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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成都人要到城外西南方向一带，要从老西门、老南门，甚至北门出城，七弯八倒拐不太方便。1913年，为便利城内居民出城到青羊宫赶花会，四川督军胡景伊下令在西较场边的城墙上，朝二仙庵、青羊宫的方向新开一道城门，取《左传·闵公二年》“务财训农，通商惠工”句意，取名通惠门，民间亦称“新西门”。
光有通惠门还不行，必须在新城门外的西郊河上修一座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配套工程”。于是，在 1916 年修建了一座连通城内与城外的新桥，称为十二桥。
十二桥从1913 年开建，1916年建成，当时建的是一座木桥。数年后，改造成廊桥。到 20 世纪 60年代，为了修筑公路，廊桥改造为石墩桥。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二桥，是修建蜀都大道时拓宽后的新桥。
有不少文章里提到十二桥在 20 世纪40年代改为砖拱桥，桥名改为晋康桥，因当时扩建西安路的名义主事者为川军将领邓锡侯，字晋康。十二桥和晋康桥是一回事吗？成都市政府在 1939 年 5 月 24 日发布了《环城公路西北段征地补偿办法》，其中有领取补偿款期限的要求，安排十二桥、晋康桥、将军碾、任家桥一带业主于 5 月 29 日到市政府验契领款。如果说十二桥一直就在西郊河上，也叫晋康桥，那公文将十二桥和晋康桥并列，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1979年版的《成都市街道索引手册》里写得非常清楚，西安南路其中一段原名晋康桥，备注栏里注明相关门牌号为 1-45 和2-50 号。这样看来，十二桥和晋康桥相隔不远，是两座不同的桥。其实，过去在西郊河的西侧还有一条并行的河，是从将军碾方向流下来的，晋康桥很可能是在这条河上的，它和十二桥以及西郊河并没有什么关系。
廖俊义和唐体尧解放前是国民党特务，均参与了十二桥的大屠杀。在他们的交代材料里，提及枪杀现场离通惠门非常近，出城约一里路，在十二桥的西南边，在过桥的防空壕中。为了更加准确定位烈士殉难地，我找到了唐体尧在 1950 年 8 月 4 日的口供材料，文中描述公路到刑场约半里路”。
在手机地图上可以找到烈士殉难地在十二桥路南侧与琴台路的交会处，也就是现在琴台路入口牌坊的旁边，这个位置不在现在十二桥的西南边，而是在大桥南偏东的位置。其实，立有白色花圈雕塑的地方是烈士殉难纪念地，并不是烈士牺牲的准确地点。
我按照特务的描述实地走了几趟，发现实际情况比想象要复杂。首先确定老通惠门的位置，大概是琴台路东侧建筑与西较场西侧围墙的结合处，也就是现在通惠门简介路牌的位置。往西走260步，过西郊河到了新一村小区入口处。继续前走，到省委老干部局门口已是500 步了，按照我的步幅，离通惠门的距离最多 400 米，如果在这个位置，往南走 200 多米左右，就进入老干部局大院里了。如果按“一里路”来计算，我从通惠门往城外走，大约要 650 步，大约要走到中医医院宿舍区的位置。这里离西郊河和新一村如此远，会是烈士当年牺牲的地方吗？成都市委组织部十二桥烈士调查组相关调查资料更准确一些，烈士牺牲地点在十二桥过桥西南两百多米处的乱坟坝里。
再来看特务交代的情况和烈士牺牲地之间的关系。特务当时开车出通惠门的实际距离应该没有“一里路”。出通惠门的路况估计比城内差。我们开车都有这样的体会，相同距离的路程，路况差时，你会感觉开了很久很远，况且当时夜晚缺乏参照物，人又处于非常紧张的状况。而且，特务下了公路往南走，不太可能走直线，感觉走了“半里路”，但拐来拐去，实际离公路和西郊河不太远。这样分析，就不难梳理特务交代的情况和烈士实际牺牲地之间的逻辑关系。
特务们为什么当时如此紧张和匆忙呢？看看成都 1949 年底的大事记就一目了然了。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月 20 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公开宣布向四川进军。
11 月 1 日，刘邓大军发起川黔战役。
11 月 27 日，贺龙率部由陕入川。
12 月 6 日，解放军发动成都战役，四川各地纷纷解放。
12 月 7 日，成都发生“十二桥惨案”。
12 月 10 日，蒋介石离蓉，逃亡台湾。
12 月 27 日，解放军入城，成都解放。
1950 年 1 月 3 日、4 日、7 日三天，完成了十二桥和抚琴台共 35烈士遗体的发掘工作后，灵柩停放在支矶石街原国民党空军层板厂内。1 月 19 日公祭后，进行了起灵仪式。送葬队伍经过同仁路、实业街、商业街、东城根街、祠堂街、金河街、通惠门，在青羊宫公葬举行安灵仪式。原来的青羊宫公葬地就在现在的文化公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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