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陽縣文德村出了箇中科院院士、地質古生物學家!

曲陽縣文德村出了箇中科院院士、地質古生物學家!

趙金科(1906年6月10日—1987年5月18日)。地質學、古生物學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趙金科,號子銘,1906年6月10日出生於河北省曲陽縣文德村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親以務農為主,兼營副業。為培養支撐門戶的棟樑,趙金科被送進學堂。青少年時代,他性情溫和,雖興趣不廣,但學一行就專一行。他還喜歡少林拳,堅持苦練,曾在縣武術觀摩會上名列前茅。趙金科學習勤奮,成績優秀。

曲陽縣文德村出了箇中科院院士、地質古生物學家!

1926年中學畢業後即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後升入地質系本科。他就學時,北京大學地質系名師薈萃,系主任是世界著名地質學家葛利普,教授有李四光、孫雲鑄、謝家榮等我國著名學者。通過刻苦攻讀和老師的指導,他的學業和能力均成為同窗中的佼佼者。他在學習期間就注意學以致用,常利用寒暑假考察曲陽縣境內地質,用學到的知識幫助家鄉開採漢白玉和靈山煤礦,指出雲母和鐵礦產地。1932年大學畢業後,趙金科留校任助教。5年中他協助系主任管理地質系的行政和教學工作,帶領學生做室內和野外實習。

由於工作認真負責,成績優異,1937年他被送往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在美期間,他常利用假期獨自一人歷盡艱辛考察美國地質,以擴大視野。在留美后期,他深切感到一個學地質的不做野外地質調查工作是很難做出成績的。因當時國內學校的教育經費有限,難以開展野外工作,他致函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要求歸國後到該所工作。1939年夏,抗日戰爭血戰正酣,他繞道香港回到祖國。

趙金科為我國的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震旦紀地槽呈環狀分佈於極區泛大陸周圍和內部的理論;30年代後期對廣西西部開展區域地質調查,證實地質力學理論闡述的廣西山字型構造的位置及形跡;40—50年代研究頭足類化石和二疊紀地層,取得突破性進展。晚年領導並參與對華南二疊系最高層位長興階的層型以及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的專題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多次獲得國家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

作為我國頭足類學科的奠基人之一,趙金科為該學科的開拓、發展及人才培養做出了卓越貢獻。其70萬字的大型專著《廣西西部下三疊統菊石》對我國早三疊世地層和菊石研究作了最完整、最全面的論述,也是國際早三疊世菊石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書中描述早三疊世菊石23科59屬204種,根據這些菊石化石,把廣西早三疊世層劃分為4個組和8個菊石帶,並根據這些組和菊石帶與中國其他各省和世界各處早三疊世地層進行了對比。1959年他和助手編寫的《中國的三疊系》為我國三疊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1977—1978年,他與他的學生合作出版的《浙西、贛東北早三疊世晚期菊石》和《華南晚二疊世頭足類》均取得突破性成就。前者直接證實了我國東南地區茅口期的相變規律,並對該時期我國的地方性菊石群作了首次系統研究,後者系統描述和討論了晚二疊世頭足類分類和演化過程中的兩個輻射階段,以及華夏菊石動物群在中國南部海城的發生、演變過程。該專著為世界二疊紀地層的劃分、對比以及建立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提供了理論依據,得到國內外同行的肯定和高度評價,並獲得中國科學院重大成果獎和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在上述研究基礎上,他領導並參與了華南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的專題研究,為我國這一重要地層界線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趙金科不僅對生物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構造地質學、礦產地質學和工程地質學等領域也有建樹。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他提出震旦紀地槽呈環狀分佈於極區泛大陸周圍和內部的理論,是我國最早的以活動論為基礎的一篇大地構造學論文,受到國際地質界的重視。他與張文佑合著的《廣西地質》,與李四光、張文佑合編的1∶200萬廣西地質圖都是重要的區域地質文獻,這使他成為廣西地層和構造地質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趙金科學術思想活躍、知識淵博、著述範圍寬廣、題材廣泛而豐富,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科學研究資料。他從事頭足類研究數十年,從泥盆紀至白堊紀均有所研究。發表許多重要論著,但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終保持謙虛謹慎態度。他治學嚴謹,雖年事已高,對地質現象和化石產狀仍要儘量親自察看。為了準確解決一個問題,他不辭勞苦,反覆深入野外實地調查研究,以獲取第一手資料。他的學術論文就是在積累了大量的標本與充分的資料和在深入研究基礎上,經反覆修改才寫成的。他十分重視培養造就人才,熱情關心扶持新生力量。20世紀50年代,他為地質系統培養了一批地層古生物工作者;指導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80年代,指導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培養一批頭足類化石研究的優秀人才。他在研究工作中著重培養學生們善於思考與獨立工作能力。他一向注重發揚學術民主,尊重他人的勞動。

趙金科一生勤于思索,對科學事業孜孜以求。1937年4月,北京大學謝家榮教授赴湖南常寧水口山調查鉛鋅礦,路過湘潭,順路對譚家山的煤田地質作短暫調查。他在離譚家山不遠的長嶺鋪附近的煤系以下,於兩層矽質層之間的黃色頁岩裡發現一批黃鐵礦化、保存完美而且奇特的菊石化石。根據化石的野外產狀,謝先生力主含化石的層位應為二疊系。化石送到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葛利普教授那裡,葛教授根據化石具強壯的黃肋,縫合線葉基部齒化,極具中生代特色,將化石的產出層位定為三疊系。然而問題並未解決,一方面因為所定時代與野外產出不符,另一方面三疊系裡也還未出過這類化石。正好當年趙金科要赴美國進修,便帶上這批標本漂洋過海,來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一次偶然的機會,在與頗有名氣的中西部依阿華大學研究古生代菊石的米勒教授交流中,請他對這些化石加以鑑定。見多識廣的米勒教授聳聳肩,沒答出來。它們的殼飾和齒菊石式縫合線,看似三疊紀的,八葉式縫合線和完整的腹葉看起來又像泥盆、石炭紀的,特別是體管還在中央,真可說是菊石裡的“四不像”了。主要問題還在一新一老的時代認識與採集者謝家榮先生所認為的二疊紀完全不同。後來,趙金科等科學家終於弄清楚,這些就是華南二疊紀的“地產”化石、著名的假海樂菊石群。在浙江、江西也發現了與之相類似的壽昌菊石群。

趙金科早年回國在桂林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工作期間,即投入為解決抗戰時期用煤問題的地質調查,在廣西和湘黔鐵路沿線進行煤田地質和工程地質工作。他以堅毅的精神在人煙稀少的大瑤山區工作,在1個月時間內以驚人速度走遍8個縣,查明瞭在大瑤山一帶廣西山字形構造的兩翼和中軸,這一成績受到李四光的高度評價。20世紀40—50年代,他相繼考察湘黔鐵路和寶成鐵路的工程地質和沿線煤田地質,以及廣西南丹大廠的金屬礦產。他的地質報告雖然當時沒有發表,但對於國民經濟建設卻是很有價值的,而且這一時期的野外地質考察,為他日後深入研究廣西地層古生物打下了紮實基礎。70年代,他已年逾花甲,仍不顧體弱,對湘、浙、贛等省進行廣泛的野外調查研究。

曲陽縣文德村出了箇中科院院士、地質古生物學家!

1951年中國科學院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成立,他任一級研究員兼任副所長。他以極大的熱情與勤懇負責的工作態度積極投入到研究所的建設和管理之中,同時兼做科學研究工作。1956年,趙金科加入中國共產黨,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他曾參加制定國家12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等重要活動。1956年,以中國科學院代表團團員身份訪問蘇聯。1964年任中國科學院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所長,1984年任名譽所長,擔任該研究所的領導工作達36年之久,研究所的籌建和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傾注了他的心血。在主持制定科研規劃中,他始終體現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重視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和造就人才的方針。他積極組織和參加一系列重大科研課題,如能源和資源的勘查,邊遠空白地區的綜合科學考察,各主要門類化石的研究,各紀地層總結和各系界線的研究等。

趙金科除了歷任中科院南京地質古生物所研究員、所長、名譽所長之外,還曾任《中國科學》編委,中國地層委員會第一、二屆常務委員,《地層學雜誌》主編,中國地質學會理事,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名譽理事,江蘇省古生物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

趙金科的科學求知態度嚴謹且富有創新精神,他認為,科學的發展總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他篤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信條,如果一步一趨,不敢超越前人,科學就難以向前發展。他一貫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在工作中顧全大局、團結同志、作風民主,他生活儉樸、樂於助人、豁達樂觀,他對青年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嚴格要求。

趙金科在上世紀60年代多次應邀去北京大學為地質地理系古生物地層專業的師生講授古生物學專門章節:頭足動物,把最新研究成果應用到教學中去,使廣大師生耳目一新。

1964-1983年 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所長。

1977年 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及中共江蘇省第六屆委員會候補委員。

1980年 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84-1987年 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及中國古生物學會名譽理事。

趙金科很重視對研究生的培養。自1953年起,他共指導研究生5名,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所長吳望始就是他早期的研究生,他晚年雖體弱多病,仍指導著研究生。他培養研究生著眼於鍛鍊其自由思考和獨立工作能力,在學術觀點上從不強求與自己保持一致,而且極其尊重他人的勞動。他培養的研究生以後都成為各個研究領域的骨幹。由他開創的事業,後繼有人,在新的歷史時期,更加興旺發達,為祖國四化建設作出愈來愈多的貢獻。

1987年5月18日,趙金科在江蘇省南京市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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