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顾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在《南明史》序论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这一势头（“明末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许多明史爱好者或许正是受到了顾老先生这番言论的影响，深信如果不是清军入关灭亡了明朝，那么，当时的中国将极有可能赶在英国之前，实现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之后那个丧权辱国、愚昧闭塞的满清政府，将被另一个高度工业化资本化的近代大明帝国所取代。
明代经济增长示意图
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历史哲学命题，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形态同样也是一个历史哲学命题。然而作为一个自媒体作者，谈艺认为没有必要用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来讨论这一现象，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历史领域的创作者只有用直观的数据，准确的推理，干练的文字，才能打动历史爱好者那傲娇的心灵，让那些喜欢毫无依据就随便批判创作者的朋友们，可以真正静下心来细细分析一段历史，并从中得到启发。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麦迪森( A ng us Maddison)曾经对中国古代整体经济进行了定量分析，他估算公元1世纪时期的汉朝和古罗马帝国在经济总量上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从此之后，中国经济总量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直到公元182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的32.4%。但麦迪森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他将人均经济水平乘以人口总数得出的GDP数据显然是无法做到相对的准确，他在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资本积累等方面研究的忽略，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古代GDP。
明代GDP的研究，谈艺尽可能从多个环节搜集数据资料，尝试为读者展现明代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以此来推论顾诚先生的那个观点：满清入主中原后，打断了明代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节奏。首先，我们先看看明代社会经济的主体结构是怎样的？
以农业为主体的明代经济
库兹涅茨在他的《各国的经济增长：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农业部门的收入占总收入的70% ，是不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之前经济结构比例的极限。然而，从上面这张图中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弘治中兴和张居正变法的这两个时间段里，明朝农业部门的产值收入依然占到了总收入的80%以上，综合历年数据取得平均值，有明一代，农业经济的份额占比约为85%~90%。在工业（称之为手工业或许更为合适）、商业方面的经济当量总和只占经济总量的10%~15%。
有的明史爱好者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惑：明朝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宋朝，不仅可耕种田亩面积已经达到了宋朝的两倍，而且明代社会的白银存量和流通量都是数倍于宋朝。在江南富庶地区，真正脱离土地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群已经形成，这区别于宋代的劳资关系（宋代除雇佣关系外，大部分还存在以土地为纽带维系的人身依附关系）。明末社会在基础科学研究上面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宋应星、徐光启、李时珍等人往往都借鉴了西方的科学研究成果，将儒家经学风气渐渐带上了“实学”的快车道，
明代白银存储量
尽管这些现象都是诱发明朝可能发生社会巨变的因素，但我们忽略另外一个经济基本规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大前提就是需要有整个社会能积累下足够的财富，并且这个社会能自觉将这些财富投入到货币转移支付（也称负税收，主要是社会福利和其他国民补助）和公共建设中去，为工商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明政府显然没有这么去做，他们也没有能力这么去做。
明代人口、耕种面积和人均产值
从上面这个表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明一代的农业可耕种面积持续增加，但人口数量也随之增长。正因为此，人均产值以及人均财富的获取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也就是说，尽管明朝整体创造的财富总量增加了，但却被过渡膨胀的人口抵充了这一红利，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土地供给越发紧张，加上土地兼并和施政的不当，让明代末期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大范围的暴动进一步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消耗，遏制了资本的积累。
明政府开支中的军费开支占比
从上面这个表的数据可以看到，明政府的所有政府支出中，军费占比长期超过50%，整个明朝时期军费开支的平均占比值维持在70%~80%的高位。试问这样的一种“消费模式”，有可能把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培养出参天大树吗？为了让读者对此有一个更加形象的理解，我引用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政府开支比例的数据来加以比对，或许能让大家有所启发。
两国的情况分析
在《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 st 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一文中，Perkins坦言道：明清两届政府的收入很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 公共产品的投资严重不足， 这是中国前现代经济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代政府除了要供养一个将近人数在7万左右的庞大官僚系统外，还有一个宦官集团领导的人数接近百万的内廷官僚体系嗷嗷待哺，除了这两个大头开支外，明宗室的人口在嘉靖时期已经达到了13万（数据来源：李春芳《宗藩条例》），在明朝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宗室成员是不允许自主谋生的，他们按照等级定期到政府领取生活资助，最低等级的宗室成员每年可领取200两白银。也就是说，单单养活老朱家的这一大家子人，明政府每年至少要掏出2600万两雪花银。
除此之外，皇帝也会以各种名目支用政府收入，比如修筑皇陵、维护修建宫室等。而最令人诟病的朝贡贸易制度，一方面打压了民间商业的生存空间，更是直接将大量财富外流到国外。除去军费开支、朝贡贸易开支、官僚宗室开支以后，剩下的不到10%的资金勉强用于教育、水利道路设施、转移支付的开支。有历史爱好者也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明朝的赋税极低，政府采取的是藏富于民的政策，这是一件好事”！然而，低税收并不应就是藏富于民，藏富于民也不仅仅靠低税收就能实现的。
明政府收入占国家总产值比重
从上面这张表可以看出，明代政府整体收入的历年平均只占到了全部产值的7%左右，只有在明初期和晚期有两个大范围的波动。与今天现代化国家相比，我国在2000年的时候，税收额已经占到了GDP的17%左右。但我们发现高税收反而促进了经济在之后的飞速增长。明代的低税收不但加重了民间对额外负担的敏感度，也限制了政府体量规模的发展，这造成了每当明政府核算完开支预算后，总是出现负结余的情况。因为财政危机始终困扰着明帝国，致使其国家权力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一旦国家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干预扶持力量，光靠江南富庶地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是绝对无法形成一定气候的。
困窘的明政府财政，以太仓库银为例
总结
明代社会经济大体存在以下几个困局：1，尽管明代的耕地面积不断增加，但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限制了整个社会财富积累率的提高，甚至是耗尽了之前财富积累的总和。
财富积累率长期处于负数
2，当财富积累率长期处于负增长时，势必会减少社会的投资规模，而减少投资规模后，经济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
明代与工业革命前英国的财富增长率对比
3，当经济增长率持续停滞，甚至是出现负增长时，社会必然出现剧烈的动荡。而长期处于财政困境中的明政府显然没有多余的缓冲空间来处理各种社会危机。李自成能轻松攻破京城，清军能轻松入主中原，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水到渠成，大厦将倾，没有甲乙出来搅局，还会有丙丁，明帝国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以上三个困局还是一个解无可解的死局，明帝国的专制皇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势必需要吮吸社会上大量的人口和财富来不断强化自己，但为了不激化社会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必定要不断克制自己搜刮财富的力度，也就是说，明帝国与社会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社会只要支出一定量的人力与财富，满足政府和皇室的开支即可，政府则负责维护社会最基本的稳定和民众的生存。在这个协议下，皇权与政府显然没有更多的动力去谋取社会经济的增长，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管理成本的加大，明帝国很快就违背了这个协议，开始不断加征税收，从而激发了社会的动荡，为了维持稳定，他们又采取了镇压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应对策略，这种方式更加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以此不断往复，这个现象就是后来学者提出的关于历代王朝命运走向的历史周期律。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在封建专制时代，文章开头顾诚先生所提出的那个假设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就算没有清军入主中原，明代也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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