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對於“第六代”導演，確實有些陌生。
尤其是相比於“第五代”。
你和平日裡從不關心電影的人聊天，提起張藝謀說到陳凱歌，他也能說上三言兩語。
但你要是問他王全安拍過什麼電影，他多半隻會露出神秘的笑容，浮想聯翩。
哪怕是第六代裡成就最高知名度最廣的賈樟柯，也很少做中國電影的主角。
還能想起去年平遙電影展時，我問當地的出租司機是否知道賈樟柯，對方搖頭，再說電影展，他立馬就說出了范冰冰的名字。
距離感，在“第六代”和公眾之間一直存在。
大多數觀眾不知道他們拍過些什麼，也很少在電影院見到他們的作品。
自然而然地，也就不再關心他們在拍些什麼，更不瞭解他們拍的電影是好是壞。
去年六月，《岡仁波齊》上映，票房竟然過億。
一時間電影圈幾乎沸騰。
這樣的電影票房能過億，堪稱奇蹟。
可緊接著在八月份上映的張楊作品《皮繩上的魂》就再度遇冷。
沒排片，沒票房，又回到了老路上。
你如果看過《皮繩上的魂》，就會知道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相比於《岡仁波齊》，《皮繩上的魂》更加自我，依然是在探索宗教與人性之間的關係，時空上的交錯轉換則給影片賦予了強烈的超現實色彩。
說白了就是：
觀眾容易看不懂。
“第六代”導演經常讓觀眾看不懂。
但他們在時間的流逝中漸漸地也適應了觀眾的“看不懂”。
給電影節評委看，甭管看懂看不懂他們心裡的想法，人家也自有解讀方式。
“第六代”導演們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裡，幾乎拿遍了歐洲的各大獎項。
要熊有熊，要獅有獅。
他們是“拿獎的一代”。
1965年出生的王全安在35歲時，他帶著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月蝕》去了莫斯科，並一舉拿下當年的評委會大獎。
之後十年的王全安，就把目光對準了歐洲。
04年《驚蟄》在法國首映，
07年《圖雅的婚事》拿下柏林金熊，
10年《團圓》斬獲銀熊，
同年，《紡織姑娘》獲得蒙特利爾評委會大獎。
這樣的榮譽積累，當然稱得上是聲名赫赫的大導。
然，大部分群眾而言，對王全安的熟知還是要追溯到四年前的嫖娼事件。
群眾震驚的不是大導演嫖娼，而是娶了張雨綺的導演去嫖娼。
事實就是如此，在大眾認知裡，王全安自然不如張雨綺有名。
知乎曾經有個問題：
“有哪些行內人才懂的笑話？”
我覺得這條得算一個：
“王全安是什麼煤老闆嗎？竟然娶了張雨綺？”
同為第六代導演的王小帥，比王全安晚一年出生。
和王全安一樣，他也是一個為了電影節而生的導演。
從處女作被BBC選為電影誕生後百部最佳影片後，國際上就一直流傳著他的傳說。
一次闖入威尼斯，兩次揚名戛納，三次問鼎柏林。
歐洲三大電影節，像是王小帥第二個家。
“堅持自我拍藝術片”是很多人對王小帥的印象。
去年著名的“青年導演胡波自殺”事件，讓王小帥以一種別樣的視角出現在民眾面前。
很多人認為是王小帥直接逼死了胡波。
《大象席地而坐》是胡波的第一部長片。
片長四個小時。
王小帥是這部電影的監製。
他對胡波說：
“那個長版本很糟很爛。明白了嗎？……你以為別人是傻逼看不出來你那要表達的膚淺的東西？”
王小帥要胡波重新剪輯，可胡波不願意。
這成了壓垮胡波的最後一棵稻草。
不知道小帥導演對胡波說那些話的時候，有沒有想到自己。同樣是堅持自我，同樣是為了理想主義而執拗。
我還記得他15年在院線上映的《闖入者》。
非常不錯的現實題材電影，卻因為排片量的稀少而無人問津。
王小帥當時哭了。
“第六代”導演也許都會有困惑的時刻。
明明拿獎無數，為什麼卻總是化身冷門呢？
張楊如此，王全安如此，王小帥也是如此。
婁燁和賈樟柯似乎要幸運一些。他們的電影倒是會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但依然在市場上舉步維艱。
因為某些原因，婁燁曾被禁拍五年，賈樟柯則多年囿於龍標。
任“第六代”伏熊屠獅，卻就是無法離開中國電影業的邊緣。
你可以說他們是中國影壇的中堅力量，但你無法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觸摸得到他們。
過去的一年，“第六代”像是“缺席的一代”。
拿高票房的，是從演員轉型的青年導演。
不管是吳京還是陳思誠，都沒“代”。
能引起話題爭議的，是“第五代”陳凱歌和“雜牌軍”馮小剛。
我們總是說“港片已死”，但香港導演的存在感也還是強於本該為“中國電影”這艘大船掌舵的“第六代”。
過去的春節檔，四部大片三部都是香港導演。
林超賢、許誠毅、鄭保瑞，這些在港片黃金年代時我們並不算熟悉的名字，漸漸地走到了幕前。
他們能否接班徐克、吳宇森、杜琪峰、許鞍華？我們不知道，但我們至少能看到他們在影響著中國電影的發展。
“第六代”則依然孤立於市場的邊緣，似乎和“市場”誰也看不起誰，一副你死我活的姿態。
這樣的姿態值得讚賞，卻也讓人嘆息。
當中國電影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最該成為旗手的這代人似乎缺少了使命感。
藝術家專注於藝術當然是好事，但如果大導演們都只專注於藝術，對中國電影來說絕不是好事。
電影，說到底還是拍給觀眾看的。
觀眾的審美需要導演來培養，導演也應該去適應觀眾的口味。
很多時候，並不是觀眾不懂藝術，而是你的藝術還不夠普世。
《霸王別姬》當然是藝術傑作，但也沒有幾個觀眾說自己看不懂的。
“第六代”所陷入的困局，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電影目前所陷入的困局。
當我們培養出越多越多的創作者之後，理想和現實之間出現了割裂。
市場需要的，不是創作者想表達的。
創作者最想拍的，是些觀眾並不關心的。
這樣的割裂在張元、王全安、張楊這些導演因社會新聞而被公眾認知時最為諷刺。
也許，“第六代”還需要時間去解決這種“割裂”。
我們能看到的是，至少賈樟柯和婁燁已經在嘗試到市場中進行探索，藝術與商業之間，並不是鐵幕難開。
當“第五代”逐漸老去，“第六代”的作品能否代表中國電影呢？
扛起“中國電影”大旗的究竟是理想，還是現實，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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