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物》
一直這麼勇敢
10年前，蔣方舟在一家雜誌社實習，一次聚餐中，她替一個比自己大一點的女實習生擋了酒，幾個男生一直灌她，還說要送她回去，蔣方舟直接站起來，說別送了，我來。
“你會突然想起來，哦，她以前就這樣，所以站出來指責章文也並不奇怪。”黃博士比蔣方舟大7歲，是她的好友，經常刻薄她，但回憶到這件事，他的口吻非常感性和溫和，“我會發覺，有時候忘了，其實她一直這麼勇敢。”
“隨時準備好與之抗爭。”這句話被蔣方舟寫進一本書裡，為很多人引用，以彰顯一種勇敢。但蔣方舟覺得，解救女實習生，算不上勇敢。“我心中的勇敢，有一個前提是不計一切代價。但我會去衡量代價可不可承受。勇敢這個詞，我不想隨便亂用。”
就像2018年7月24日的那個晚上，她也衡量過。朋友圈看到有人提到媒體人章文性侵的事，她想立即跟隨發聲，但母親尚愛蘭阻止了她，“女孩子不要那麼愣……事情已經那麼久，過去就過去了。”
事情也確實已經過去很久：兩年前，因為參加一個日本文化項目，蔣方舟曾和章文湊到一塊吃飯，同行者還有一位翻譯。在翻譯點菜時，章文伸手，開始摸蔣方舟的腿，被她幾次制止。
那次見面後，兩個人再沒有任何交集。蔣方舟原本的想法，也是像尚愛蘭所說，過去就算了。
但第二天，被騷擾女孩的自述長文出現，兩三秒後，蔣方舟決定轉發這篇《章文，停止你的侵害》。“如果我不說的話，要麼這事默默過去，要麼女孩會被人肉和侮辱。那我在這件事上的發言是有價值的，我應該說。”
她覺得這次還是稱不上“勇敢”，它是一個理智判斷後的發聲。在接受虎嗅的採訪時，蔣方舟說：“人們喜歡用‘摻和’去形容某種言論或社會議題的參與，經常說‘你別摻和這事了’‘別趟這趟渾水’，以為只要縮一縮頭，忍耐一下，等這片烏雲過去就好了。可我覺得，這時候摻和一下是必要的。”
很快，她看到章文在後來的採訪裡朝女孩潑髒水。那一刻，長久保持的理智被打破，血液一下衝到大腦，她氣到渾身發抖，“當時就不行了，如果我是女生，想死的心都有。”她對朋友說，“我非常憤怒。”“憤怒”這個詞，她重複了9次。
當天晚上，蔣方舟約了女孩出來見面，“我得見你，我怕你有事。”剛一坐下，女孩哭了，蔣方舟難受又生氣，她安靜地陪著女孩，告訴她自己會一直支持她。
她能體會到女孩複雜的感受。這場行動裡，她支持者眾多，但也被迫面對一些無妄的揣測和指責，比如你為什麼去老男人飯局？你為什麼當時不拒絕得更嚴厲？
實際上，那個飯局不過是一次正常的社交，但她也在思考，被騷擾的時刻，自己一直在避免引人注意，儘管已經低聲制止了章文，還藉故上廁所打斷他，但始終沒有大聲罵出來。“其實會有點後悔，應該去罵兩句或者是什麼的，但我不太會那種表達。是技術上不會，不是說因為道德阻止了我，是技術上我沒有經過訓練。”
因為天才少女和青年作家的身份，蔣方舟在這場運動裡站出來的行狀，在公共視野裡格外引發轟動和議論。我們很熟悉大眾媒體之前構建起的那個蔣方舟，那個擁有討好型人格、相親市場上被挑選、將《洛麗塔》看作一部道德小說的蔣方舟，但章文事件，加速了公眾去穿透這些被標籤磨平的表象，發現另一個蔣方舟。
一個“勇”字能貫穿起她這幾年的成長。她承認寫作上的侷限，坦白婚戀上的焦慮，以及逃離北京前往東京獨居，回來後追求想要的價值。在自省和坦誠這件事上，蔣方舟確實比大多數人要更真實、更勇敢。
真的可以有
蔣方舟穿著一件灰色針織衫和印花燈籠袖拼接的上衣，腳底蹬著高跟鞋，走起路來有些不穩，“噠噠噠”地到圓桌邊坐下，小聲同陳曉卿說話。兩束柔順的頭髮垂在肩前，燈光打掉了臉上的陰影，會頻繁點頭、“嗯”和笑出門牙的她，此刻看起來像一位認真上課的小學生。
在這次《圓桌派》的錄製裡，小學生蔣方舟主動接過竇文濤關於年齡的話茬，說起自己明年即將迎來30歲生日。“怕我30歲的時候立不住，一屁股就坐那了。”她坦承了年齡增長給她帶來一些焦慮，排在首位的就是寫作。
半年前，蔣方舟同一家出版社的主編見面，剛落座，對方扔出一句話，“放棄吧，你沒什麼寫小說的天賦。”
蔣方舟的臉騰地紅了。她原本是準備來迎接表揚的，意外反轉，像拳擊選手，瞬間被打懵了，不知道該如何反擊，想找補幾句，從小說意圖講到構思，還有後面的情節，說著說著，開始在混亂的思維裡找出一條出路，“你相信我，我是肯定能寫出好小說的。”她低頭看著桌面，擺弄著面前的茶，重複這句話，沒有抬頭看對方的反應，這更像是對自己的交代，“不對，我可以有，我真的可以有，我只是練習還不夠。再放段時間，我能把它改得更好。”
“你寫雜文、做讀書音頻都挺好的，做這些東西，有天然之喜，寫小說就沒有。”對方覺得，相比於寫雜文的輕巧，蔣方舟在小說的文本上呈現出了費勁，“類似於那種用力過猛的東西。”
但蔣方舟不認同，那些不費勁的路—寫雜文、做讀書音頻，就是為了更好地寫小說。後來的聊天裡，話題幾次轉移，蔣方舟硬是又拉了回來—你感覺哪裡不對？哪部分寫得不好？具體的，咱們得聊聊。
這不是蔣方舟第一次遭受“沒有天賦”這種評價的重創。外界對蔣方舟寫作的審視和質疑，從她24歲寫出《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時爆發，到她兩年後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成為沸點，她對這本書的回憶是“惡評如潮”。新的隨筆《東京一年》分數是7分，似乎是進步了一點，但排名第一的評論是：“如果作者不是蔣方舟，這書有出版的機會嗎？”
此前一半人生，蔣方舟是頂著“神童”、“天才”的光環度過的。7歲寫作、9歲出書、11歲開設媒體專欄，是大眾眼中的閃光少女。18歲時被清華降60分錄取時，她已經出版了9本書。儘管寫作這回事是以母親尚愛蘭“不寫書就會被警察抓進監獄”的恐嚇開頭，但不可否認地是，從開始的那一刻起，蔣方舟的人生已是不尋常。
只是，上帝並沒有一直握住蔣方舟的手。“她自己寫成什麼樣子，實際上心裡是有數的，但當時的能力只能是那個樣子，端上來給大家看一看，告訴大家，行了，現在是普通人了。我覺得這是對的，人生一直開掛的人太少了。”黃博士在評論蔣方舟寫的這些書時，並沒有留情。
黃博士跟蔣方舟也是因為寫作而結識。當時蔣方舟寫了一篇時評，被黃博士看到，直接在網易微博上留下一句話—“蔣方舟該和許知遠湊一對。”蔣方舟主動關注了他，幾次聊天后，黑粉黃博士成為了蔣方舟的好友。
他們有著特殊的相處模式，黃博士總結了幾個避免衝突的條件：不聊“有沒有天賦”，避免討論社會問題，不看蔣方舟寫的東西。黃博士笑著解釋，“因為我害怕，大家朋友，何必呢。”
但也有逃不過去的時候。蔣方舟需要讀者，在寫《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時，她寫完一個故事就會扔給黃博士看。“當時對我的那個折磨。”黃博士回憶說，“人物不對，說話也是錯的，她寫的那些東西，不是你生活裡的，但是她又在描寫生活，很彆扭的狀態。”
那個時候的蔣方舟還是不大承認“沒有天賦”這件事。她已經是寫作這場超級馬拉松裡的熟練選手，比別人出發更早，技術更多，但質疑數年如影隨形，甚至愈演愈烈後，她開始覺得刺痛。“每當別人說我沒有作品，焦慮感都更深了一層。”
完全無能為力的事
如果說承認寫作上的焦慮是近乎於被羞辱，承認婚姻和生育上的焦慮則近乎於殘忍。
29?q的蔣方舟已經有段時間沒戀愛了，母親尚愛蘭著急，“為什麼要折騰？為什麼不趕快結婚生子？”蔣方舟來了例假，會聽到尚愛蘭驚呼，“哎呀，卵子又少了一個。”
在北京六道口的房子裡，蔣方舟曾經與尚愛蘭同住。大學畢業後的一段時間裡，蔣方舟每天蹬著高跟鞋在外頭跑活動，一次她打電話給尚愛蘭：“太累了，我昏倒了，早晨起來發現睡到了地上。”尚愛蘭不忍心，搬來北京照顧。
但同居延續到今年7月結束了。尚愛蘭搬離了這裡，在小區另租了一套房子，作為剪紙工作室。像小時候尚愛蘭引導蔣方舟寫作一樣，蔣方舟非常認真地給母親設計了一條路—剪紙藝術家。她特意帶尚愛蘭去日本很偏遠的美術館，去看各種藝術展，還給媽媽畫了一個大餅，“你剪，我就給你辦展覽，我就找人來吹捧你。”
用蔣方舟的話來說，尚愛蘭是困囿在小城市小婦人皮囊之下的人，有一顆敏感而不安分的心。但到了女兒的婚戀上，她終歸是一位尋常的母親。過去的一年裡，每隔幾天，她們會因為蔣方舟的婚戀問題大吵一架，媽媽甚至說服了道德感很強的爸爸，一起攛掇蔣方舟跟前男友複合。
“那我明天隨便抓個人結婚就好了！”某次爭論中，蔣方舟少見地情緒失控，說出賭氣的話。一旁的趙彬聽了，很嚴肅地問蔣方舟，“你這太隨便了，怎麼能這樣呢？你是認真的嗎？”趙彬接連問了三次。他是蔣方舟的朋友、助理，更早之前，也是蔣方舟微博上的黑粉，被蔣方舟以對待黃博士的相同方式，從評論裡打撈了起來，成了朋友。
“我是認真的，就是要這樣。”蔣方舟表現出了攻擊性。趙彬不高興，語氣篤定：“你看你選擇這條路，事情那麼多，你肯定過不了（結婚生孩子的生活）。”
“我生氣了”，蔣方舟說。她不願意接受這種“拷問”。場面冷了下來，一時間沒人說話。她覺得委屈，眼眶紅了，要掉眼淚又忍住了，心底又清楚，確實哪一條路都走不通，哪一條路都是錯的。
在她從小到大的人生規劃裡，婚姻和小孩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她對30歲的期待，是頭婚結完，抱著孩子，即將開始第二段婚姻。比起結婚，她其實更想當一個媽媽，篤定自己會把小孩教育得很好。“人越老，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有點像一個通關遊戲，在確實感覺到自己可能性變得有限的時候，有了孩子，你可以restart，解鎖一個新戰場。”
當天晚上，冷靜下來的蔣方舟給離開的趙彬打電話道歉了。這場聽起來有些可笑的爭論中，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在結婚生子這件事上太過真實的恐懼—一想到孤獨終老不會再被人愛了，一想到對人生沒那麼有把握，她會陷入很多年前那種對不確定性的恐慌中。
那時她才10多歲，和一波作家們出遊，大家討論的就是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是把寫作作為終身職業一直繼續，還是轉身投入到這以外的生活裡？這場出遊給蔣方舟留下的印象太深，以至於她後來習慣於把每一件事提前安排得很好。因為兒時成名，身心早熟，她一直在比同齡人更快速地成長，甚至從27歲開始，她就在為進入30歲做準備，但被愛這件事，準備得再好，也是完全不可控，“這是你完全無能為力的事。”
在她的認知裡，自己人生中真正特別無能為力的事情其實是很少的，而且“自己也不是特別願意承認”。而這些事，等到真正勇敢面對的時候，才格外觸目驚心。
再不跑就完了
蔣方舟曾經嘗試尋找這些焦慮的源頭。這要回到她和商業和娛樂太過於接近的時刻。
2015年，她參加了一檔競技類真人秀節目。拍攝起床時，化妝師會提前給演員們上好妝，再躲進被窩裡，假裝剛被攝影師叫醒，表演出驚恐和憤怒。其他人並不抗拒，只有蔣方舟，覺得“窘到了極點，幾乎所有鏡頭都是叉著腰一臉尷尬，像是作弊被抓”。
被第一個淘汰後，攝影師為了拍到哭泣、憤怒、情緒崩潰的鏡頭，跟著蔣方舟很長時間，節目導演也一直問她，有什麼感覺？有沒有很難受？遺憾嗎？可是最後，蔣方舟只憋出一個短暫的乾笑，說了句“哎呀，可以回家了”。這種回答和反應，對綜藝節目來說幾乎是無效的鏡頭。放下攝像機的時候，蔣方舟聽見對方罵了句街。
那是蔣方舟最窮的時刻，剛付完北京這套房子的首付，卡里只剩下11塊錢，幾乎所有的活兒她都接。錄節目，給個車馬費就去。“拿到兩千塊錢，覺得哎，又掙了一個馬桶，因為真的是完全沒錢了。”
更早之前，她也去做文化節目的評委，錄製時臺上冒出一個成語讓解釋，她趕緊用手機在底下查到底是什麼意思。她甚至還主持一檔訪談節目，“裝模作式的兩個人，在這個地方探討彼此的中國夢”。她還嘗試過把自己套進主持人這個模子裡，因為看起來“正經而穩定、又有曝光率”。
也是在那時候，梁文道感受到蔣方舟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和看重，有資源或誘惑靠近時，她並不會太拒絕。在他看來，少年成名的姑娘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價值，在成長的過程中，無數人主動向她招手，她需要常常對各種事情展示一個意見跟表態，跟人交流，這是機會，但也是消耗。
當時的蔣方舟似乎還在說服自己這不要緊，她在知乎上回答了一個問題：如何評價馮唐的娛樂化？”“我覺得參加幾個綜藝節目，微博上很活躍其實無所謂。不存在過度娛樂化。只要不放低自己在文學上的標準，對每部自己出版的作品都負責任—至少是現階段水平的極限，就沒問題。一碼歸一?a。”她顯得天真又篤定，似乎不為靠近商業和娛樂而擔憂。
梁文道知道身在其中的矛盾，“如果你不做那些事情的話，就會擔心將來有一天不紅了，那該怎麼辦。我這幾年正好這麼多這種節目，在一個最紅的時候來找我，我是不是應該要把握好機會，要不然的話怎麼辦呢？”
但節目一個個找過來，好像沒有止境，時間少了，寫作則退居其次，蔣方舟慢慢意識到，自己似乎滑進了“文藝活動家”的軌道，看不到其他可能性。就像梁文道所說，她當時根本都沒有放棄的勇氣。“你不說話，（說話的機會）就要被別人搶走了。那是一種矛盾的狀態：焦慮，很想做點什麼，又覺得肯定會趕不上趟，一面又不想放棄目前所擁有的。”在她的視野內，找不到可以參照的樣本，是既過得舒服，又過得很有價值感的。
與此同時，她一直緊繃著，少年成名之後一直被質疑“傷仲永”，她也真的會恐慌——如果有朝一日江郎才盡成為普通人怎麼辦？這個假設長久以來如噩夢般相隨，幾乎不曾有過徹底的休息，無論做什麼都感覺有無數雙眼睛在盯著自己的人生，不懷好意地等待一個壞結局，於是她總得提著一口氣。
猛然間，她腦子裡冒出一句話：“再不跑就完了。”
最後一隻竹鼠
蔣方舟到底還是跑了。2016年，她去東京獨居了一年，幾乎切斷了和國內的聯繫，沒有商演，沒有活動，鎂光燈和注目都離她遠去，“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
她覺得這種被迫的認真和被迫的隔離，把她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等回來後，這些經歷和感受被她寫進了文集《東京一年》裡。也是在這本書裡，蔣方舟開始直面此前沒有真正承認過的兩個人生命題：沒有作品的青年作家，不再年輕的天才少女。
從東京回國後，她還去了人大文學院的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和青年作家們一起，由閻連科、張悅然、梁鴻授課，冗餘的人和事也漸漸少了下來。
直到今年，蔣方舟覺得自己有了真正的選擇權：這個事情要不要幹？這個表達有沒有價值？她終於有了愛惜羽毛的條件，開始嘗試每年給自己定一個掙錢的KPI—掙夠一定數目後，不再接受過多商業活動的邀請。今年4月，KPI達成了，包括北京和東京兩套房子的房貸、每個月的生活費，以及出門能夠打專車、偶爾出國玩玩的費用。
當然，生活舒適是要有成本的。“有時候我真的會想，假如伍爾芙那個年代就有化妝品去找伍爾芙賣廣告，她該怎麼辦，她如果賣的話，是不是表示她就不能夠寫出《到燈塔去》這樣的作品，是不是就表示她背叛了她的文學呢？”一個嚴肅作家該與商業保持什麼距離，梁文道還持有疑惑，但他肯定的是，與商業走得近，作家就必須得考慮要怎麼保住自己的元氣和時間，而這是他對蔣方舟的擔憂。
30 2019年是蔣方舟的30歲生日。因為揹負太多光環，29歲的關口，她最擔心30歲的時候立不住。但也是在這一年，她開始正視“天才少女不再年輕，青年作家沒有作品”的人生命題，帶上勇氣重新出發。
蔣方舟理解梁文道的話。“那也是很公平的，寫作時間上確實會有影響。而且公眾表達的活躍，會削減大家對作品的印象分。”但她不覺得作家一定要窮困，一定要對外部世界充耳不聞，也從沒想過要把面向公眾的活動和節目廣告都推掉後全身心寫作。“我就不是那樣的人，我是個非常實際的人，可實際了。”蔣方舟非常爽快地承認這一點，“我不太會做孤注一擲的選擇。”她希望在繼續寫作的同時，能選擇在有價值的公共議題上發聲，比如章文事件。
現在的蔣方舟正在同時推進兩部長篇小說，前些天又忍不住開了一個新長篇。她擁有職業作家的某些作息習慣：每天早上8點多起床，什麼也不幹，就站在書桌前，開電腦寫小說，寫上一兩個小時後，再刷牙洗臉吃飯。一直寫到晚上6點。作家的職業病在她身上顯現，頸椎痛得不行，她不得不把電腦放在支架上，叉著腿，將身子矮下來，站著打字。
“壓力太大了，她不會太放鬆地讓自己胡鬧。” 同在寫作的好友楊薇薇曾感嘆蔣方舟的自律。一次她和蔣方舟一起去歐洲，等飛機的時候，蔣方舟會把kindle拿出來看，邊讀邊標註。白天緊繃的行程結束後，是難得的休憩時間，但蔣方舟會提前回酒店寫小說。
真正承認自己沒有太高天賦和30歲近在眼前後，蔣方舟依然覺得，最有價值的生活還是繼續寫下去。她的理想模式是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人生，寫完《使女的故事》後並未停止，直到80多歲，還在穩定輸出。而“沒有天賦”被她設置了一個語境：儘管沒有寫出諾獎作品的天賦，但是非常努力的話，依然有可能比肩韓國80後女作家金愛爛——她被稱作“最有可能獲得諾獎的韓國女作家”。
閻連科與蔣方舟熟識已久。他回想起三四年前，蔣方舟在她面前發愁：“哎呀，我成名那麼早，我的少年那麼大，我得做出大事情才蓋得住少年。”閻連科不贊同，勸她，“你把日子過得好也是蓋得住，不要有什麼壓力，寫不出也特別正常，過好日子特別重要。”
但這兩年，閻連科能明顯感覺到蔣方舟不一樣了：再被評價沒有代表作的時候，她更多是笑一笑，不會再憂心忡忡，不會像以前那樣，在他面前比劃，要怎麼創造一個更龐大的自己。梁文道也對蔣方舟抱著期待。他看到蔣方舟最近在做一些認真、系統的閱讀，也更認真地對待寫作，“她一定是想給自己一個更深入的沉下去的機會。”
盡尚愛蘭還是經常調侃，女兒寫作的代表作可能就是12歲時寫的《正在發育》，人生的高光時刻就這麼過去了，餘下都是漫長的人生，但蔣方舟也這麼漸漸接受了，決定要讓自己儘量過的多姿多彩些。不依賴天賦，穩定地創作，對世界葆有表達欲。
對少年成名這件事，蔣方舟已經放鬆了下來——這也是一種勇敢的狀態。她不再像10歲的時候，因為一句批評沮喪，而是把自尊心的核縮到了最小，把寫作的核放到最大。她可以不輸旁人地勇敢自嘲，比如“過氣網紅”、“低配于丹”、“相親狂人”，但她始終拒絕在寫作這事上死皮賴臉，“你得永遠在這種被羞辱的狀態當中，因為是會痛的，而不是你也開始自我羞辱。”
最近，蔣方舟迷上了“華農兄弟”。在短視頻裡，這對江西兄弟每天都在挑竹鼠，有的太胖，有的太瘦，有的性慾太強，有的沒有性慾，有的太活潑，有的太抑鬱——最後，它們統統被吃掉了，像一個現實版的寓言。
蔣方舟已經意識到，任何一個人都要面臨未來可能被“吃掉”的命運。對抗命運的唯一方法可能是承認30歲來臨前的種種焦慮後還能倍加努力，以此成為“最後一隻竹鼠”。
“如果一定會被吃的話，似乎成為最後一隻竹鼠也沒有什麼意義。” 她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形狀，看起來還是那個勇敢的少女模樣：“但只有成為最後一隻竹鼠，你才有希望啊。”
（馬延君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9年的願望
希望兩部長篇小說能在新的一年寫完、改完，讀書的音頻節目能再出一季，以及深度遊一次俄羅斯，並寫個長遊記，最後是希望媽媽的剪紙真的能開一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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