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笑笑嘻

在看完电影《1942》之后，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影片中日本军官的对话实在耐人寻味，如果真的已经饿到没有活路了，无能的政府在冷眼旁观，那么又会有多少人向日本人投诚呢？我们又怎能挺着饱饱的肚子站在道德制高点对那些仅仅是想要活下去的可怜百姓痛斥怒骂呢？

所以说，强盛的国力，能够自给自足的物质基础是道德不堕落的保障，强大安定的国家内部的叛徒远远少于弱小动乱的国家，美国的叛徒相对少，汉唐之时的叛徒比民国少，就是如此。

普通百姓想要生存的尊严，生活的基本保障，所以如果一个政府连这点都给予不了的话，是很难让民心归属的。

如果百姓生活在一个富足安定的国家，有侵略者想要破坏他们的这种生活的话，那么无疑近乎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为了自己的家园反抗到底。

而如果局势动荡，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根本看不到美好未来的希望，那么对国家内心没有归属感也就很正常了。

大体来说，共同归属感是汉奸产生与否的关键，一个公正，富强，安定，让所有阶级都大体感到满意的国家就是共同归属感强烈，所以叛徒就很少了。

上述这种汉奸属于弱势群体，是被迫选择的，还有一种汉奸是那些上层阶级，那是真正的可耻而不可饶恕，良好的教育以及从祖国那里享受到的利益没有让他们有丝毫愧疚。比如汪精卫之流就是此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其实仔细观察历史，二战时的德国与日本反而民族叛徒是很少的，尽管他们是非正义的侵略者，而我觉得这是由于他们当时拥有共同的民族信仰——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德国/日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关键词是荣誉，奉献。而不是金钱和享乐。

普鲁士之魂

不是历史上汉奸特别多，而是孕育汉奸的文化至今还在。中国几乎就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面对外国人时非常幼稚，对自己人完全不使用的道德操守，一旦面对外国人就会全使出来。

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内残酷、对外友善的变态心理？而且持有这种心理的人大多还不自知。这种心理其实与汉奸的产生有很大关系。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我分析一些原因供参考。

第一、周代施行分封制和全面等级制，所谓周礼其实就是规定了尊卑礼仪、规制规程以及各司职守。分封制就是等级制，包括奴隶制。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原有以血亲为组织单位的建制，血亲组织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组织形式，且都是血亲，自然就有整体族群意识。周代打破这个以后，意味着民族意识消失了。由大族群变为小家族。于是人们开始需要姓氏了，所以个人拥有姓氏的起点是周代。在文献记录中可以发现有的人并没有记录他的姓氏，可见那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文化，普及率还不是全覆盖。民族意识丢失意味着我只为自己和小家族负责。有尊卑，那国家是嘛玩意儿呢？楚人算是有家国情怀的了，屈原不也感叹。楚人更多保留着周代以前的文化，自然会更多有家国情怀。孔子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若让他选择，他选择野人的礼乐。可见那个时代还能看到周以前的文化制度并不差。再后来帝王地位不断抬高，家天下之下如何让人有家国意识。

第二、周代那些个游走于诸侯国之间的说客，大多数都是自我实现，并没有几个有家国意识，有故土意识。这些人不就是最早一批汉奸，汉奸的根本意思就是背叛者。今天把百家争鸣抬得那么高，事实上可批判性更高。后来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无论是区域性政权，还是全国性政权，都有一大批汉族能人为了自我实现投身到别人身边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就连宋金对抗时，金军被围，有人出主意张榜悬赏破解方法，于是就有宋朝老百姓去献策并成功带金军脱离险境。这些都只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管整体利益的例子。这种汉奸其实是最典型的一类。

第三、周代百家争鸣制造了两大毒草，一个是诸子百家普遍的唯成功论，一切为了成功，一切可以不择手段。这样就导致后世中国一点点丢掉了古风和精神，丢掉了底线和灵魂，人们都玩阴的了。这种生态下，人际关系不仅复杂，而且非常恶劣。第二大毒草是孔儒实际造成的熟人文化，也就是人脉潜规则竞争。在这种竞争机制下，人际关系不仅暴露的是无底线，而且基本在所有的小群体里天然就会发生恶斗。因为人脉竞争，不就是攀附和打击对手，论交情论利益交换，自然有的人一进入群体就在扫描谁是潜在对手，应该先拉拢谁打击谁。没实力的则成了变色龙，谁强帮谁。电影《让子弹飞》里最后姜文得出的结论就是谁会赢帮谁。所以杀了黄四郎替身，于是人们认为张麻子会赢，所以就棒他了。这种人际关系导致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尤其那些依靠这种竞争成功的，他们潜意识里更加痛恨这个群体。看看现在这些商人，几乎都是骗子和坑害民族的玩意儿。最恨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自己，这样的心理产生更亲近外国人，由此演变成汉奸心理一点都不奇怪。很多人反对孔儒，却不反对人脉朋友圈。事实上他自己都没有脱儒。

第四、痛恨现实引发的汉奸行为。有的人痛恨现世，于是企图利用外人改变现状。带路党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心理上对自己的一律贬损，对他人的一律抬高。暴治时不惧怕异治，异治时不惧怕暴治。凡是有个度，这种心理很容易走向反面，变成汉奸。民国时代很多革命者变成了大汉奸，里面有自我实现心理，也有痛恨意识的极端行为。

要改变汉奸普遍的现象，其实只有一个方法，让健康的民族主义崛起。对百家争鸣的恶果进行大批判。重新认识。重建精神世界。没有别的路可走。

國病

因为国家不是人民的。

自古这个都是国家是皇上的，皇上死了天下给他儿子，也轮不到别人家。一帮子胳膊粗大腿壮的人打来打去，然后城头上插个旗子就说自己是天下之主了，你这种天下之主挨打关我什么事儿？嘴上说的好听什么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骨子里怎么想的，事实上怎么做的谁不知道啊？保你？凭什么保你？你的天下与我何干？你当初靠胳膊粗大腿壮得的天下，你的天下有人来抢了你自己接着靠胳膊粗大腿壮去搞定，别来烦我，我活得下去就活，活不下去，谁让我活得下去我就投谁。矫情什么？谁饿谁难受。一帮没挨过饿的狗屁迂腐文人吃着皇帝赏的肉，当然可以有恃无恐的酸什么气节底线，吃饱了撑的才扯那些王八犊子。

有所谓的汉奸，除了说明这个国家不受百姓待见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蒙奇211191502

中国人狡猾。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分不开。我们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讲究仁孝礼信。孔夫子让我们整个民族都臣服于他的理论当中。他就是一个大老师，我们就都是他学生。祖祖辈辈当了他五千年的学生。试想一下，有几个学生真正喜欢老师？几乎所有上过学的人十个有八个说“不喜欢。”我们中国人是压抑的。心里话没有被真正释放出来。我们都活得很累，从小被严厉教导，必须服从。从小就学会带着面具过日子。

人性是复杂的，他真实得那一面必然要早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叛逆不可避免。不服从也不可避免。中国人是怯懦的。历史封建的教导就是根源。不管哪个朝代，怎样变迁，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的根源。

日本人没有“投降”两个字，投降就必须自杀。中国人没有那个胆量，贪生怕死。日本人的字典里没有“偷”这个字。因为他们从来不偷。日本人的文化不了解，也不好评论。日本人残忍，狠绝。没有人性，变态，也让人难以理解。

人就是矛盾体。都有其特征。中国人汉奸多，也有其原因，不能一棍子打死。辩证地看问题吧。

雨霖铃97090

沉重的话题。

我选一个 特殊的角度来阐述吧，不一定能够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但的确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角度。那就是：文化汉奸的问题。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有一句俗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往往用来描述抗战期间，有一批曾经是有名的作家、学者、藏书家、记者、编辑、教师，却在民族危难的时刻，有的与日本人勾结，有的出任伪职，有的为日伪从事文化宣传活动，令人十分不齿。这批人，就是文化汉奸。人们对他们除了口诛笔伐之外，往往还会多一份疑问：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特别是有些文化汉奸，在晚清的时候，曾经加入同盟会，是反清的义士；有的在军阀混战期间，努力在战乱中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有的在袁世凯称帝时，天天在报纸上专门批判，支持孙中山先生北伐；有的则在民智未开的年代，努力将大量数理化的教科书从国外翻译到中国，推动中国的教育；还有的在日本入侵初期，坚决反抗日本侵略……但这些人，居然一个个，在日本全面侵华后，都落水了，附逆了，沦为了令人不齿的背叛者。

比如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周作人，曾那么激烈的反抗卑躬屈膝的旧传统，却汲汲于出任伪职；

比如第一个爆料九一八事变的北京报人管翼贤，不仅在其主持的《实报》上连篇累牍的报道东北抗战，还拒绝使用来自日本的新闻纸，却在已经跑到香港逃出沦陷区的情况下，特地返回北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长，专门为日伪刺探抗日情报；

再比如何海鸣，他算是辛亥元勋，在清末湖北新军中，曾组织著名的反清组织“文学社”，武昌起义之前他被湖广总督逮捕，他就在监狱里编戏词大骂清政府，被判了死刑也毫无惧色，结果快要行刑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他才幸免。后来，宋教仁遇刺，他又加入讨伐袁世凯的势力，曾在南京被拥立为临时总司令，抗拒冯国璋、张勋的军阀军队二十多天，成为传奇人物。可他居然在1936年，在天津替日本人编报纸，沦为日寇的宣传工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说，一个抗战之前的亲日派后来当了汉奸，大家不会奇怪；可一些不仅谈不上亲日，甚至还比一般人更有骨气更有文化也更有见识的人也附逆，我们就不由得有些好奇了。为什么？

我们不妨深入到这类文化汉奸的内心，去探求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人。希望能够以史为鉴吧：

一类是自诩国士无双，要当政坛弄潮儿。

有一类文人，明明就是文人的水平，文人的见识，偏要自诩为国士。要在国共日伪的惊涛骇浪中当弄潮儿，自以为是大国手，能够玩弄政局，结果却是被他人的翻云覆雨手所支配，沦为了时局的傀儡，名节全毁。

比如郑孝胥，自己是著名的同光诗人，父亲是咸丰进士，岳父是福建船政大臣，他自己是内阁中书，当过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能力确实很强，一度令端方和岑春煊来抢他，最后担任湖南布政使，也就是湖南省长。他还是著名的立宪派。总之，这个人确实有才，有能力，但更有野心。他在三十几岁，清朝快灭亡的时候还写诗：“一生负气恐全非”，很是不可一世。所以，清朝灭亡，他成了遗老，他内心是很不甘心的。

所以，他才在后来瞅准机会，认为国民政府软弱，日本强大，可以借日本的势力来复兴“大清”，于是千方百计怂恿溥仪去东北出任伪职，终于如愿以偿，而他也成为了伪满洲国第一任总理。

可是，历史还是嘲弄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这个总理并无实权，而且很快就被迫辞职，他想回北京，日本人又不同意，最后死在了长春，传言是被毒死的。他的两个儿子也出任伪职，都在伪满垮台前死去，一个是暴死，一个是死于事故。可以说是很惨但惨有应得了。

这类文人往往陷得最深，出任的伪职也最高，但最后的结局也最惨。

第二类是上赶着要去当汉奸，唯恐附逆不及，当不了大官。

这就要说说梁鸿志，他是福建人，是清代大学者梁章钜的后人，是一个极为聪明，过目不忘的大诗人。他和郑孝胥不同，郑孝胥倒是始终忠于溥仪，忠于“大清”，妄想利用日本复国。而梁鸿志则一直就是一个全无气节，恃才浪荡，又天天想着当大官的官迷。民国初年，他投靠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为民初的各类政坛丑闻贡献力量；段祺瑞垮台，他失去政坛依靠，就贪污了三百万大洋去天津当了寓公；抗战前夕，他已经定居上海，因为有钱，又有过一段比较辉煌的政坛经历，所以还成了名流，蒋介石曾请他上庐山谈抗日的事情，结果蒋介石大失所望，对戴季陶说：“这个人是小政客，没什么作为”，结果，这句话恰好被梁鸿志听见。梁鸿志对蒋从此恨之入骨。

于是，等到抗战爆发，华北、华中纷纷成立伪政府时，他就开始活动，谋求高官，最终在1938年伪中国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时，他迫不及待去当了“行政院长”。等到汪精卫成立伪政权，他又相当伪行政院长，结果没有捞到，当了一个监察院长。

当了伪政府的高官，但又没什么实权，他就继续在上海花天酒地，吟诗作赋，倒腾古玩字画。可以说坏事做了一箩筐。等到抗战胜利，他被逮捕，关在监狱里还在写诗，把自己和历史上的高士作比，丑态毕露，最终判处死刑。

梁鸿志这个人和他的名字截然相反，完全没有梁鸿之志。他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官迷。这样的人，大概算是天生的汉奸吧。

再比如小说家张资平，一度是非常畅销的“性”小说作家，但是因为格调庸俗，后来被读者抛弃，人也穷了，又不甘心，已经跑到了广西大后方，又特意回到上海，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汉奸。

第三类，则是贪财好色，主动当汉奸。

人有了弱点，就会被别人利用。汉奸也是如此。

这里要说一个黄秋岳，80年代，署名黄秋岳的一本书《花随人圣庵摭忆》在上海影印出版，不知道这个人这本书的，会惊讶于这套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很多知道的可以说是竞相购买。

黄秋岳，也是一个文化汉奸，他这本《摭忆》为什么如此畅销？因为这本书啊，可谓是民国排名第一的笔记，记录了四十多万字，把从甲午战争一直到他死之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大事的秘闻，都记录了很多。价值极高。更重要的，是他文笔清丽简秀，极为优美。这本书因为他是汉奸的缘故，旧版很少，多少人花了半辈子都找不到，所以后来重印，才会一时洛阳纸贵。

这样一个大才子，诗人，笔记家，怎么做了 汉奸呢？

因为他虽然每个月有千元的巨额收入（一千多大洋，都可以装备一个连了），可他在上海养了一个宠妾，其他的小老婆也有几个，自己还要养家，生活又奢侈。于是，就被日本人攻陷了。

日本人为什么要攻陷他呢？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所以，他实际上是给日本人当了间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37年7月，国民政府本来要偷偷封锁吴淞口，然后将长江上的日本军舰全部炸掉。结果会议刚开完，当晚日本军舰全跑了。一查，当时会议上除了那些高官，只有黄秋岳了。于是黄秋岳被抓，8月份就被枪毙了。

黄秋岳不仅自己是汉奸，儿子也是，父子俩是同时被枪毙的。

所以，贪财好色，也是会当汉奸的，不仅当日本人的间谍，也当其他国家的间谍。

第四类，则纯粹是混口饭吃。

这类人，不是不知道当汉奸可耻，也不是不知道人要有气节，但是，或是由于上有老下有小，或是由于自己实在穷的过不下去了。不得已，当了汉奸。

比如上面我提到的何海鸣，就是后来退出政界后，穷了，要靠卖字为生了。所以，日本人来找到办汉奸报纸，他就去办了。

等五类，是被日本吓破了胆。

回到当时的环境，有许多人也知道不应该当汉奸，但是对抗日彻底没有信心，觉得投降比不投降要好，早投降比晚投降要好。

比如著名翻译家钱稻孙，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流的日文翻译大家，他的父亲是著名外交家，浙江省第一个图书馆馆长；母亲是诗人，是第一个出版国外游记的知识女性；叔叔是钱玄同，是坚决抗日到死的著名学者；侄子是钱三强，是新中国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可就是这样一个人，身为当时清华大学 图书馆馆长，被日本吓破了胆。

在日本侵华前夕，他的观点是日本一定会征服中国，中国必败；但是，日本的统治不会很久，可能几十年就会崩溃。所以，还是先投降吧。

日本侵华后，他主要是作为文化、文学方面的汉奸，和周作人很像。抗战胜利后现实被判刑，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1966年 ，他被XX殴打致死。

第六类，确属年少糊涂，或是完全不懂政治，稀里糊涂当了汉奸，或是只知道文化的优劣，不知道是非，不认为当汉奸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这一类，确切的说是这几类，但是可以归为一类，是因为这批人缺少政治意识。与上面那些热衷于政治，还要当弄潮儿的属于两个极端。这一类是稀里糊涂当了汉奸，后来发现不对，提前跑出来的也有；觉得当汉奸又不做坏事，“坦坦荡荡”活了一辈子的也有。

比如龙榆生，他是中国现代最有名的词学研究大家，今天市面上到处是他的书。抗战爆发后，他想着自己只是一个学者，不参与政治，就留在了上海，过的很艰苦，在多个大学授课，本想着就这样熬过去。没想到因为他名气太大，被汪精卫看上了，没和他商量就对外宣布龙榆生单位伪立法委员。这一下子，龙榆生就变成汉奸了。

不过，在此期间，他利用职务之变掩护抗日人士，还通过学生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是做了贡献的。

再比如冒鹤亭，他的先祖是明末抗清义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可他原本好好的，又是诗人又是学者，也不缺钱也没什么政治头脑，居然他在40年当了汉奸，当了汪伪政权的立法委员，江苏伪政府行政督察专员。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想来，他或许就是那种对政治没有什么敏感，所以稀里糊涂当了汉奸的人吧。不过，他毕竟家世显赫，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坐牢。而且他与国共的高层都很熟，他的儿子去了延安，和毛很熟；他和周的伯父是同榜的举人，五十年代周还去看望他。所以，他一直活到1987年。

这样的文人汉奸，其实是大多数。但不管怎样，这些都成为了他们的人生污点。

如果不是这些污点，他们后半生的命运或许会好过些，历史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更高。而这大概就是所谓以史为鉴吧。

danyboy

最直接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二是中国人才过剩，在任何时代都似乎一样。

这里要说的，是一些在伪满洲国任职的“汉奸”的故事。无意为他们洗白，只是想告诉大家，也许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模样。

所谓的伪满，是指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利用溥仪在东北建立起“满洲国”傀儡政权。“满洲国”名义上奉行君主立宪政体，以“满洲国国务院”为最高政务机关。“国都”为“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当时的“新京”市区面积80平方公里、人口121.7万，超过东京(都市区人口)，号称亚洲第一大都市。

在这个城市里，有着许多的伪“警察”。他们维持着交通秩序，保障着治安。一边奉命搜捕救国会成员，一边又悄悄地放这些人一条生路。他们虽然为日军当局当差，被人戳脊梁骨地骂成走狗、汉奸，却始终有着各自的不容易，还有着自己不肯放下的坚持和底线。

曾经担任过伪“警察”的法学院毕业生蔡西坤在《满洲警务生涯忆往》中写道：

和老舍《我这一辈子》中的那个巡警一样，这些被传统叙事模式描述成的“走狗”和“爪牙”，其实都不过来自于普通的家庭，有着平凡的家境需要供养。虽然他们中不乏仗着权势欺凌弱小之辈，但也有不少人怀有恻隐之心。

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除了这些“忠奸难辨”的伪“警察”之外，还有任职于“满洲国”的文官们。他们接受教育，在伪满治下长大，甚至在日本拿了学位，身份更是彻底错位。

例如，毕业于九州帝大任职于满洲国司法部的林凤麟，在回忆录写道：

另一份材料里响应道：

可以看到，这些文官在认同感上已经发生了动摇。而他们能做到的，是把“政务”和“任务”因时适宜地做好。对于他们，我们当然恨其糊涂，却恐怕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们的学识、努力和素养，并没有大的问题——只是身于错的时世，经历错的人生罢了。

林海

当下国人提到汉奸莫不深恶痛绝，汉奸在当下简直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这是经过抗日神剧洗礼后的“汉奸”理念和对待汉奸的手段。（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历史三日谈）

当然，经过抗日神剧的演绎，似乎整个汉奸群体，不但名声不好，下场也普遍较惨，平日里经常说的听的一句“狗汉奸”早已深入人心。

但这只是对表象的描述，而且这样说其实都是在侮辱狗，狗最讲究“忠诚”，而“汉奸”二字基本上等同于“忠诚”的反义词，墙头草、势利眼、有奶便是娘才是他们本性的写照。

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出来，那就是一日为汉奸，就永世成为别人的狗，所谓狗腿子是也！

即得不到对手的认可，也得不到同类的尊重。 一般的小汉奸尚可隐姓埋名，背井离乡的做一个隐形人，像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其本人祖坟都被人炸了。

混的好的还能在紧要处力挽狂澜，通过洗白程序，把自己变成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狗汉奸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名副其实的大功臣。

还有一些人甚至继续作威作福，因为当时普通人对于汉奸的概念远没有经过这么多年抗战神剧洗礼的国人那般深恶痛绝。

在他们看来，当汉奸也不过是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蝼蚁尚且头上，别人刀架脖子上了，也不能怪有人就当了汉奸，对普通人来讲，命比啥都重要。

比如说杜月笙，在抗战期间杀汉奸无数，在抗战后，对于自己弟子的投敌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谅解，认为自己当年是跑了，不跑的话也得当汉奸。

没办法，平民老百姓没有这信念那主·义，国难只要不当头，只要不影响一日三餐，或者不那么影响，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
因此，经过抗战神剧洗礼的国人汉奸概念，与历史上真正的汉奸处境，其实还有很有差别的，不过不管放在哪个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要为打死狗汉奸出份力的。

历史三日谈

“汉奸”一词出现应不迟于元代胡震编纂的《周易衍义》，指汉朝的奸臣。后来衍生为狭义跟广义两种意思。

狭义上来说是背叛中国利益的的人，广义上扩展为不仅陷于出卖汉族利益，而是出卖本国利益的人。

从狭义上来说，“汉奸”只有中国才有，而你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汉奸特别多？”，汉奸本就是中国独特产物，难道其它国家还有汉奸？

从广义上来说，就是出卖本国利益的人，应该换一种说法叫“卖国贼”。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我中华大地，就是因为有一大批的卖国贼，才使得日本能以那么少的人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国可能是卖国贼出现最多的国家把。

而打击卖国贼最严格的国家当属法国，战后除奸也超过十万人，男的随便打杀，女的扒光衣服游行。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卖国贼最多勒？

1、人口众多。

泱泱华夏大国，人口数以亿计，基数摆在哪里，想不出卖国贼都难。

2、中华朝代的变更频繁，都说一代君王一批朝臣，在利益的趋势之下，每朝每代都会出现卖国贼，累计起来当然数量庞大。

3、中国历史上要说卖国贼最多的时候，还是二战之际，“伪军”的存在，估计也是史上卖国贼正规化，军队最大化唯一存在的事情。从封建社会向另外一种社会转型之间，不同于朝代的更替，而是社会制度的更迭。思想空前活跃，没有固定统治者，归属感变若，为了达到每个人不同的利益，自然卖国贼也多起来了。

4、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往往对于卖国贼的惩罚力度较高，作为典型处理，大肆宣扬，起到震慑作用。在我们思想里，卖国贼之所以这么多，国家的大力宣扬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5、卖国贼一般都是自我思想主意比较强，要当卖国贼也要有当卖国贼的资本，无论是人脉，社会影响力或者能力，一般都是上上者，所以一旦发现其是卖国贼，造成的社会影响比较大，也是我们相信卖国贼多的一个因素

笑尝历史百态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个人认为是奴化文化和官场文化导致的。

上层社会的官场文化

中国的上层社会，是所谓官场文化。什么是官场文化，可以看武侠小说鹿鼎记。韦小宝身边所有官员都是通晓官场文化，无论满族汉族。所谓官场文化，就是放弃所有的道德理念、所有的是非观念，一切为了升官，而升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捞钱。

升官的手段是两个，第一就是必须一味巴结上级，因为上级的肯定，比如皇上的肯定，就是一切。至于老百姓是无足轻重的。第二就是利益输送，必须给上级和下级，尤其是上级捞好处，这样形成利共同体，才能保证升官。

官场文化决定了，本质上上级只是一个符号，满人汉人日本人其实没有本质不同。只要日本人同样给权给升官，那么做汉奸接受日本人统治也是没有关系的。

下层社会的奴化文化

至于奴化文化更厉害。唐宋元明清，历任统治者使用文化和制度手段，让老百姓成为顺民。

顺民就是没有是非观念、自私自利、只管自己不管国家、只管生活不管大义。

满清搞得最成功，老百姓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鸦片战争英军和清军开战，老百姓在一帮默然旁观。直到三元里老百姓祖坟被英国人挖开找财物，还调戏妇女，这才拼了。

抗战很多敌后也是这样。比如注明的地雷战海阳县，全县人口几万人，驻守的鬼子才三四十人。

这几万人如果愿意反抗，咬也把鬼子咬死了。但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只顾自己生活，不管政治。

直到鬼子杀到头上，奸淫掳掠了，这才火了，组织游击队搞地雷战。

萨沙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特别讲究“华夷之别”和“忠”，所以很多时候，把违背这两种情况的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但是，在国外，他们不看得那么重。就算外国那些人，违背了这类思想，也不会特别受到严厉的谴责。外国人眼里，只有叛徒，很少汉奸。

但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还会把叛徒分类，分成叛主，叛国，叛族。

一开始，春秋那时候，华夷之别没那么明显，所以有叛徒没汉奸，可是随着后来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开始出现叛国和叛族。

例如，到了宋代，叛国这种叛徒就开始被经常提及。

到了近代，叛族，就是背叛自己的族类就开始被经常提及。

因为越往后，华夷之别的思想越深入人心。在以前，顶多你是叛国，到后来你就变成叛族了，汉奸了。

还有就是，越往后，族类的分界越明显，越受到重视。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出现以后，更加把叛族和叛国等同，汉民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以越来越瞧不起叛族的人，也就是汉奸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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