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北川對我來說是一輩子的牽掛。”
“連著幾天，每天我都通宵坐在那裡。那時候，遇難者的數字一直在上漲，每一個小時都在漲。”
四川綿竹漢旺鎮東方汽輪機廠外的鐘樓，鐘樓上大鐘的時刻永遠定格在了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新京報記者王貴彬 攝
文 | 王露曉 丁文婷 張一川
►本文約6511字，閱讀全文約需13分鍾
2008年5月12日下午，西南巨震的消息傳出，一時間全國各地無數新聞記者做了同樣的動作：請戰、訂機票。
前所未有的大災是對中國媒體人的一場大考，如何傳遞真相，如何挖掘故事，如何表達力量，如何呼籲反思，都是沉甸甸的考題。災難激發了很多潛在的能量，民間公益崛起，信息公開和公眾知情權也最大限度地抬起了頭。
因為成千上萬媒體人的在場，2008年的汶川擁有了13億人的共情。那些特徵鮮明的“面孔”，那些關於人性明處和暗處的故事，隨著電視和報紙傳進了千家萬戶。
災後十年，仍有太多值得消化的內容。剝洋蔥採訪了九位曾奮戰在震災前線的媒體人，有直播落淚而被冠以“最美女主播”稱號，卻用了很長時間試圖擺脫標籤的寧遠；有將目光投向“被忽視的重災區”甘肅的柴會群；有十數次出入北川，最終決定不再報道北川的張源；也有在地震前線共患難後收穫愛情的搭檔……他們的故事，就是臺前報道的背後故事，也是對汶川地震十年的一種紀念。
“我帶了工具刀，想著萬一被埋，不至於赤手空拳 ”
吳江，《新京報》攝影部記者。
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廣元市青川縣木魚鎮，遇難學生瞿偉的父親用臂膀丈量兒子的棺材，他想知道這個簡陋的棺材能不能放進自己深夜在山坡上刨出的墓穴。這是汶川地震中吳江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作為一名攝影記者，對一些可能遇到的採訪，我是有準備的。除了採訪所需的設備之外，我的家裡會常備一整套戶外裝備，包括衣服、鞋子、急救包、強光手電甚至還有手持電臺，以應對不期而至的緊急採訪。
但是，我從來也沒有預想過，自己會經歷5·12汶川大地震那樣巨大的災難。
5月13日上午我接到了報社的電話，要求我立刻準備前往災區。但民航全部取消，我們打算開車過去。
前期趕往災區的同事沒什麼準備，我們開車過去需要採購大量物資。急救藥品、水和食物、發稿設備，還有睡袋和帳篷這些平時採訪不會用到的東西都出現在採購清單上，甚至還有口罩和安全帽。
我自己特意帶了一把工具刀，想著萬一被埋壓在哪裡，僥倖沒死的話我不至於赤手空拳。
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後的十年裡，地震頻繁光顧中國西部。我先後採訪了玉樹地震、盈江地震、雅安地震和2017年的九寨溝地震。
2014年，我帶著家人開車自駕從北京出發到川西旅遊。2008年曾經採訪過的許多地方，當年支離破碎一片慘白的山體，已經有了綠色，那些被毀壞的建築也在川西的溼潤氣候里布滿青苔。
幾乎所有經歷過5·12汶川大地震的人，都不願輕易提起那段往事。地震災民，救援人員，甚至包括新聞記者，心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我在採訪中看過太多災難，不至於形成心理創傷，但是的確心理受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人生觀都為此改變。
從災區回到大都市北京，我突然覺得，什麼一個月掙多少錢，過得好不好，都不重要，一個人能活著喘氣，就是最幸福的，什麼都沒有生命重要。
“經過地震以後，心裡面好像很脆弱了”
成和平，時為《綿陽日報》攝影記者。地震發生的那一刻，他正在地震斷裂帶的山上採訪，憑藉二十多年新聞工作的本能，第一時間拍下了地震發生時刻的照片。
成和平5月12日從災區往綿陽報信。受訪者供圖
5·12那天，我在平武縣響巖鎮採訪。突然地動山搖，我一秒都沒耽誤，轉過身來就對著山下一個水泥廠拍。那個水泥廠全部垮塌了，揚起的煙塵有上百米高。山真的在搖啊，樹都90度兩邊來回倒。馬路上，涪江河邊，都是往上衝的黃土灰塵。那個場面像世界末日一樣。
當時跟我一起來的村支書就在那喊，有沒有人啊，我就跟著村支書去看，一路跑一路拍。拍了之後我想，要趕快把照片傳出去，告訴外面地震了。
我們找了一個騎摩托車的農民，讓他帶我們往外走；到了平通鎮，鎮上中學、小學是挨一起的，兩個教學樓都垮了。我採訪過這個小學，女校長認識我，當時那個校長站在校園裡，她滿臉驚恐，往外打電話，根本沒有通信。這些照片我都拍了。
我們往外走的時候，碰到一個平通小學救出來的八九歲的小朋友，腦袋受傷了，用紗布纏著，家裡人揹著他。我說我也要出去，我幫你背一段，於是我和村支書換著背。
回去路上經過江油，我的家就在江油，媽媽都八十多歲了，但我害怕耽誤時間，就沒有回家。幾天後能通電話才和她聯繫上，她都快急死了。等地震狀態解除，我從綿陽回到江油，見到我媽媽已經是43天后了。
地震第一時間、第一地點的照片是我拍的，但當時沒發出去。我當時真想在報社門口號啕大哭一場，這是我一生最痛的一件事情。
但我好像一直都沒哭過。後來不記得是哪一年了，有人捐建學校，我又進去，見到了那個小學女校長。我跟她握了個手，眼淚就嘩嘩嘩地流下來了。災後人生重逢，那種難受、那種感覺真是說不出。
經過地震以後，我現在很容易就掉眼淚，心裡面好像很脆弱了。我看到悲慘的照片，眼淚就嘩啦嘩啦一顆一顆往下掉，變成這樣一個人了。不知道怎麼搞的，人怎麼變成這樣了。
“我帶去現場的筆記本，上面滿是淚痕”
林天宏，時為《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記者。汶川地震代表作品《回家》。
2008年5月14日下午，林天宏步行前往映秀鎮途中。受訪者供圖
我是坐5月13號下午的飛機，從北京飛到成都的。路況很差，車能開到的地方很有限。我們坐車到都江堰的紫坪鋪大壩後，乘衝鋒舟到了汶川鋁廠，再步行到映秀。
映秀鎮口是一個小山坡，往下看，處在平原的映秀鎮是一片廢墟。我一下子反應不過來，一個城市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映秀鎮的夜晚，我到現在仍記憶深刻。剛到的那晚，也就是14號晚上，還能聽到地底下傳來隱約的人聲，後來越來越微弱。
2008年5月15日，都江堰通往汶川和映秀的陸路交通仍然處於封閉狀態，兩臺挖掘機不間斷地從公路兩頭挖掘從山上滾下的土石方。攝影/趙亢
我們睡過最“好”的地方是臨時搭建的手術檯，其他時候我們和大多數人一樣睡在車裡和路邊。映秀平地很少，部隊、醫務人員和媒體加起來七八千人都擠在小小的壩子上。遇難者的屍體也需要放在平地上，“生”與“死”圍繞在同一堆篝火邊。
我第一次哭是在都江堰，有一個男人拿著手機去拍小孩的臉，我覺得奇怪為什麼他要幹這種事情，邊上的醫生說他是小孩的爸爸。
他是一個小包工頭，自己施工隊有個剷車。地震之後，他就開著剷車來挖廢墟，找他的小孩。
後來，他趕走了周圍的人，用裹屍袋把小孩裹好了，就抱著小孩子往皮卡車走。現場特別安靜，所有人都立在那裡，看著他。他走到皮卡車前，突然仰天長嘯，叫了好長時間，可能有半分鐘。我當時眼淚一下就噴湧出來了。
當時我想記者是不是不應該流露太多私人感情，我扭頭看了一眼和我同去的攝影界前輩賀延光，他一邊淚流滿面一邊還在拍照和工作。後來我告訴他這個疑惑，他說“記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我有一本當時帶到現場做記錄的筆記本，現在還保存著，上面滿是淚痕。有在現場流的眼淚，也有回來寫稿時流的。地震中形形色色的人對我觸動很深，尤其是我寫的報道《回家》中的主人公，他們對生活的理解。
這些也讓我明白了為什麼寫特稿，特搞的意義是什麼。臺灣有個作家叫大豬，寫了一本書叫《我的父親》，裡面有一句話，說所有的故事都是為了讓聆聽的人能夠有勇氣去面對遙遠未知的路途。對，我覺得這句話其實是很多特稿的意義所在，他讓讀者對自己有了理解，對自己的未來也會有理解。
2008年三四月份，我還在打一場關於房子的官司。這是一件特別焦灼的事情，一旦輸掉會有嚴重的後果。當時我一個人在北京覺得天都塌了，不知道怎麼生活下去。做完報道回來，我的官司又打了三年。但是我覺得這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了，我有勇氣應對。
“被忽視”的重災區
柴會群，時為《南方週末》記者，2008年汶川地震後赴“被忽視的重災區”甘肅文縣採訪，發表報道《甘肅文縣：被低估的震災》。
柴會群2018年重訪北川留影 。受訪者供圖
5·12地震時我沒去四川，去的是甘肅。當時幾乎所有媒體都去了四川，我單位的一位編輯是蘭州人，聽老家人說甘肅的災情也挺重，但媒體關注的很少，就派我去了甘肅。文縣是甘肅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我乘飛機先到西安，從西安坐長途大巴到武都，又從武都坐車到了文縣的碧口鎮，那個鎮是文縣的重災區。
我在文縣一共就呆了5天，因為一心趕稿，人處在焦慮狀態，很多采訪的細節都忘了。印象比較深的，是跟當地宣傳幹部打交道的經歷。當時我在碧口採訪了兩三天，要寫稿時發現，這個地方沒有寬帶，發不了稿，就搭了個車去文縣縣城，想找個網吧，但一時也沒有找到。後來發現縣城有個媒體接待點，就去報名，說明來意，一名宣傳幹部把我領到一個供媒體專用的帳篷裡，裡面有寬帶，就在那裡寫。
中間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忘了因為啥出去了一趟，電腦只是合上，但沒有關。回來時發現，那個幹部正在電腦前看我的稿子。我只寫了一半，但他有些不高興了，好象是怪我只寫災情，而沒有反映當地抗震救災的努力。氣氛一時變得有些尷尬，我就找了一個理由離開。
所幸，當地最大的一家賓館還在營業，而且也有寬帶。我在那裡完成了稿子，見報標題是《甘肅文縣：被低估的震災》，大意是文縣災情不輕，但缺乏媒體關注，獲得的救災資源也少。出乎預料，稿子傳播率挺高，不少甘肅籍網友紛紛留言，感謝關注甘肅。
過了一年，我的一位同事又去文縣做一個關於災後重建的報道。接待他的也是那名宣傳幹部，同事傳他的話說，我那篇稿子影響很大，對文縣的抗震救災起了積極作用，向我表示感謝。
我哈哈一笑：他肯定沒跟你說偷看我稿子的事！
“地震現場報道後，我們決定在一起了”
楊曦，時為《南方日報》攝影記者，5月13日早上到達都江堰，徒步12小時到達震中映秀。現在他已經從記者變成了民宿老闆，老闆娘正是當初去映秀採訪的搭檔。
2008年5月14日，楊曦拍攝的徒步進映秀途中的趙佳月。受訪者供圖
12日下午得到消息，我和搭檔文字記者趙佳月就訂了飛機票，四川那邊航空管制，只能飛到重慶，由於飛機延誤凌晨才到。到重慶後，我們一群媒體人租了輛中巴車去成都，到成都已經天矇矇亮了。坐在中巴車上的時候，不斷收到消息，死亡人數不停上漲。
13日一早，到達都江堰，第一站去了聚源中學，官方救援隊救出了第一個學生高瑩，我們在那裡守了三四個小時，拍到高瑩從廢墟中獲救的照片，她被救出來時，嘴角上揚帶笑，後來被稱為“微笑女孩”，我一開始都沒有發現，後來別人說才知道。
14號天晴，我們跟著尋親的災民，徒步去映秀，從早上九點多走到晚上九點多，三四十公里。塌方的地方，就翻山過去，因為前兩天都下雨，路非常泥濘，最後五公里，泥漿到膝蓋的位置，每走一步都要把腿拔出來，有時候腳拔出來了，鞋子陷在泥裡，還要回頭把鞋子撈出來。伴隨著餘震和塌方，山上時不時有亂石滾落。到達映秀已是晚上，非常非常安靜，連蟋蟀叫的聲音都沒有。
後來報道援建，我去映秀採訪了將近十次，對那裡的人和事很有感情。我和趙佳月以前是文字和攝影搭檔，經過地震報道之後，我們就決定在一起了。
今年我們又去了映秀，看望那裡的人。有一個山腰上的村子，當年房子全塌了，有幾位媽媽，她們的孩子都死在映秀小學，地震一週年的時候，幾位媽媽都同時懷上了小孩，我給她們拍了照。今年，孩子們已經八九歲了，我又給他們拍了一次照。
上圖：2008年，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媽媽們重新孕育新生。下圖：2018年，媽媽和她們的孩子們。受訪者供圖
有位媽媽的兒子當年在映秀小學去世，後來她又生了一個女兒，拍照的時候，我問她多大了，她說9歲了，問她在哪裡讀書，她說在都江堰，我也沒想那麼多，就問為什麼不在映秀小學讀書呢，她說那裡是難過的地方。
“其實我不喜歡被貼上地震的標籤”
寧遠，時為四川電視臺主播。5月17日的直播節目中，寧遠通報最新遇難人數，聲音哽咽，眼中含淚，感動了很多人，一度被稱為“最美女主播”。她現已從電視臺辭職，做起了自由職業。
“最美女主播”寧遠生活照。受訪者供圖
我是在地震前三天，才調到主播這個位置的。5月12日那天，我4點多就坐在主播臺上，演播室裡很多聚光燈烤過來，臺裡一直在走字幕，到6點多了才開始播出圖像。
餘震在搖，機器在晃，燈在晃，提詞器上的字也在左右搖晃。
連著幾天，每天我都通宵坐在那裡。那時候，遇難者的數字一直在上漲，每一個小時都在漲。我們老說人定勝天，實際上，人怎麼可能勝天呢？那個時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那麼多人全部就變成了數字。
那個時候，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報紙上說我哭了，有淚，還有媒體說四川衛視女主持寧遠在演播室淚奔，我覺得還不至於那樣。
我們一開始流淚，其實是在被故事感動著。後來我再去災區的時候，發現大多數受災群眾是沒有什麼故事的。在映秀的時候，我住在一家受災群眾家板房裡，來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們父母也一起來了，爭先恐後告訴我這個小孩當時也救了人，那個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個，只是他正好被電視臺看見。
我因為當時的表現，被大家貼上標籤，就是長髮披肩，滿含熱淚。其實我不喜歡被貼上地震的標籤。地震是非常特殊狀態下的東西，我被貼上這個標籤之後，很難再突破自己。最簡單的例子，我剪了短髮，馬上招來所有人的反對。大家強烈要求我恢復長髮，覺得你幹嘛要變，現在這樣誰認識你、誰想得起你是那個最美女主播？
兩分鐘的視頻，幾個小時才傳走
廖勇，時為綿陽廣播電視臺記者。正是他拍攝的、後來經剪輯的兩分鐘的片段，讓世界知道，北川受災之嚴重，為救援力量的合理配置起到重要作用。
廖勇一個月後回訪北川。受訪者供圖
我們是地震當天下午四點多出發的，乘越野車。路上，北川那邊出來的人手挽手，互相攙扶，有的揹著，有的坐著拖拉機、摩托。他們一路上跟我們說，裡頭災情嚴重。
九點多，我們走到縣城中間。環境異常安靜，沒有慘叫，只有來自廢墟底下微弱的呻吟。我在裡面待到凌晨兩點多，坐車回到綿陽時天都要亮了。那時廣播電視臺用發電機發電，只能用手寫稿。
我拍的視頻都是通過QQ，傳了幾個小時才傳走。視頻不長，大概兩分鐘，但是通信不好，一下斷了，一下又斷了，央視接著在午間新聞就報道了北川的情況。
5月13號，路上已經可以看到全國各地的志願者，自己開車來的，救援物資能帶好多就帶好多，往裡挺進，尤其是唐山的特別多。在北川中學，我還遇到過東北的救援隊，自己組織過來的。前前後後民間的救援，沒斷過。
2008年6月23日，北川縣城，一名抗震救災的志願者在廢墟上尋找災民留下的照片作為紀念。攝影/薛珺
後來報道災後重建，去了北川很多次，這幾年的變化簡直翻天覆地。你親眼看到北川人、災區人，從死亡到希望，你就能感覺到，中國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我覺得只有中國人有可能這麼兇（四川話，厲害的意思）。
“我不想再報道北川了”
張源，時為《新聞晨報》記者。曾發表報道《北川，讓我再看你一眼》。2008年他就六度赴北川。之後五年，他又數次去探望北川。然而他最終決定再也不去北川。
張源在北川入口的一片廢墟。受訪者供圖
我清晰記得，在震區，瀰漫著各種情緒。亢奮的，麻木的....地震發生後的最初階段，所有人像打了興奮劑一樣，不停救人，做事。因為大家都明白，這個時候只有強打精神，才可能多挽救一條生命。到後面，沉重感越來越強烈。72小時一過，挖出來的絕大部分都是屍體。
我第一次在北川採訪，待了十天左右。回到上海就發現，我的創傷性應激反應很強烈。走到大街上老想打人。覺得那麼多人承受著巨大的傷痛，而這個城市的人卻還在開心地玩樂。
這時候我意識到心理出問題了，所以又回了北川，一直待到6月底，直到板房開始建起來。看到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有了安心睡覺的地方。雖然條件差，最起碼三餐有保證。北川新城建設得越來越好，看到他們的生活慢慢變好，我的心情也得到了緩解。
但是仍然有後遺症，比如去過地震現場後，回來以後我出現了嚴重的幻聽。到晚上會經常覺得有人在敲門，這種幻聽導致我到現在都有一個習慣，睡覺必須插著耳機，聽點東西。
同樣遺留在我生命裡的，還有我對人本性中的“善”的堅信。人在大難來臨的時候，迸發出來的東西是向善的。他平時可能是一個碌碌無為的小村官，甚至可能還用公款吃喝，但是災難來臨的時候，他們迸發出來的是大無畏，包括救援時的組織能力，衝在第一線的方式，這些讓我印象很深。
當時在茶亭鎮，來報告災情的是個老太太，平時走路都不太利索，但是為了村裡能多活幾個人，從山上跑了兩天兩夜跑下來報信。
有一對姐妹，地震發生的時候正面對面坐著。姐姐推了妹妹一把，然後一個人死了一個人活了。其實他們之間相距不到一米，生死就是一秒，拉開的距離可能就是十年。
2008年5月19日，都江堰新建小學，遺落的書包上放著悼念的小白花。攝影/何龍盛
2008年我去了北川六次，後來的五年，每年週年祭都去。直到第五年的時候，我在北川縣城新建的地震博物館裡聽講解員們講述當時那場災難，他們每天接待大量遊客，對每一個遊客講的都一樣，日復一日地講，就是她的工作。
但是對於我這樣一個也算是親歷者的人，那些場景歷歷在目，讓我情感上無法接受，用那種機械的重複的語言去講述這場災難。從那以後我再沒去過北川。
當時的很多人和我成了朋友，一直也有聯繫，我當年採訪的小孩，現在他們的孩子已經滿街跑了。
我不想再去北川是因為真正能觸動我的那些酸甜苦辣已經埋在我心裡。我真正記掛和關心的人，我會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獲取他們的信息，瞭解他們的情況，送上我的祝福。
北川對我來說是一輩子的牽掛，這種牽掛很難去定義。這個結其實是人生中極特殊的點，你很難去把它打開，也未必就想把它打開。
汶川是永遠抹不掉的印記
硃紅軍，時為《南方週末》記者，發表作品《東汽中學：校慶與校殤的距離》等。
硃紅軍在龍門山腳下的紅白鎮，山那邊就是北川。受訪者供圖
我是5月13號下午到達，去成都的飛機上，我的鄰座是一位媽媽，從外地打工趕回來，孩子生死未卜，什邡的，哭了一路，我記住了這條線路，後來親自去了一趟。
5月13號當晚我們去了漢旺鎮東汽中學，時任國家總理溫家寶和國家救援隊也到了，連夜施救，我們就在河對岸守了一夜。
有些場景我至今都記得，在漢旺鎮，當天有限的救援資源只能顧及重要地區。而在漢旺的更多地方，太多廢墟無力顧及，照明缺設備，重型機械缺，專業人手缺，夜色籠罩著，窒息感特別強。一些志願者在夜色裡，手持鐵棒，在各個廢墟上敲打發聲，希望讓倖存者聽到，就這樣金屬撞擊聲響一陣，靜一陣。
我還記得一件T恤，一個志願者穿在身上的，全國各地的這些志願者來了後，總是隨聚隨散，在不同的救援場合碰見，再離開，他們就各自在T恤上簽名留念，滿滿塗滿了白色的底布，這樣的物件是應該被震區博物館收藏的。
我後來也離開新聞行業了，但是每每提到這十幾年最好的記者時光時，汶川都是會被唸叨起。像是這個職業給你永遠都抹不掉的印記。從職業上說，那是一段再也無法複製的記憶，最好的團隊，最充沛的自己，懷著那時最真摯的對社會的溫度，做著自認為最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情。
除了這些屬於個體的感受，在那樣的情境下，你看到的國家，看到的同胞，感受到的溫度，澎湃同心的場景，當然也有無力的部分，這些複雜難以用形容詞簡單描述的感受，難以再復。
我覺得每個人有那麼一段和這個國家，社會共同體的感受，是一件充滿價值和意義的事情。儘管在平常，這麼說，會覺得矯情。
閱讀更多 剝洋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