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生物學家辛樹幟
辛樹幟（1894—1977），字先濟，湖南臨澧人，農業教育家、生物學家和農史學家。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歸國後出任廣州中山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歷任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校長、行政院經濟部農本局高等顧問、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導師、川西考察團團長、湖南省教育會會長等職，1946年任國立蘭州大學校長。
1924年，辛樹幟赴歐留學。他原打算以勤工儉學為方式到美國留學，但當時美國實行的移民政策限制華人入境，他便改變主意去英國倫敦大學學習生物學，一年後，又轉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1927年冬，辛樹幟在德國突然接到當時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正副校長的戴季陶、朱家驊發來的電報，約他回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並寄給他2000元作路費。他本想在柏林大學再深造一二年，但因一再電催，又寄來路費，就只有先踏上歸途。
然而辛樹幟當時一心想的是如何發展祖國的科學教育事業，根本不想從政。加上在柏林大學，他的指導教授笛爾斯曾告訴他，“中國的廣西瑤山地區，在動植物分類學上，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他一心向往要到那裡去作認真的考察，填補動植物分類學上的這一空白點。因此，回國後，他首先婉言謝絕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並再三向戴、朱兩人說明自己想要為國進行學術研究的意願。在他的一再爭取下，中山大學聘請他做生物系教授兼主任，辛樹幟便就此開始廣西大瑤山的考察，對當地風俗習慣作了大量筆記，先後整理出《瑤山兩月視察記》《正瑤舞歌》《甲子歌》《瑤山採集日程》等大量民族民俗資料，並在1928年《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出版發行“廣西瑤山調查專號”。史學家顧頡剛先生稱讚這次調查“真是一件大功績”。由此為中山大學建起了比較完整的動植物標本室，培養和吸引了一大批從事動植物研究的專門人才，擴大了中國學術界在國際生物學界的影響。
辛樹幟畢生崇尚科學，獻身教育，愛才惜才，獎掖後學。他常說：“人才從事業中出，只要以誠相待，知人善任，處處都有人才。”任蘭州大學校長時，為了給蘭州大學延聘師資，他未到蘭州就先到京、滬、穗等地延攬人才。由於當時蘭州尚未通火車，生活條件更差，延攬人才難度更大。許多著名專家教授雖仰慕他的人品、學品、“攬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博大胸懷和高度的事業心、責任感，又考慮實際困難不曾前往，他就採取聘請短期講學、客座講授等辦法，先後延請到顧頡剛、石聲漢以及中央大學、上海第一醫學院等院校的專家教授到蘭州大學講學。同時，利用夏季蘭州不太炎熱，是一個天然避暑勝地的有利條件，在暑假期間禮聘全國各地的名師到蘭州大學集中講學。先後應聘的有方欣安、鄭集、朱炳海等。他還利用他交遊廣、名望高等優勢，盡最大努力聘請許多名教授到蘭大任教。從1947年7月到1949年下半年的3年時間，在蘭州大學任教任職的著名教授、專家有董爽秋、程宇啟、陳時偉、段子美、喬樹民、盛彤笙、水天同、顧頡剛、沐元中、左宗杞、楊浪明、王德基、張德粹、張懷樸、聞人乾、張舜徽、史念海、楊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當時蘭州大學流傳著這樣的歌謠：“辛校長辦學有三寶，圖書、儀器、顧頡老。”顧頡剛先生在《積石堂記》一文中對此有特別記述，稱辛樹幟“高瞻遠矚，知樹人大計，必以師資及圖書儀器為先，既慎選師資，廣羅儀器，更竭其餘力購置圖書，京滬隴海道上，輪轂奔馳捆載而來者，大櫝數百事。未幾國民黨挑起內戰，陸行阻絕，又曾以飛機運之。兩年之間，積書15萬冊，軼出他人數十年之功，卓然成西北巨藏矣。”辛先生深知蘭州大學地處偏僻，學生得書不易，所以對各科重要教材以及國學基本用書，儘量多備複本，以免好學師生向隅自嘆。也為一些家境清貧、無力購書的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條件。
辛樹幟一生熱愛祖國，追求進步，嚮往光明。他早年曾與毛澤東同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工作，毛澤東任師範附小主事（即校長），辛樹幟為生物教師。辛樹幟當時對毛澤東同志深邃的思想和雄才大略非常佩服，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風華正茂，意氣風發，揮斥方遒”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辛樹幟出席了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的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受到毛主席的親切接見，作了有關古農學研究計劃的發言。毛主席聽了很高興，熱情地和他握手，回憶著他的姓名，笑著說：“講得很好。辛樹幟一生辛辛苦苦，在學術是獨樹一幟……”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辛先生作了《怎樣改進陝北水土保持工作》的發言，周恩來總理聽了他的發言，親切地鼓勵說：“講得不錯呀！我希望今後五十年裡，依靠我國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學技術的發展，解決水土保持問題。”蘭州解放前夕，馬步芳派人到學校威逼遷校，後國民黨教育部又派專機到蘭州，妄圖脅迫辛樹幟到臺灣，辛先生斷然拒絕，並穩定人心，使學校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懷抱。抗美援朝時期，辛樹幟親率慰問團，到戰火紛飛的開城、板門店等地，代表祖國人民慰問志願軍戰士，圓滿完成任務。返校時受到西農數千師生的夾道歡迎。
辛樹幟一生歷經風雨而不改初衷，執著追求，大智若愚。每逢逆境，大節不辱，處變不驚。解放前任西農院長時，受國民黨CC派排擠，被迫辭職。在蘭大任校長時，又險遭馬步芳挾持。解放後的革命征途中也是曲折的，1957年“反右”運動後，辛樹幟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後遭冷遇，不能再理院務。然而辛樹幟並不氣餒，很快把自己的工作重點轉向古農史研究，並有頗多建樹：他站在現代科學高度，從水土和貢物入手，對《禹貢》獨出新解。關於《禹貢》成作年代，新解提出15條論據，考證為西周作品，並對近世盛行的“戰國說”詳加駁論；從現代農業科學的立場對《禹貢》重新發掘，提出土壤、田賦、農業地理等方面的歷史問題；高度評價古人“平治水土”的歷史功績，並結合現代水土保持而開展研究，為他後來從事我國水土保持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顧頡剛評之為“體大思深”。竺可楨、史念海等亦均給予高度評價。隨後而來的“十年浩劫”，辛樹幟被打入“牛棚”，夫人含恨離世，這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其內心的痛苦和精神壓力可想而知。而他並沒有被壓垮，被屈服，他臨變不驚，全身心地投入到古農史研究和水土保持研究工作上，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在他83歲高齡時，還親率考查隊赴四川、雲南等南方七省考察水土流失情況，並主持指導編寫《中國水土保持概論》，1982年，由農業出版社正式出版，辛先生夙願終嘗。
辛樹幟一生正直，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生前關心、支持、幫助了無數的青年人，可對自己的兒女則嚴格要求，從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他的精神正如蘭大校訓“自強不息、獨樹一幟”一樣，影響著這座西北高校獨立堅毅，越攀越勇。
閱讀更多 蘭州大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