生的浓缩，是对责难者的回答，尤其是对自己如同白桦树一样挺立在暴风雨中的写照。全场又一次爆发掌声。
那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后，1957年的挫折使白桦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他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都毁掉，扔掉所有的笔。“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我这个天真的苦恋者，又把我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他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写出了一部话剧《曙光》。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湖北洪湖地地区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极为相似的历史事件，白桦试图用事实来探究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但此剧的上演并不顺利，遭到许多阻挠。坐着轮椅来观剧的罗瑞卿陷入沉思，深夜给剧组打来电话说：“我想了很久，觉得是可以公演和应该公演的。”有些高级将领在剧终时痛苦得捂着眼睛逃出剧场，他们都承认它的真实，但又接受不了它的真实。接着就是一部1980年摄制完成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有人以可笑的理由硬说这部作品宣扬了人道主义，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在报上展开公开批判。
这两剧的遭遇使白桦深深地认识到： 文学的求真之路依然是荆棘丛生！
苦恋者的《苦恋》
等待白桦的更大的暴风雨是对《苦恋》的批判。
他在1979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朗诵了一首题为《春夜的歌》的诗，我们至今还记得他含着泪水的画面。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不要再惋惜已经流逝的年华，/不要再叹息被扼杀了的青春，/青春怎麽会死去呢？/她姓勇敢，名叫斗争！/还有： /我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就铺下了长远长远的坚实的路基，/虽然有些枕木还不那么平整。
那年早春，他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同年冬天，他又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了这篇讲话后，让人转告他，他对白桦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仲仲。然而正如白桦所说：“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
仅仅过去一年，当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苦恋》更名为《太阳与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轩然大波顿时掀起。据外电报道： 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把胡耀邦说成是“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知识分子凭借历史的经验， 完全能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时，被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反对国民党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十年“文革”浩劫来临，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 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白桦与著名演员秦怡（右）合影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认为《苦恋》“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这决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但文化部对此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随后，《北京日报》《时代的报告》《文学报》《红旗》以及白桦所属武汉军区所在地的机关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也发表了对《苦恋》的批判文章。自上而下全盘否定。暴风雨来了。
历史在此时已不再重复
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阵势，以至于已是大学生的儿子还向他妈妈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别人家里的‘文革’都结束了，为什么我们家的‘文革’没有结束呢？”
所幸，历史在此时已不再重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再也接受不了这种批判。让白桦宽慰的是，当第一篇批判文字铺天盖地出现于报端和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几乎同时，声援他的电报和函件也如雪片般飞来，某些刊载批判文章的报纸收到的质问信件要用麻袋来装。他们都是来自弱势群体和白桦素不相识的人。一位蒙古小姑娘来信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作家，如果你无处投奔，热诚的欢迎您到我们草原上来。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张毯子，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双筷子。”
白桦说：“我读到这儿，泪如涌泉。这就足够了！足够补偿我经历的所有苦难。”“我坚信： 中国人开始在泥淖中拔自己麻木的腿脚了，虽然拔得很辛苦！”
在这紧要关头，刚刚结束了因病休养的胡耀邦同志，于5月17日紧急会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广播局、全国文联负责人，谈《苦恋》批判问题。对平息这场风波，解除这场“围剿”投下了一着棋子。胡耀邦显然对在他病休期间发生的批判《苦恋》事件持不赞成的态度。一直顶住压力，只字不提批《苦恋》的《人民日报》在6月8日发表了署名顾言（顾骧）根据胡耀邦讲话精神所写的评论《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立即为国内外关注。敏感的世界各大主要通讯社、外媒驻京记者都在当日报纸出版的第一时间发了消息。
9月25日，胡耀邦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 《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
巴金旗帜鲜明的立场
10月1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刚刚从巴黎国际笔会回来的巴金。一见面就问：“巴老！你看过我的文章吗？”巴金回答说：“没有。”胡耀邦说：“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该结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气不顺，我只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后面。你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应该给中青年作家以正确的引导。”巴金没有顺应胡耀邦当时非说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多产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桦等。”这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拍摄的记者祁鸣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祁鸣说：“按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在倾听中共高级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唯唯诺诺，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巴金却胸怀坦荡地为文艺家大声呼吁。”
白桦（右）拜访巴金。
头上的“透明帽子”
然而，在这同时，《文艺报》发表了《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并由《人民日报》转载。胡耀邦在见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艺报》主编张光年时说：“《文艺报》的调子太高了！”当张光年反问他：“这调子是上面定的呀……”他也只好哑然一笑。胡耀邦当然也知道，即使这样，也还有人认为火力不够猛烈。与此相呼应的是白桦在无奈之下，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写信的形式，做了一个检讨的姿态，两报先后刊登，算是给批判者的面子。胡耀邦在关键时刻投下的一枚棋子，暂时平息了批判《苦恋》的风波，为维护党的形象起了积极作用。
尽管批判《苦恋》的风波是平息了，但白桦的头上却戴上了“透明的帽子”。各报刊都接到没成文的“通知”： 不能采访白桦，不能发表白桦的作品，甚至连白桦的名字都不能提到。无论换多少领导，这个“透明的帽子”都存在。依记者的记忆，数年间只有香港凤凰卫视播出过对他的采访。然而，战士性格的白桦不在乎这些，他并没有放下他那重新拿起的笔。而勇敢的编辑也没惧怕那无形的“封杀令”。
1985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胡耀邦等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以往白桦总是愿站在最后一排，此次却一反常态，他要站在前排，目的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看见自己。果然，胡耀邦径直向他走来，和他握手，因为场上人声喧哗，胡耀邦连续几次问白桦在写什么，白桦第三次回答他，他才听清。后来这张照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
文章千古事
白桦的儿子曾在一封信里劝道：“爸爸，您不能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吗？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学的使命呢？从您的少年时代起，您为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您应该付出的一切。”白桦复信说：“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1987年4月，白桦整整一个月都在滇西北一座边城里，每天黎明即起，写一首诗，三十天写了三十首。当《上海文学》的编辑周惟波看到《四月》这组诗时，他感到惊奇：“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白桦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第二天，他给白桦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
晴朗的天空或乌云覆盖的大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全都一样。/因为我正走在四月的尽头，/骤然冷凝的心境一片云水茫茫……
白桦成了那个时代文化界不可回避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作品甫一问世就会引起高度关注，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引起热烈讨论。
1991年，白桦写了长篇小说《哀莫大于心死》。1992年出版后，与白桦在二十五年前仅有一面之缘的法国汉学家乐易凡女士，就一定要无偿的翻译这本书。为翻译这本书，她整整投入了两年多的时间和心血。而出版后，她没得到一分钱的报酬，只得到25本样书。她把24本送给了巴黎有影响的人物，自己只留一本作为纪念。
2006年，白桦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小说《蓝铃姑娘》，那期刊物居然全部售罄。2013年8月15日，当白桦在上海书展为中短篇小说集《蓝铃姑娘——云南边地传奇》签名售书时，读者蜂拥而至，两小时就把预先准备的五百册全部买去。
2009年11月22日，上海作家协会借白桦80岁之际，研讨其作品。《文学报》用两个整版所刊出的他的长诗《从秋瑾到林昭》，歌颂她们犹如两座巍然的丰碑矗立在20世纪中国的精神巅峰和思想高地。诗人屠岸在读了这首长诗后说：“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它抵达到一个几乎空前的水平。”贺龙 “白桦很敏感，因为敏感，所以他比常人得到过更多的快乐，也比常人得到过更多的痛苦；面对美好未来，他有比常人更高的希望；面对艰难时事，他有比常人更多的愤怒。”
2010年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刊登了白桦的两首短诗。立即在文化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人一大早就向白桦发去祝贺的手机短信。祝贺那顶被整整戴了21年的“透明的帽子”终于摘去。
2016年10月1日，在《十月》杂志创刊35周年时，通过编辑、专家和网络等共同评选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揭晓，《苦恋》名列前茅。
2017年3月，我又去看他，见他脸更瘦了，发更白了，春日的逆光在这位战士身上勾出一道银霜。我猛然想起俄国诗人叶赛宁的名诗《白桦》：
在我的窗前，有一棵白桦，仿佛涂上银霜，披了一身雪花。毛茸茸的枝头，雪绣的花边潇洒，串串花穗齐绽，洁白的流苏如画。在朦胧的寂静中，玉立着这棵白桦，在灿灿的金晖里，闪着晶亮的雪花。白桦四周徜徉着姗姗来迟的朝霞，它向白雪皑皑的树枝，又抹一层银色的光华。
（本文作者为深圳商报驻沪记者楼乘震，文章于2015年10月发表，2017年5月再次修改，收入楼乘震新闻作品集《悲欣人生》。本文图片由楼乘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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