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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是让日本人既敬仰又畏惧的人物，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写下的那本《日本论》。
中国有句古话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深知这句话的含义。所以，他们对这个了解自己国家“深入骨髓”的人，才会如此畏惧。
长期以来，研究日本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时至今日，在所有人（包括日本人）写的论述日本民族特性的书里，被公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正是中国人戴季陶所著的《日本论》。
这本专著，成书于1928年，是戴季陶长期留学和访问日本期间，深入日本文化和社会后写成的一部著作。
这部书，也是唯一一本让日本人认为“深刻至极”的书，很多日本人认为它比《菊与刀》更加鞭辟入里。
读过戴季陶这本书的人应该知道，在这本书里，戴季陶对日本国情、政治、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方面都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剖析。
这本书写成后，是由党内大佬胡汉民作序的。该书共分24个章节，对日本的神权思想、政治制度、武士道精神、政党制度、国民思想的产生及发展情况做了删繁就简的解读，这本书对于今天的研究日本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相比本书的内容，戴季陶写作此书时秉承的目的才是最让当时和现今中国人深思的。
在写此书时，中国人对日本一直持傲慢与偏见，原因很简单：他们小日本文化是从中国引进的，连和服都是抄袭我们唐朝，何以为惧？
当时的中国人，除了少数如戴季陶等真正深入日本的人之外地，很少有人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中国。
戴季陶等一些进步学者开始意识到：必须让中国人了解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证明，戴季陶的考虑是对的，这本书成书后不到十年，日本人的铁蹄就踏进了中国。
戴季陶认为：中国人必须去了解日本，因为如果不了解，如何才能制衡它呢？可了解日本在当时的国人看来，简直是笑话一般的存在：此等仿效大中国的小国，了解它作甚，它有文化有历史吗，呵呵。
从来，“傲慢和偏见”都会导致不可逆的可怕结果，戴季陶口中的这种“傲慢与偏见”今天仍旧存在。斯以为，这种危险和当初一样大。
因为，在中国人不喜欢研究日本的同时，日本人却十分热衷于了解中国。早在近百年前，戴季陶就痛心疾首地指出：
“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不知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踏实的研究工作，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好在，今天已经有一部分人意识到日本会在今后几十年一直是中国的劲敌，他们中的很多开始秉承着戴季陶“学日本所长补己所短”的理念，开始潜心研究日本。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相信知晓强敌后的中国超越日本必是指日可待。
附注：戴季陶，正是和蒋介石一起留学日本的兄弟，相传两人还曾同时交往过一个日本姑娘，该日本姑娘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后来的蒋纬国。
一直被蒋介石作为“智囊”依仗的戴季陶曾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1949年2月，老蒋兵败后，戴季陶对前途绝望，于广州饮药而死，终年58岁。
除著明的《日本论》外，戴季陶还写下了《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书，均是经典之作。
记者李满
戴季陶虽然是个清末革命者，民国政客，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学者，著作等身，曾著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许多著作，还有一本，就是《日本论》。
戴季陶的《日本论》，与《日本人》、《武士道》、《菊与刀》一起，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洞察日本民族特性的四大文本，被称为《日本四书》，其中，《日本人》是蒋百里写的，《武士道》是日本人新渡户稻造写的，《菊与刀》美国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
《日本论》是戴季陶长期留学和访问日本过程中，通过对日本文化和社会深入了解和研究后写的一本专著，对日本的国情、政治、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敏锐的观察的剖析。许多研究日本的中国人，都知道或熟读过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把《菊与刀》一书当作了解日本社会和传统的一个经典文本，但许多日本人却认为，对日本社会的认识程度，《菊与刀》却远远没有戴季陶的《日本论》深刻。
戴季陶，浙江吴兴人，1891年生于四川广汉。1902年考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到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学习，期间结识蒋介石，拜为把兄弟，且共同喜欢上了一个日本女子津渊美智子。1909年回国后，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1910年到上海任《天铎报》编辑，并以笔名发表大量抨击清政府的文章，鼓吹革命。
1911年，因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旋即加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1912年任孙中山的秘书，1914年以后，在日本参加《民国杂志》的编辑，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任戴季陶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后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等职。
1919年到1920年之间，戴季陶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介绍世界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文章，还翻译过许多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译文，在客观上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戴季陶还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因孙中山反对，他后来退出了该组。期间，戴季陶曾与蒋介石、张静江一起，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
清末民初，有很多人曾经以身殉国，这种殉国，不是殉在战场上，而是看不到国家的希望，以自杀的方式殉国，戴季陶就是其中的一个。1922年，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回四川，开展对川军的联络工作，在乘船经过宜昌时，听说四川又在军阀混战，他认为入川希望成了泡影，前途渺茫，便投江自杀，为打渔人所救，免于一死，此后一度皈依佛教。
国民党统治期间，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兄弟关系一直很好，他因此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被蒋介石倚为“智囊”。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戴季陶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帝国的脸谱
他是老蒋的心腹密友，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政论家、理论家，曾辅佐孙先生、老蒋数十年时间，堪称党内顶级大佬。他不仅熟悉中国国情，而且对日本颇有研究，曾经在90年前写过一部研究日本的专著，至今仍是研究其历史、社会，洞察日本民族特性的经典，其观点令国人警醒。这位奇人便是戴季陶，这部奇书便是《日本论》。
戴季陶生于清朝末年，初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戴季陶早年间曾留学日本，并成为老蒋的同学兼密友。1909年，年仅18岁的戴季陶学成回国，起初担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后因在报纸上撰文抨击清廷而遭受通缉，遂逃往南洋，不久后便加入同盟会，自此走上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之路。
民国肇建后，戴季陶长期担任孙先生的秘书职务，黄埔军校成立后，又出任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孙先生病逝后，戴季陶以其思想的接班人自诩，并创建所谓的“戴季陶主义”。老蒋通过政变上台后，戴季陶作为他最忠实的智囊，先后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49年2月，老蒋兵败如山倒，戴季陶对前途绝望，遂在广州饮药而死，终年58岁。
戴季陶酷爱读书、学贯东西，文化理论功底极为深厚，除著有跟“戴季陶主义”相关的小册子外，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书问世，此外最有名的一本著作，便是深研日本文化、制度后写就的《日本论》。
《日本论》成书于1928年，由党内大佬胡汉民作序。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且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但该书却通过24个章节，对日本的神权思想、政治制度、武士道精神、政党制度、国民思想的产生及发展情况做了删繁就简的解读，同时对当时的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如板垣退助、秋山真之、田中义一等人做了简要的介绍，可谓面面俱到。
戴季陶开篇名义地提到君主神权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一方面是它会带来对外战争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却也是构成国民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民众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正是这种思想，帮助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并能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占据领先的位置。
戴季陶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鼓励国民放弃对日本的傲慢与偏见，扎实深入地研究我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最终的目的，则是要在各方面具备战胜这个劲敌的能力。
戴先生在描述国人对日本及日本人研究的态度时，曾不无痛心地指出：“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不知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踏实的研究工作，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
在谈到深研日本的极端重要性时，戴季陶强烈建议：“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社会和国家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的作过研究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任何，方能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得。”
同时，戴季陶也提到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便是“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能推测他将来的趋势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的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得晓得他不可。”忧国忧民之心，在此书当中展露无疑。
距离此书问世已经过去整整90年时间，然而令国人倍感尴尬的，不仅仅在于后人没有写出过一本更胜于此书的日本专著，更在于很多国民对日本的偏见、误解依旧，依然不肯仔细去研究这个强邻，去了解它能取得各种巨大成功的“秘诀”，更不清楚这个国家对中国的真实意图。这种闭目塞听的心态，实在是要不得。
文史砖家
胡汉民曾给戴季陶的《日本论》写过序文，里面详细的谈到了《日本论》一书的写作过程，以及胡汉民对其真切之评价，可以细读之：
季陶先生这次回到上海，一见面就说：“我近来又做了一部日本论，可惜今天没有带稿子来给你看。”
我说：“此之前几年登在《建设杂志》的那篇《日本论》怎么样？”
他说：“你先说你对于我的旧作，有什么意见。”
我说：“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过我觉得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
他说：“对得很，简直被你一言道破，我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论》，却完全是平心静气的研究，决没有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我明天带来，你看过觉得不错，就请你作一篇序。”
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带来，一眼望去已经是十多万字，他笑着说：“我做《建设》和《星期评论》文章的时候，我总是将稿子带来寻你，站在你的椅子后面，把捉着你的手，按到纸上，而我却一句一句的朗诵起来，遇有商榷的疑问，才始停止，商榷过了， 又是继续地朗诵，我认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现在这部《日本论》太长，可惜用不着这个顽意。”
我和他都不觉大笑起来，及他去后我费一日一夜的工夫，将他这本书细细读过，真有点爱不释手的光景。看过从前那篇《日本观》，尤其觉得这书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构成方法，和旧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异样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个时期不同。
第一个时期是从做《天铎报》，以至《国民杂志》，雄畅是他的本色，唯有时修词的工夫，有些来不及。到《星期评论》、《建设杂志》是第二个时期，既改文体为话体， 大畅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绝少，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了。现在这部《日本论》，就更加陶练，深入显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迹，理解的精确，而文章的能事，足与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将》一个题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实性》里面，发抒他的人生观，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仿佛极善写生的短篇小说。《好美的国民》一篇，却含有许多诗意。在做《国民杂志》那时候季陶先生常对我说，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现在应该没有这种遗憾了。其余还有许多绪论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来，或作国民一般的殷鉴，或作青年行动的指针。而季陶先生却是偶然证合，有感斯发，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适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季陶先生的高声朗诵，确是“奇文共欣赏”的方法。
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赏所得，就随手写些出来当作一篇序文，贡献于阅者，并留着许多说不尽的好处，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固然介绍这部日本论，应该还有重要的意义，不止是从这本学得科学批评的方法，和鉴识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风。但是中国人何以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季陶先生开宗明义，已经说得清楚尽致，不用我来赘述，这并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经提醒，决没有做智识上的义和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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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阳标统
顾名思义，《日本论》是一本论集，主要讲的是日本，它从神权、皇权、国体、政体等等数个方面对日本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评价《日本论》就应该从作者戴季陶谈起，当然这个近代中国文人的身份可不简单，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通，追随孙文的辛亥元老，还是老蒋的拜把子兄弟。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后回国支持革命，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流亡日本，因为有着多次奔赴日本的经历，所以说他对于日本国是非常了解的，而且蒋介石和他就是在日本相识的，当然了，他也是蒋纬国的生父，后过继给了蒋介石。
而他写的《日本论》中颇有中国历史的影子，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日本文化源于中国，而《日本论》在日本的影响力一度胜于中国，这还是源于书中对日本深度的刻画。比如对于日本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武士道精神，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颇有中国忠君思想在里面，但不同的是，日本人更好斗、更崇拜武力，他们把生命看的反而稀疏平常。当然了，对日本国文化入木三分的描写也是这本书能经久不衰的一大原因。而一个中国人却写出了另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是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之外的，戴季陶的厉害之处不言而喻。
而戴季陶写《日本论》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宣传三民之主义，他在书中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多个章节都有着他自己思想的体现。当然了，他本身就是个思想家，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戴季陶所著的《日本论》应该是他从日本国的衰败到兴盛中看到了中国之命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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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曾作过孙中山的秘书。与蒋介石是拜把子的。西安事变前蒋介石经常问计于他。他是国民党内的一流理论家。
经历复杂，差点入了共产党，又信佛教，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多年来在日本接触了风土人情，制度建设等，是著名的日本通。写了《日本论》，通过剖析日本的大佬及事件等，微观分析日本人性格，日本国家的特点。认为虽然与日本是世仇，但更要解剖日本、了解日本。1949年戴不愿离开大陆，加上对国民党政权非常失望，最后吃安眠药自杀。民国有两个人对日本很了解并写到纸上入木三分。一个是蒋百里，一个是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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