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路易十四畫像
路易十四於1643年繼位，1715年駕崩，在位時間長達72年，恐怕是古往今來獨一無二的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了。但他繼位時不滿五歲，所以只能由“奧地利的安娜”太后垂簾聽政。
奧地利血統的安娜太后雖然是具有鐵血傳統的德意志民族成員，但卻不是一個狠女人，在“主幼臣疑，大臣不服”局面下，她的難處也可想而知。
這種局面本來不該由安娜太后負責，而是從她的公公、號稱偉人的亨利四世國王被極端教徒於1610年刺殺於巴黎街頭，她的丈夫路易十三即位之後便已經開始了這種日益難以控制的局面。
路易十四此時僅是一個弱小的孩童，即使他天生睿智，有心拯救法國和他母后，也不可能在此時有所作為，但偉大的路易十四時代還是這樣開始了。
亨利四世之死
亨利四世，1553-1610，波旁王朝創建者
1610年，讓法國人民自豪的國王亨利四世被天主教旗下最忠誠的組織耶穌會中一名狂熱的信徒拉瓦雅克教士（也譯作拉瓦里亞克，拉瓦雅克為耶穌會教士見《路易十四時代》第三十七章“炸藥陰謀”的小注①）刺殺於巴黎。刺殺的原因非常荒唐。亨利四世即位之前非常青睞自路德宗教改革之後燎原於整個歐洲的新教，並有信仰新教的嫌疑。但新教無論是何宗何派，在以羅馬為大本營，以歐洲封建王國為支撐的天主教及其信徒眼裡，都是足以顛覆基督信仰的異端邪教。法國是歐洲大陸上最為強大的封建王國之一，它的統治階級和國內精英多數都是天主教信徒，其中包括波旁王朝的貴族們。亨利四世繼位之後，要想在王國內有所作為，必然要向天主教集團的世俗利益讓步。於是“出身”新教的亨利四世，即位之後公開宣佈改宗天主教。
都已經改宗的亨利四世又為什麼被刺殺呢？
改宗天主教之後，亨利四世並沒有如天主教集團心意，徹底根除新教勢力在法國的影響，反而在1598年頒佈了著名的《南特敕令》。這道敕令允許新教在法國舉行自己的宗教儀式和有限的傳教佈道。此令一出，在亨利四世之前已經愈演愈烈的法國新舊教派衝突有所緩和，法國也因此欣欣向榮起來，但這道敕令令天主教信徒非常不滿，於是狂熱的教徒開始籌劃刺殺亨利四世。
刺殺至少有三次。其中1594年的一次甚至傷了亨利四世的嘴唇。（這次刺殺在1598年《南特敕令》頒佈之前，可見亨利四世自即位之後對待新教的態度就一直為舊教狂熱分子所不能容忍）直至1610年刺殺成功。所有刺殺的策劃和執行都是耶穌會教士，法國也因此曾驅逐耶穌會教士出境。
問題是亨利四世死後，原先得以緩解的新舊教派衝突一下子表面化了。
路易十三即位後，教派衝突愈演愈烈，參加的人群範圍也愈來愈大。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也譯作黎塞留）是位來自意大利的紅衣主教，他十分強硬的鎮壓了教派衝突，進而將所有注意力放在了外交上，試圖強化法國和他自己的國際影響力，至於國內的宗教問題，則將其迴避，模糊新舊矛盾，並在法國工商業部門中繼續僱傭新教徒，使之參與國家建設。這勢必引起波旁王朝的貴族——那些天主教信徒不滿。
黎世留死後，法國局勢便嚴峻起來，尤其讓人擔心的是，波旁貴族也終於按捺不住。他們不僅難以容忍王權旁落於外姓宰相，也不能容忍保護新教徒的《南特敕令》沒有撤銷。就在此時路易十三駕崩，不滿五歲的路易十四登基，太后“奧地利的安娜”攝政。
安娜太后和權相馬紮然
馬紮然，1602-1661，路易十四時期的宰相，樞機主教
安娜太后求助的人物是其一直信任、同樣出身於意大利紅衣主教的馬紮然（也譯作馬薩林）。馬紮然完全繼承了黎世留的政策，與黎世留不同的是：黎世留為了個人名譽無所不用其極，馬紮然則為了個人財富無所不用其極。馬紮然的政策和個人作為，正好為法國人心浮動的百姓和別有用心的權勢人物提供了反對新政府的理由。於是，安娜太后首先面對的就是規模越來越大、局勢越來越複雜，並漸漸波及全國的動亂。新舊教徒和平民百姓，貴族和主教，接二連三，風起雲湧地製造事端，擴大事件，無論是巴黎還是法國各地都是如此。
1648年至1653年，是法國曆史上著名的“投石黨運動”時期，也是法國曆史上著名的動亂時期。
1648年，是依然弱小的路易十四登基的第五年，路易十四10歲。此前的五年中，安娜太后寵信的馬紮然紅衣主教繼承了當年黎世留的職位和政策，著力和西班牙——這個法國身邊的封建專制強國作對，爭奪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但隨著1648年與西班牙戰爭的結束，國內矛盾也隨著對外戰爭進入尾聲而走向高潮，此時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首相馬紮然，然後是信任馬紮然的安娜太后和路易十四。
最先開始攻擊馬紮然的是巴黎高等法院的各位主教法官們，很快這些主教的同盟者便有了在法國地位顯赫的貴族身影。貴族們尤其痛恨馬紮然，許多人與馬紮然好似有不共戴天之仇。
精英們對政府的不滿和激烈情緒讓巴黎市民對政治和自身權益一下子熱情高漲起來，他們也對自己可能並不瞭解的馬紮然刻骨銘心的恨起來。
於是在打著反對馬紮然的旗號中，巴黎出現了暴動。應該說，這場暴動裡，參與者十分廣泛，相信事實上得到好處的新教徒公民也在其中，因為馬紮然當時給人的印象是人神共憤，天怒人怨。天主教勢力——大多數貴族、大多數主教和天主教信徒反對馬紮然很好理解，但新教徒為何也要加入反對馬紮然的隊伍？
因為馬紮然與黎世留一樣，並沒有正式處理在法國存在很久的宗教問題，這樣做，不僅是天主教勢力不能滿意，新教勢力同樣也不買賬。對比亨利四世時代，顯然馬紮然對待新教的態度實在可惡。
馬紮然攜帶著安娜太后、路易十四和法國宮廷，在少有的支持王室的實力派貴族孔代親王（《辭海》中譯作康迪親王）和奧爾良公爵加斯東（路易十三的弟弟，路易十四的叔叔）保護下，匆匆逃離巴黎。巴黎成了純樸善良人（巴黎市民）的狂歡地，也成了投機奸詐者（煽動動亂的主教和貴族階級）的狂歡地，趕走國王的偉大業績讓鼓動和領導巴黎市民暴動的貴族、主教得意洋洋，但他們太忽略階級成分與他們一樣的孔代親王有著什麼樣的實力。
逃跑之中，馬紮然無能為力，掌握兵權的孔代親王就是救世主。安娜太后向孔代親王泣求請他保護好年幼的路易十四，同是波旁王朝一份子的孔代責無旁貸，並憑藉自己傑出的軍事能力，很快使得王室重返巴黎。但孔代親王同樣屬於反對新教的波旁貴族，他保護路易十四是王朝血緣的使命，對馬紮然，孔代親王沒有這樣的使命。
抓捕孔代親王
孔代親王，1621-1686，他是17世紀歐洲最傑出的統帥之一
孔代親王勤王有功，與歷史上常見的一樣，在孤兒寡母的安娜太后和路易十四面前非常傲慢，出言不遜，甚至譏諷太后和馬紮然。（孔代親王曾傲慢地慫恿一位侯爵向安娜太后求愛，並非難太后因此而生氣，《路易十四時代》第四章，P55）
即使以上的無禮之舉是事實也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重返巴黎之後，孔代親王與馬紮然的矛盾已經不可避免。
孔代是貴族，是傳統勢力，而馬紮然是權相，尤其是他執行在天主教勢力看來有利於新教氾濫的黎世留政策。與孔代一樣勤王有功的奧爾良公爵加斯東（路易十四的叔叔），在勤王之始便對馬紮然微辭甚多，回到巴黎之後更是把自己的厭惡情緒毫不保留的宣洩。這讓馬紮然，尤其是讓馬紮然說服下的安娜太后以為，孔代、加斯東會和巴黎市內仍有很大殘餘的投石黨人結盟再次對付弱小的王室。
事實上，馬紮然的擔心是多餘的，投石黨人中確實有不少貴族，其中還包括孔代親王的弟弟孔蒂親王。在孔代親王返回巴黎之後確實有一些原本支持投石黨的貴族變成了孔代親王的黨羽，但是他們與投石黨人沒有“沆瀣一氣”，他們是所謂的“親王黨”。
1650年1月18日，在馬紮然主持下，孔代親王和親王黨的重要成員孔蒂親王及他們的妹夫隆格維爾公爵在盧浮宮被捕。（孔蒂親王最初支持投石黨，在孔代返回巴黎後，孔蒂親王轉而支持自己的哥哥孔代，成為所謂“親王黨”的重要成員。孔代親王的妹妹即隆格維爾公爵夫人是馬紮然的死敵，見《路易十四時代》P53小注②）
馬紮然以為孔代才是他最強大的敵人，但他的這一舉動立刻遭到了舉國反對，不僅親王黨的其餘成員——那些貴族們，還包括投機分子極多的投石黨人也指責政府毫無理由的抓捕孔代等人的野蠻行為。
安娜太后在馬紮然抓捕孔代的時刻，還和不太明白這一切的路易十四在上帝面前祈禱抓捕行動順利，而此刻則不得不向人聲鼎沸的反對輿論妥協。她根據若干人的意願，罷免馬紮然的首相之職，釋放孔代親王等人，時間在1651年2月13日，即孔代等被捕一年之後。
出獄後的孔代越發覺得投石黨人反對政府和王室是合理性的。更要命的是，安娜太后天真的令人咋舌。在釋放孔代之後，她又立刻把馬紮然召了回來，重新擔任法國首相。
這一舉動直接促使了孔代親王立刻進行自己的復仇行動，而此前一直受馬紮然之氣的奧爾良公爵加斯東在馬紮然返回巴黎之始便招募軍隊，意欲殺馬紮然而後快。同時，一直蠢蠢欲動的投石黨人面對這一“機遇”，當然迅速繼續他們反對馬紮然和反對王室的平民暴動事業。
法國內戰就這樣喜劇的開始。
馬紮然帶著因他而遭受不幸——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的王室一省一省的轉移，安娜太后和年輕的路易十四再次嚐盡了顛沛流離之苦。而這次比之前的出逃，所面對的是更加強大的孔代親王和許多貴族。
但讓人欣慰的是，這次保護王室的是另一位支持王室的波旁王朝貴族蒂雷納，即後來的蒂雷納親王。蒂雷納的軍事才能與孔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面對反對國王的各種勢力，蒂雷納的努力顯而易見。但僅僅只有蒂雷納，法國王室也未必能很快恢復自己的尊嚴。
此時被鼓動的法國平民忽然轉變了自己的態度。法國平民只是對馬紮然不滿，而並非國王，同時他們也厭倦了無休止的“城頭變幻大王旗”，這正是孔代親王及投石黨中的領導者們——那些別有用心的主教製造出來的或許並非出於他們本意的效果。
安娜太后也看到了此點，因此，1652年8月12日，馬紮然又一次被免職，法國平民也因此失去了繼續革命的動力。1652年10月，十四歲的路易十四被人民迎回巴黎。投石黨的大佬雷斯紅衣主教被捕，孔代親王流亡國外，奧爾良公爵加斯東被貶他鄉。
至此，無論是“親王黨”還是“投石黨”基本上沒有了再次反對王室的實力，路易十四依然太年輕，蒂雷納畢竟不是治國之才，安娜太后再次請回了馬紮然。
馬紮然回到巴黎時對捧起他的法國人充滿了鄙夷，這樣朝三暮四實在讓這位久經考驗的“政治家”對這些輕浮易動的民眾感到齒冷。於是第二次回到巴黎之後的馬紮然開始了自己的鐵腕政策，但其政策實質仍是黎世留政策的延續，即專力於樹立法國的國際影響，嚴厲鎮壓國內宗教派系鬥爭。這一政策直至1661年他在法國去世。
總之，從投石黨之亂至馬紮然專政說明，在亨利四世興起的新教勢力與原有天主教勢力的鬥爭發展到路易十四早年，彼此之間都無法置對方於死地。
路易十四在第二次出逃期間已經漸漸長大成年，（1652年，路易十四返回巴里之時已經十四歲）在其後馬紮然長達八年的專政時期裡，所以能容忍這樣一個權相也是因為國內的宗教派系皆不能形成獨大之勢。馬紮然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積極外事，轉移國內矛盾，既樹立了自己無限追求的顯赫威名也變相團結了法國，使之無暇內鬥。
以上內容依據伏爾泰所著《路易十四時代》，圖片來源於網絡，資料來源於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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