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德国政府发布了《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以下简称《战略》）。这个草案是由德国经济部长阿特迈尔主持制定的。
《战略》的开头便是一个大问号：当今世界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创新进程极大加快、其他国家扩张性和保护主义工业政策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如何可持续地维护及发展德国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高度繁荣？
几年前，《德国工业4.0实施建议》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信心满满的：“德国是全球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装备制造行业全球领先。……因此，德国以其独特的优势开拓新型工业化的潜力：工业4.0。”
然而《战略》却流露出重重忧虑：“如果德国失去了关键的技术技能，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因此严重受损，这会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国家在几乎所以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和行动的空间带来重大影响，并最终会波及德国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
《战略》分析产生忧虑的原因：“世界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创新进程不断加快，而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却在日益增加，放弃多边协定的趋势也日益显现。这场变革同时影响着企业与国家。过去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消失，而新的利益相关者出现。贸易流动也正在发生改变。有许多赢家从中涌现，也有人满盘皆输。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重新洗牌。而我们仅仅处于这场变革的开始阶段。”
《战略》分析了一些德国失去的机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失去了在消费电子行业长期以来的领先地位，而日本、韩国等国家迎头赶上；欧洲无法在电信技术、计算机和消费电子（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新领域站稳脚跟；创新型碳纤维材料主要在德国境外生产；全球闻名的平台经济互联网公司几乎被中国与美国独揽；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商业化领域明显落后；欧洲有可能无法赶上新生物技术的国际发展，或者如果确实赶上了，也有可能再次掉队；德国在创新领域新的大趋势中缺席了。
甚至在德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也面临着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战：越来越高的减排要求、替代性交通工具与电动汽车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取得重大创新、全新的移动出行理念也可能造成颠覆性的营运模式。
就自动驾驶而言，如果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数字平台来自美国，未来汽车的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的损失将达到50%以上。而且这些影响，远远超出汽车行业的本身。
因此，德国的忧虑是必然的。
《战略》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是否需要加强政府干预？
《战略》一开始说“自路德维希·艾哈德时代以来，德国始终肩负着创造与维护繁荣的重任。……今天，路德维希·艾哈德对繁荣、自由和安全的承诺，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利益，由产业界、社会伙伴以及整个德国共同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促进了德国的高度繁荣，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模式都优于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
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是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战后曾任德国经济部部长、副总理、总理 。作为联邦德国战后经济政策基础的是他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艾哈德的理论强调四个最基本的原则：自由原则、社会平衡原则、向社会负责的原则、中庸原则。
但是其中中庸原则表明，艾哈德并不绝对否定政府干预。艾哈德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漫无控制的自由放任，而是一种辅之以必要的国家调节的市场机制。他既反对带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漫无边际的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主义”，也明确反对实行计划经济和导致“平均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充分吸纳两者的长处，摈弃两者的弊端，才能找到一条新的不偏不倚的道路。政府的责任在于运用必要的手段，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必要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
艾哈德享有“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美誉。但他本人始终反对将当时德国经济的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奇迹，德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市场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反对任何形式和程度的政府干预，比如张维迎表示，“政府不应该随意的去干预市场，尤其是在产业发展的问题上”。
但是《战略》指出：“如果有更高层面的经济考虑需要国家干预，则可以赋予其合法性。”
《战略》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企业各自做出的商业决策的总和不足以阻挡和防止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其原因就是企业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推进保护性工业政策才有了正当理由。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才有责任去介入。”
“‘德国工业战略2030’选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该战略界定了国家干预行为可以视为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情况，以避免国家经济和全民族繁荣陷入严重的不利之中。这种方法也有助于塑造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并为必要的政治辩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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