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金花
納倫德拉·莫迪在印度“無處不在”。從街頭兜售的報刊、馬路佇立的公告牌，到各家各戶的電視熒幕、每個人手中的智能手機，這位第15任印度總理總是會出現。
五年前，“莫迪旋風”讓選民看到了“新印度”的可能，五年後，“強人”莫迪的個人光芒漸漸難以蓋過硬幣的反面。
救世主
2014年5月，莫迪率領印度人民黨取得超過一半人民院議席，創造了30年來成功組建單一政黨多數政府的政治奇蹟。印度人民黨將這位出身自普通家庭的“茶農之子”打造成有望催化變革的“救世主”，“古吉拉特模式”的崛起讓印度人看到了一個實幹、善治、果斷的未來領導人。
相比之下，頂著“世襲繼承人”頭銜的國民大會黨候選人拉胡爾·甘地當年的底氣要弱上許多。拉胡爾·甘地出身自尼赫魯-甘地這一顯赫的政治家族，他是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和國民大會黨主席索尼婭·甘地之子，但在國民大會黨執政的十年裡，拉胡爾·甘地幾乎沒有主動參政，也很少在政府核心工作會議上發言。
而同樣是這十年，莫迪已將古吉拉特邦建設成一個高效且極具活力的經濟引擎。2001年至2013年，在莫迪治下，古吉拉特邦的年均實際GDP增速幾乎達到了10%，不僅高於全印度7.4%的增速，且該邦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接近8%。
2000年至2012年，古吉拉特邦共完成了約3000項鄉村公路項目，人均可用電量在2004-05年至2013-14年也實現了41%的飛躍，對於許多生活在落後地區的印度人而言，此等規模的基建改造實在讓他們難以想象，也點燃了他們內心的渴望。
其實在2004年上臺之初，國民大會黨也承載著同樣的期望，當時印度人對國內經濟的突飛猛進充滿了信心。但從2010年起，印度經濟增長開始走向疲軟，GDP增速一度跌至5%，通貨膨脹率也攀升至9%，處於第二任期的國民大會黨不僅未能有效制定應對策略，還被曝出多起中飽私囊的腐敗醜聞，引發民眾強烈不滿。就在這個時候，“莫迪旋風”席捲而至。
通過上百場集會、上千條推文、還有3D投影與大屏播映技術，莫迪將“做蛋糕”而非“分蛋糕”的“古吉拉特模式”植入了無數印度人的腦海裡，同時也告訴他們，這個國家並不貧窮，這個富裕國家的人民只是因為政治而被迫貧窮。
人民黨聯盟隨即發起聲勢浩大的輿論攻擊，直指拉胡爾·甘地是含著銀湯匙出生的王子，從政經驗與經濟發展理念薄弱，國民大會黨政府的權力分散與舉棋不定，讓印度與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拉開了巨大的差距。通過巧妙地將大選轉化成賢能治國與封建家族統治之間的較量，莫迪憑藉一己魅力為印度人民黨的在野十年畫上了句號。
總統式競選
一轉眼五年過去了，4月11日，印度將啟動新一輪大選，近9億選民將在六週的時間裡再次決定人民院議席的歸屬。印度人民院為議會下院，共有545席，其中543席經直選產生，2席由總統委任，在選舉中贏得多數的政黨或政黨聯盟有權組建內閣，推選總理。
2014年，莫迪用突出個人、淡化黨派的“總統式競選”招數為人民黨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2019年，同樣的招數還能為人民黨爭得過半議席嗎？
“對於印度人民黨來說，總統式競選的確有幫助，因為放大莫迪的個人形象將強化人民黨的既有優勢，”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南亞部學者庫格爾曼（Michael Kugelman）向彭博社表示，“不過，國民大會黨近來的崛起，以及甘地本人因此受到的關注，都意味著人民黨的大選策略有可能適得其反。”
在2月4日《印度日報》與卡維洞察（Karvy Insights）的民調中，只有46%的受訪者認為莫迪是下任印度總理的最佳人選，較2017年1月的65%縮水了近三分之一，儘管他的支持率仍高於拉胡爾·甘地的34%，但兩人的差距已經從55個百分點的高位縮小到12個點。
雖然印度《經濟時報》也指出，印度大選前後的民調結果與實際數據之間往往存在較大出入，選民常常不會吐露內心的真實想法，但數據的浮動仍能說明部分選民對莫迪的信任感出現了動搖，這與2014年大選前截然不同。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2月發佈的數據顯示，有63%的印度人希望人民黨領導下屆政府，哪怕是在東部、南部等地方黨派盤踞的區域，人民黨的支持率也能達到57%-59%。超過一半人認為，人民黨在打擊貪腐、創造就業、控制物價上漲、減少恐怖主義、幫助貧困群體等方面會比國民大會黨做得更好。
莫迪本人的支持率尤其高，當時78%的印度人對他表示認可，反對的聲音只佔16%，相比之下，拉胡爾·甘地雖然也擁有50%的支持率，但基本已與反對的比例（43%）持平，而莫迪在男女、老幼、城市與農村、不同收入與文化水平的選民中的支持率最低也能達到72%。或許用一位選民的話來形容尤為貼切：“我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我只對莫迪感興趣。”
儘管也有觀點認為，人民黨在贏得大選後應該將黨派特徵與莫迪光環獨立開來，因為選民在投票過後不只是會關注莫迪，還會評估人民黨的整體執政表現，但在很多場合中，莫迪仍是人民黨的金字招牌，而莫迪本人似乎也不吝於向民眾傳達這一點。
莫迪擁有自己的電臺節目《內心的聲音》（Mann Ki Baat），由於電視在印度偏遠貧窮地區的普及率不高，莫迪選擇用無線電廣播與國民對話。莫迪也擁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訂閱量達209萬，總播放量已突破2.2億。
在臉書上，莫迪擁有4300多萬關注者，在推特上，莫迪的粉絲已突破4680萬，他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呼籲選民積極參與投票，並在自己的推特用戶名前加上了“守望者”（Chowkidar）的前綴。
莫迪還擁有一款以他名字命名的手機應用，用戶可以在上面看到莫迪政府的動向、表態、經濟成就，可以購買寫有“我也是守望者（Main Bhi Chowkidar）”、“納莫連任（NAMO AGAIN）”標語的T恤、徽章、腕帶，還可以為印度人民黨捐錢，甚至直接與總理對話。
4月11日，印度還將上映一部紀錄片《總理莫迪》（PM Narendra Modi），國民大會黨曾請求選舉委員會推遲紀錄片檔期，以免選民臨陣倒戈，但最終未能扭轉局面。
風光背後
論感召力，莫迪在印度政壇的地位的確難以撼動。“莫迪經濟學”的數字指標表現，“印度製造”、“數字印度”、“廢鈔令”、統一稅制等大刀闊斧的改革的確正在讓印度變得“自立、強大”起來。
2014至2018年，印度GDP年均增速達7.3%，通貨膨脹率低至4.6%，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也從4.5%降至3.5%，與前幾任總理相比，莫迪的執政成績單的確很亮眼。在四年的時間裡，印度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中前進了65位，從2014-15財年到2017-18財年，印度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也從309億美元增加到了449億美元。
然而在經濟指標的風光背後，就業崗位不足，農業農村凋敝、財政壓力龐大等問題開始逐漸顯現。
在去年12月結束的印度五邦地方議會選舉中，印度人民黨在中央邦、拉賈斯坦邦、恰蒂斯加爾邦接連失利，痛失北部恆河流域腹地票倉。在這場大選“半決賽”中，人民黨的表現與2014年大選時的碾壓優勢截然相反，未竟的承諾與政策的短板正在動搖選民對莫迪、乃至對人民黨的態度。
在印度，35歲以下的人口占到了總人口的65%，每年有1000萬至1200萬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此前，莫迪曾承諾每年創造1000萬個工作崗位，但一份洩露的政府就業報告顯示，2017年印度的失業率為6.1%，是自1972至1973年有可比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其中，15-29歲年齡段人口的失業率尤其高。在城市，這個年齡段中有18.7%的男性和27.2%的女性正在尋找工作，農村的數據也分別達到了17.4%和13.6%。
哪怕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印度年輕人也一職難求。印度經濟監控中心（Centre for Monitoring Indian Economy）3月發佈的數據顯示，持有本科及以上學位的印度年輕人，在2018年9月至12月的失業率已達到13.2%，一年之內上升了1.1個百分點。印度全國的勞動參與率（就業人口占16-64歲人口的比重）僅為43%，就算是學歷在本科及以上的群體，勞動參與率也只有61%。
雖然“印度製造”、“數字印度”帶動了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但這些改革舉措創造崗位的速度難以跟上勞動力人口的增幅。“其實印度不是失業，是沒有創造出足夠的就業機會，”北京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對界面新聞說，印度的適齡勞動力人口並非是找不到工作，而是無工作可找，有限的勞動力市場限制了他們的就業。
這五年，莫迪推行的許多改革舉措往往著眼於城市，很少照顧到土地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在印度，有超過55%的人口以務農為生，農村地區的比例更是高達70%，然而糧食價格走低、肥料價格上漲、灌溉設施不力等問題已讓不少農民背上了難以負擔的債務。2018年10月至12月，按現行價格計算，印度的農業收入增幅僅為2.04%，為2014年以來的最低值。而人民黨折戟的中央邦、拉賈斯坦邦、恰蒂斯加爾邦均為農業人口居多的地帶。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陳金英向界面新聞指出，莫迪的“古吉拉特模式”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優先發展基礎設施、吸引投資、擴大就業的增長模式，二是總理辦公室直接與政府、機構各部門的中低級官員合作，直接介入所有重大政策議題的執政風格。但也由於人民黨高層過於自信、其命令未能充分尊重基層黨組織、印度選民反現任投票傾向等因素，地方議會選舉的結果出現了一定波動。
由於印度國內權力分化明顯，執政黨調動資源與實施政策的能力相對有限，任期成就往往難以對沖民眾的不滿情緒，因此他們擁有較為強烈的反現任傾向，認為執政黨應該為各種不足擔責。南亞觀察者毛克疾也向界面新聞指出，莫迪在2014年初上任時改革信心很足，但後來發現他所掌握的政治與社會資源離理想的改革狀態仍有些距離，因此在農業發展與就業提升等方面，莫迪沒能實現自己一開始定下的目標和承諾。
“莫迪的勝選訣竅是兩條腿，一是經濟發展，二是宗教動員，”毛克疾向界面新聞說，“後者原本應該幫助他撬動社會資源，克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成本，但現在的問題是，改革走到了一個瓶頸，此時僅憑宗教動員不僅作用有限，還可能因為敵我矛盾擾亂社會治安。”
根據印度政府2015年發佈的人口數據，該國印度教人口的佔比接近五分之四，人民黨也一直通過展示其印度教特性或發揚印度教民族主義來推動各項政治與社會事務。“但如果沒有經濟增長與改革動力作為前提，僅強調宗教容易走向極端化，反而會失去中間派選民的信任，哪怕是印度教選民也會動搖，”毛克疾說，“如果兩條腿不能一起動，就無法形成良性循環。反過來，假如莫迪的經濟發展得很好，但他不強調宗教特性，那麼經濟增長造成的貧富分化與社會割裂也會很快將他吞沒。一旦國內爆發矛盾，改革就更無從談起。”
這五年，莫迪的確為印度民眾做了不少實事。以電力為例，從2017年9月提出“全民通電”計劃至2018年12月底，莫迪政府宣佈已將2390萬家庭連接到電網，在25個邦實現了100％的家庭能夠用上電。在道路建設、城市改造、衛生改善等方面，莫迪政府也出力不少，但在短期利好與長期改革的過渡期間，印度民眾難免會感受到一股落差。
以就業為例，陳金英向界面新聞表示，印度未來就業的增長將更多依賴製造業的發展，吸收更多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多餘勞動力，但製造業的發展受到土地制度、外商投資制度、勞動力制度等一系列因素影響。莫迪過去五年正是在這些方面啟動了改革，但其效果不可能立竿見影，越是重大的改革，其影響就越為長遠。
為了彌合落差感，莫迪政府在今年年初至今已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福利計劃，包括為窮人提供廁所、電力與廚房燃氣，為農民提供7500億盧比（約合108億美元）的年度補助計劃，為小企業提供貸款，為中產階級減稅等。在印巴衝突、美國擬撤“零關稅”待遇、反衛星導彈實驗等事件中，莫迪展現出來的強硬立場也為他加分不少。
說到底，這場造價5000億盧比（約合72億美元）的最貴大選，“還是得看各方的組織力、募資能力與新媒體動員能力，”毛克疾說，為民眾做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告訴他們自己做了哪些事。在這一點上，印度人民黨似乎比國民大會黨更勝一籌。
印度大選原本就充滿變量，毫無疑問，莫迪將會成為這場膠著選戰的絕對主角。這是一場大選，也是一次對他的公投。
2014年大選前，莫迪曾說，“現在，我正站在人民的審判庭，等待他們發話，等待他們裁決。”五年後，9億印度人又會在審判書上，給他留下怎樣的一筆呢？
閱讀更多 界面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