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偉人的成長似乎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每每要經歷各式各樣的打擊、失敗和痛苦，九死一生之後才終有所成；上臺之後，也因為要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不得不講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
李光耀則屬於極少數打破這一定律的偉人之一，他的一生順風順水，恣意任性：出身富裕家庭，終其一生，家庭美滿，婚姻幸福；在倫敦經濟學院和劍橋大學留學，35歲當上了新加坡總理，31年執政期間，將新加坡從一個南洋小國發展成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之一，備受讚譽，名滿天下。更不可思議的是，和一般領導人面面俱到的講話風格不同，李光耀是一個直言不諱的人，從不屑於討好民眾，經常直抒胸臆，講一些政治不正確、讓人不舒服的話。對他堅信的事情，他從來斬釘截鐵，不留餘地。也因此，他是一個有爭議的人，新加坡人敬重他，卻很難說愛他。但他的“任性”，卻自有其道理。
“人和人是不平等的”
這麼多年來，李光耀的出位言論可謂不勝枚舉。他認為美國的成功並不是理念和原則的功勞，而是因為某種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運氣、充足的資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來自歐洲的充裕的資本和技術，以及兩個大洋使美國免受世界衝突的影響。1980年代新加坡飛行員罷工時，李光耀告訴那些飛行員：所有和政府對抗的行為都不會有好下場。2011年新加坡大選，李光耀在警告選民如果選擇反對黨“必將後悔”，他們“可以用未來五年來懺悔”。而在李光耀的一系列“雷人”的言論中，最遭到詬病的，是他深信不疑的優生學。
1983年8月14日晚上，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表的講話。李光耀在講話中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因為這會導致孩子的相貌像父親，而智商像母親，因此，“醫生決不能和護士或秘書結婚，因為這樣會降低下一代的智商”。這一論斷因為有違“人人平等”的固有觀念，因而引發了強烈的反彈。
但李光耀自有其道理：生物學已經證明，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賦決定的，因此，人生而不平等，一個人是否是可造之才早已註定，再多的社會工程學或政府幹預也無濟於事。政府政策頂多讓大家在起跑點獲得平等的機會，卻無法確保公平的結果。解決辦法是創造有利條件讓最能幹者可以大展拳腳，從而為大眾製造工作機會，然後再重新分配盈餘，讓能力較低者受惠。
這些在很多人看來不夠政治正確的理論，成了新加坡精英主義治國方略和很多公共政策的起點：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每隔兩三年就依據考試成績對學生分流，經過多次分流後，到中學畢業時，有10%左右的學生可以拿到政府的獎學金到名牌大學深造，學成歸來後是各個機構的重點培養對象，未來的部長和議員基本都從這些人裡產生；50%中級水平的學生可以進入一般大學，將來從事一般管理工作；剩下的40%被安排讀技校，確保有一技之長。
而那10%的精英，正是新加坡的未來所在。在李光耀看來:“堪稱社會中流砥柱的人約300名。他們挑起策劃和執行政策的重擔。如果這300人共乘的客機不幸墜下，新加坡社會必將瓦解。這說明本地領袖人才是很有限的。”因此，人民行動黨四處尋找人才，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擔任高級領導人。而讓他們從政，意味著他們可能要放棄200萬、300萬，甚至500萬、800萬的年薪。所以，政府高官的薪金也必須水漲船高，這樣才能吸引到精英。因此，從1994年到2012年初，新加坡部長的薪水和48名國內主要行業首席執行官平均薪資的2/3聯動，這樣一來，李顯龍總理的年薪達到218萬美元，是美國總統的4倍，哪怕是普通部長的年薪也高達100萬美元以上。
與此同時，承認人人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讓弱勢群體自生自滅。在李光耀看來，“要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首先把蛋糕做大。過於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於激勵那些有才華的、勤勉的人力爭上游。”因此，新加坡的稅率很低，“因為累進稅會扼殺勤奮工作和創造財富的主動性，尤其是扼殺了有本領、有能力這樣做的人。
而在對人民的照顧上，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可謂無微不至：推行組屋制度，讓人民居者有其屋，因此新加坡沒有“房奴”，年輕人在結婚前半年就可以申請組屋，價格用公積金就足以支付。生了孩子，政府再協助你換更大的組屋。而且組屋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價格昂貴的商業住宅反而交通不便；照顧父母，生育孩子等都可以減稅；為單身人士組織派對，幫助他們組織家庭；擔心人民不懂得投資之道，於是由政府打理人民的公積金，替大家理財；治安良好，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國家。顯然，新加坡政府殫精竭慮，視自己為父母官，人民則是不大懂事的孩子，其施政的潛臺詞是：你不需要思考得太多，just follow me。
這樣一些別具一格的制度設計，確實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政府的廉潔高效遠近聞名，那怕是淡馬錫這樣的國有企業也保持了很強的競爭力，每個人都被迫力爭上游，這保證了社會的活力。對人才的重視，使得新加坡湧現出一批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家和外交家：馬凱碩、許通美、杜贊奇、考西坎……
但久而久之，這一套制度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學生小小年紀就被分流，貼上標籤，容易傷害自尊心，尤其是對那些開竅晚的男生不公平，也無形中浪費了一些人才；完全以分數作為評判好壞的標準，這種現代的科舉制度早已經過時；選拔出來的人才日益同質化，經歷也大致相同，未必能適應互聯網時代對差異和創意的需要；對成績好的另眼相看，重點栽培，最後拿高薪，而資質一般的一生都只能從事低收入的工作，會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讓後者心生怨恨；過分強調個人對自己負責，就意味著有些人註定會在競爭中被落下，新加坡的基尼係數因此達到了0.48的高水平，在發達經濟體中排第二；沒有退休保障，公積金一旦花完，很多70多歲的老人家被迫在市場上收碗碟或賣汽水，晚景淒涼，而醫保只保到90歲，活得太久還可能會面臨無錢看病的問題……
世間再無李光耀
李光耀的“任性”，在國內國外都給新加坡帶來了一些麻煩。新加坡前駐美大使許通美就深有感觸地說過：“李光耀的聰明有時使他顯得有些傲慢，他的執著可能被理解為獨斷，他的直率則被理解為輕率。我記得，有一次，我曾經希望總理在發表關於他國的言論時謹慎一些。……總理回答說，他向來以直率而著稱，不可能期望他像一個外交官那樣發表言論。他指出，如果他弄亂了羽毛的話，外交官就應該把羽毛撫平。我抗議說，作為我們的總理，他也是我們在世界上的首席外交官。”
而在新加坡國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父輩創業的艱辛、當年被馬來西亞“休”了之後四顧茫然的困難局面，對年輕一代新加坡人已經恍如隔世。他們對自己所獲得的照顧已經習以為常，認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他們更多看到的是政府的不足，對政府的施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於是，政府部長的高薪，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帶來的競爭壓力，都讓新加坡人的不滿不斷升級。李光耀那種恩威並重、高高在上的精英做派，也日益脫離了新加坡的感受。
儘管直到去世前，李光耀對自己所作的一切依然自信滿滿，言之鑿鑿，並責備年輕一代新加坡人不知感恩。但他也承認，新加坡未來10年大概一切如常，之後就不知道了，而人民行動黨遲早有一天會失去執政權。顯然，時代已經變了。在今天這樣一個社交媒體勃興、人與人之間關係日益扁平化的時代，李光耀式的“任性”，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他是一個偉人，但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而新加坡，將進入充滿不確定性的後李光耀時代。
趙靈敏，暨南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學者。曾任《南風窗》執行主編，現為《新京報》、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報刊特邀國際問題專欄作家。長期致力於國際關係研究與評論，是當下中國不可多得的具有專業學術背景、優質媒體從業經歷以及活躍在一線的女性國際關係評論人。
趙靈敏時評風格中正，細膩嚴謹，無譁眾取眾之心，有潤物無聲之效。趙一直與目前網絡上喧囂的“公知式”評論保持距離，擅長以故事、數據和有依據的趣聞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創立了獨具一格的“趙氏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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