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播放鍵，查看視頻
文 | 李卓彥
導演 | 呂方
策劃 | 黃臻曜 崔硯冬 龍真梓 秘叢叢
厭倦
經濟學家何帆早就厭倦了當一個專家。
早年被電視臺請去做財經觀察員，總是被問“何老師關於個問題您怎麼看？那個問題您怎麼看？” 他一點兒也不喜歡那種狀態，“你不可能對所有的問題都是專家，你道理上知道邏輯上知道，現實中發生什麼你並不知道。”那會讓他不踏實。
徐奇淵記得那段時期，當時何帆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副所長，他是研究員。家裡的電視上總是出現何帆那張酷似主持人劉儀偉的臉，只不過眉間的川字紋更深，聲音更和緩平靜。中央二套有他，換個臺，中央四套還有他，房地產他講，三聚氰胺他講，就連冰島火山噴發也是他講。
但何帆確曾研究過看似跨界的冰島火山噴發，徐奇淵記得那是中央某部門派下來的研究項目，“它還會不會再次噴發，它的影響是什麼樣的。”他們總是要研究些看似跨界卻又有些相通的問題。
但高頻率出鏡和多維度解析那些“非專業”問題，在領導眼裡是要被減分的，因為那是一種“不務正業”的表現。
他還要不停地開會，今天飛到東京，明天飛去悉尼，後天也許就是倫敦或巴黎，倒了時差睜開眼，發現會場裡坐的還是之前那一群人，討論的問題差不多，講的也還是同樣的話——一說國際貿易政策，永遠都是如何保衛多邊貿易體系，如何保衛WTO。何帆有時會坐在會場裡發呆，他覺得無聊。但逐漸的他更開始著急，“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我們也不知道。”
他形容那段時間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時出現的狀況，“那個時候你要問經濟學家，這個世界經濟出了什麼問題？他肯定會毫不猶豫地說，因為沒有國際金本位制了。你問他怎麼辦？他肯定會告訴你，你要回到國際金本位制。”坐在從北京南站開回自家的車上，建築物在夜色中迅速後撤，何帆睨了眼窗外，告訴36氪記者，可是後來事實證明，誰回到金本位制誰受的苦最多的，誰先脫離金本位制，誰獲得的自由更多，“要有一個新的制度。”
內心的著急逐漸擴張成慌。自身職責中承擔的行政工作，繁雜而枯燥，“開會開得太多了”，那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何帆發現自己知識的折舊率非常高，總也跟不上年輕人的新話題，他知道從心底冒出的那一汩一汩慌是緣何而來的了——已經很長時間沒看書，沒寫東西了。他的好奇心、他對新事物的強烈渴望都在那時被抑制了，他開始對自己人生的意義產生懷疑。
當初何帆喜歡經濟學，就是覺得經濟學對於改變整個社會太重要了。他記得剛學經濟學時，看到薩繆爾遜講過一句話，“他說理解經濟學你只需要簡單的邏輯感，以及對經濟學這門學科能夠影響億萬人的命運感到震驚就可以”，何帆一想，這不就是自己所期許的嗎？能夠影響每個人的生活，“我確實很喜歡這樣的一種感覺”。
1971年出生的何帆，精神啟蒙開始於八十年代，那是一個思想異常活躍的時代。“當時，沒有人關心賺錢，關心賺錢的都是‘倒爺’，是大家最不齒的一批社會渣子。所有的人都在關心中國的改革和歷史的命運。”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
但遺憾的是，整個經濟學的革命年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正處於兩個大的革命中間的一個很平坦的區間，大部分研究者做的都是常規性的工作，“很多時候你可能會為了發論文而發論文，為了做一個模型而做模型”，這跟他青年時期所設想的做學問不一樣，“那時候覺得學問就是要去學去問，去了解真實世界發生什麼變化，不斷的改變自己的想法。”何帆覺得當下的學術做起來越來越無趣，“時間長了你可能也會困惑，做的東西到底有什麼用？有什麼意義？”
他羨慕那些在二戰之後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被稱為“大簫條的孩子”的那些人，“他年輕的時候經歷了大簫條，他想弄明白大簫條怎麼回事，走上經濟學的道路，他有個問題意識。”而且他們還在二戰後才尋找出了新的制度——佈雷頓森林體系。
何帆也想去尋找一條新的道路，一種可以顛覆當下社會運行規則的變量，“新道路哪，我覺得不是坐在會議室裡想出來的，很可能是從你原來看不見的地方長出來的，我相信自下而上的智慧肯定比自上而下的智慧更強大。”
流氓打架用狠招
尋找新道路的過程並不順利。
徐奇淵記得有很長一段時間何帆都在頻繁更換自己的定位和任職機構，“基本一年換一個地方”，原來的同事們對他的選擇從最初的不理解慢慢成了質疑，但徐奇淵知道，“他就是比較確定這個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他不太確定那個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助理李蕊就是在何帆迷茫的尋路期間，加入了他的隱形團隊——一個沒有掛牌和名字的工作室，只是三個人都心裡清楚，自己是為何老師幹活的。2016年3月，李蕊是個面臨畢業的大四學生，從老師到院長又一路到校長將她推薦到何帆面前做助理。“見何老師見了4次都沒見成，他一直在開會，不是在外地開會就是在北京開會，根本就見不著人。”
最後一次，從上午等到下午，何帆終於出現了。之前回家百度完何帆的名字後，李蕊對這次見面突然怯場了，“我知道他特別優秀，我根本沒想過要跟他。” 對面這個臉上一直掛著笑的中年男士讓自己“坐”，李蕊坐下後，那個百度百科裡寫名為經濟學家的男人開始跟自己道歉，“真的對不起，李蕊，這麼多次都因為我開會沒能和你見面……”再之後，他又進行了15分鐘的自我介紹，李蕊突然覺得“這個經濟學家怎麼這麼神奇，一點架子都沒有”。
輪到她了，何帆讓她說一些簡歷上沒有的東西，然後像汪峰附體一樣問了她一句，“你有什麼夢想嗎？”當然有，長期做義工的李蕊想擁有自己的NGO和基金會，“那你跟著我吧，這些都能實現。”
何帆很坦然地告訴李蕊，自己正處於轉型的過渡期，“有可能會離開現在的工作崗位，然後去到下一個環境，但是下一個到底去哪兒，我都不確定，可能有三到四個月的時間是沒有工作的，你就是跟著我瞎幹。”確實，那三個月，李蕊不知道自己在哪兒坐班，見不到何帆，平時只能線上溝通，連她自己都開始迷茫了。
“所有的自由都是要付出代價的。那些敢於特立獨行的人，往往活得更累。你要忍受更多的孤獨、更多的冷遇、更多的挫折，看破熱鬧的紅塵、喧囂的名利、心中的執念。要是想過一種特立獨行的生活，你的內心裡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自我，而且要不斷地調整和迭代。為了變得更加獨立和堅強，所有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事後，何帆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那時的心境。但從未有人能在他的臉上看出那些複雜困擾的情緒，那是一張永遠平和的臉，只偶爾在困惑時將眉頭的川字紋蹙得更深一些而已。
2018年春夏之交，新的道路在雜草叢生的岔路口顯出了蹤跡。那時何帆在知識付費平臺“得到”開了課程和專欄，隔壁還有經濟學者薛兆豐。薛兆豐享受於“經濟學的快感”，“什麼春運買票、婚姻問題，所有問題來了，他都用經濟學給你擋回去，這個可辨識度是非常強的，典型的刺蝟性的學者”，刺蝟型學者一輩子只說一件事、堅持一個觀點，但一根刺穿到底不是何帆的風格，他更像是一種狐狸型學者，總是從各個角度去分析這些問題，然後又根據情況的變化而改變著自己的回答，會看起來“猶猶豫豫”和“閃爍其詞”。
“我經常會說，誒，這個事情，咱們從經濟學這個角度去看，咱們轉過去，可能從社會學會看到另外的一面，你還別停，咱們再轉過去，從歷史學會看到這邊，還有心理學，然後你遠近高低看了之後，如果你還能夠記住這幾個不同的視角，你可能就看得更立體了，但是如果你忘了，你就轉糊塗了。”他說經濟學家凱恩斯是大狐狸，而他自己算小狐狸。
這隻小狐狸越來越不安於“經濟學變得越來越專業化，變成了一個經濟學帝國主義，它老喜歡去侵略別人的領域”，他希望能直面社會問題，挑戰原有觀點，從別人那裡學到東西。那時跟平臺創始人羅振宇吃飯時，兩人談起了《光榮與夢想》，一位著名美國記者威廉·曼徹斯特記錄下的美國崛起史，從美國還懵懂著的1932年一直寫到它成為當之無愧的全球大國的1972年。
羅振宇記得何帆說過，這輩子就想寫一本這樣的書。飯桌上的浪漫氣氛不禁讓何帆“吹了個牛皮”，“我要寫肯定比他寫得好。”羅振宇順著話茬接下去，“那你怎麼不寫呢？”何帆開始找理由，“我還在大學裡面教書，還要帶學生上課，哪有時間寫這麼多呢。” 他知道這個工作量一定是大得驚人的。
何帆看見羅振宇嘴角向臉頰咧去，眼睛一眯，露出了他典型且狡黠的羅氏壞笑，“你知道過去的時候流氓是怎麼打架的？”何帆心想，這事只有你知道。“過去的時候流氓打架，會用一招，先朝自己身上捅一刀。其實就是說我很狠，所以你必須要對自己狠一點才能夠做大事。你看我就是對自己很狠，跨年演講要講20年，門票都已經賣出去了。” 羅振宇用了一招激將法，“要不然咱倆一塊，我每一年呢做跨年演講，你呢就寫一本這個書。”
何帆從不會在這種事情上退縮，“我心想說那要這樣的話，我就得幹得比你更大。”而這，也正中羅振宇下懷，“你這個時候寫，比《光榮與夢想》還偉大，那是事後回顧，而你有機會伴隨著這個國家的變化，一年出一版，連續記錄30年。”
各種設想在何帆腦子裡迅速地飛轉著——從2019年到2049年，2049年正好是建國一百週年，如果好好鍛鍊身體，是能夠看到那一天的；到那時很多答案也都水落石出了，這30年能為整個人類歷史積累很多經驗，要是按照它的原來貌記錄下來，等別人回過頭來再看這30年的時候，就能找到很多素材，它的被引用率一定會很高；而且30年非常關鍵，最有戲劇性的故事，絕大部分都會發生在中國。
慾望的小火苗變成大火焰衝出何帆的身體，“那就沒理由不幹了。”
這宏闊的計劃就這樣草草而定。但隨之而來的，是對這宏闊計劃的種種擔憂。他記得有好幾個不眠之夜，翻騰著琢磨著到底要不要做這件事，他問太太，“有這麼一個事兒，但這個事做起來我也不知道會做得怎麼樣，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成功，我更不知道它能不能賺錢，我只知道它會佔很多時間，接還是不接，幹還是不幹？”太太轉過頭跟何帆說了一句話，“像你這把年齡，也沒啥好混的了，你決定做和不做一件事情就一個標準，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興趣。”
何帆是真的有興趣。但經濟學家總愛比較機會成本，他問自己“給我很多錢，讓我不幹這個事行不行？或者給我一個更大的官，不幹這個行不行？”好像都不行，“讓我真正感興趣的還是這麼一件事情。”許久之後，何帆發現，其實這個念頭早就在自己的身體裡了，只是差羅振宇那麼一個狠角色推上一把。羅振宇覺得在長期主義這個放大器裡，個體的努力都堆成了奇蹟，“歷史上無一例外，只要是長期主義，不管是司馬遷，還是莫高窟，都會成為奇蹟。何帆做這件事，也不會例外。”
李蕊和他的隱形團隊接到了新任務，一個讓何帆說起來時眼睛發亮的新項目，“要寫本書，要有個調研的大項目，這個項目裡面套了好多子的調研項目。”30年？李蕊不知道，直到稀裡糊塗過完第一年，“才突然發現是個這麼大的項目。”
敘述“小亮光”的野心
一個30年的長遠目標設定下之後，曾經那種因不確定性而導致的焦慮也一掃而空，剩下的唯有朝著這個目標前進，每一年都有新的主題要去確定，都有新鮮的項目要去調研，都有書稿等著他寫作，何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實，他覺得這是個“夢幻一樣的工作”。自己像個是拿到了30年訂單的工匠，“唯一的壓力，就是能不能把活兒幹好。”
他召集了更大的調研團隊，每個月都眼睛亮晶晶地在“得到”北京的辦公地開一次討論會議，確定主題、框架與內容。
那些在傳統意義上代表著成功的大人物的名字從何帆的調研選項中被一個個劃去，他對精英群體先入為主的思想意識早已沒了興趣，他覺得蘊含著歷史趨勢的真正變量，存在於“被我們忽視的地方。”“歷史從來都是一個‘反轉大師’，在灰暗的背景下，不要忽視那些看似微弱的亮光。”他拿出思想家盧梭講過的一句話來印證自己的想法，“看一個國家的制度到底偉大不偉大，你要到偏遠的省份去看，在那裡，你才能夠感受到這個國家到底有多牛。”
於是，他去到新疆看無人機在廣闊的農田上噴灑下農藥；到東北老工業基地找傳統造車企業員工談造車新勢力；到廣州市的農林菜市場看不同小販的手，感受從粗糙雙手背後傳遞出的自下而上得蓬勃的生命力；到四川山區尋找一座不以世俗成功定義為教育目標的農村學校。那些是何帆想要找到的存在於社會角落中卻足以顛覆歷史的小趨勢、小亮光。當他們被更多的人看到、關注到，這些單一的、弱小的樣本被連成一個群島後，“讓這些群島最後慢慢連成整片大陸，最終改變整個中國農村教育，乃至整個中國教育體系”。
從4月到9月，何帆的調研片刻未停。他是喜歡到實地去調研的，那是中國老一輩經濟學家留下來的傳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將問題揣在懷裡出發去尋找答案，這是讓何帆享受的而過程。況且在那過程中，以他的速度，還能讀上三四本書，充實又滿足。
龐大項目中的第一本書就這麼完成了，命名為《變量》，足夠抽象，也足夠具象。何帆將對歷史的觀察具象到了一棵樹，而他要做的就是每年在大樹長出的“嫩芽”中去判斷中華文明的生命力。為了書中第一章寫到的那兩棵樹，李蕊記得清楚，“給他訂高鐵，訂火車，訂專車，來回倒騰”，終於讓何帆到了齊魯平原上去看了那兩棵樹，“轉了一圈，拍兩張照片，有點感覺了，然後就回來了，就為了那一句話”，李蕊告訴36氪。
何帆對寫作細節較真，“沒有那些真實的細節，你的故事也是缺乏說服力的。”曾身為何帆調研團隊一員的昝馨覺得，“何老師是一個對敘述有野心的經濟學者”，他在意讀者的感受，希望自己所講的故事是吸引人的。
2018年9月底，何帆被催稿了，難得團聚的十一假期，妻兒遊山玩水，何帆一個坐在武夷山的酒店房間奮筆疾書，在此之前，他囑咐過所有團隊成員，誰都不能打擾他。長假回來的第一次會議，何帆將十幾萬字的書稿發到每一個人手裡，“得到”的專欄主編邵恆記得那份初稿寫得很完整。
不僅完整，何帆還在裡面埋下了好幾個自己喜歡的梗——他平時就愛這麼“炫技”，比如在寫到去新疆看極飛的無人機晚上在農田裡作業，他兩次寫到那裡的寂靜，沒有蟲鳴鳥叫，“那個是在向《寂靜的春天》致敬，因為它裡面講到，原來的時候用農藥用得太多了，連鳥都沒有了，所以春天安安靜靜的。”而書稿的結尾，那句“太陽既不留步，也不趕路……它看到了世間的一切秘密，卻只是無言地罩在所有幸福與不幸的人身上”則是模仿了詹姆斯·喬伊斯久負盛名的短篇小說《都柏林人》的經典結尾。
何帆喜歡這些小技巧，更喜歡將寫作當做一個技藝去琢磨，那會讓這個被好奇心驅使的人覺得有意思。
但最後的結果卻是，何帆覺得自己出的那第一本書，像個“怪胎”，“它不是個學術的東西，也不是一個像新聞採訪一樣（的東西），也不是個科普的東西，它是一個混搭。”但這種混搭讓他找到了一種新的方式，“既講了故事，又講了思想，還講了你的邏輯。”
跨界跨得這麼大，何帆想，也許會有很多人來罵自己吧，比如自己的老師餘永定。早在何帆還在做研究員的時候，餘永定就說過他，希望他能把時間用在撰寫純學術或政策性論文上，“六十多歲的人還做數學模型，你那麼年輕，為什麼不多花一些時間做技術性研究？”何帆哼哼哈哈地答應著，回去仍是繼續寫自己的小文章。
跨出自己所熟識的專業領域，何帆知道那意味著是一種冒險，“很可能在很多具體的細節問題上，技術問題上，你會判斷錯的”，況且這樣寫歷史就像是一臺大型的同步實況轉播，“最大的風險就是你可能會說錯，而且很可能會出錯，不是，肯定會說錯。”
是的，他的確“捱罵”了。羅振宇的跨年演講加得到的營銷，他的書很快成了暢銷款，但迎來的風雨聲也同樣不小，讀者不留情面的說它“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說它“文字裡充斥著空洞的宏大敘事、不知所謂的煽情、無邏輯的比喻，膨脹和造作”，說它“整體思路比較牽強”，說它“於理論而言無縱深意義，於實踐更無指導價值”，“像一篇打印成冊的朋友圈長文”。
怎麼辦？何帆探起身拽了一下西服，“算了，去他孃的，說錯就說錯，反正寫30年的，說錯了之後呢，下一本你可以更正自己的錯誤，人肯定是要犯錯誤的嘛，錯了就改正嘛。”就像他最喜歡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的那句名言，“當事實改變之後，我們觀點會改變。”何帆認同這樣的態度。
而另一種冒險就是，出於興趣的寫作選擇在學術界的冒險，“這就好比一個大家閨秀，突然告訴家裡人，自己要去唱戲。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會有這麼低級的趣味？難道你不想再在一流的學術刊物上發論文了？你寫的東西連參考文獻都沒有，看起來多麼醜陋！”何帆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
對於做出了一個如此冒險選擇的何帆，有熟稔他的學界朋友將其比喻為“謙卑而好奇的狐狸”。
但何帆仍覺得，“我們需要有這樣一群人，出來以後把各個專業裡的東西，像拼圖一樣拼成完整圖案。”整個社會和歷史的變化，都是在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前行，“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理解到底在發生什麼變化。”
當觀察記錄的時長被拉到30年，何帆反而有些放心了，“哪怕這一年可能有一件事情沒有注意到，如果它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到明年還可以補寫。”就像跑一程馬拉松，調整呼吸，平穩節奏，奔向目標。
「了不起的創變者」欄目介紹：
這是36氪的一檔商業人物欄目，定位於，尋找那些推動新商業文明進程的行動派，講述他們背後關於創新的一切冒險和進化。創變者們走在領域的前沿，在風險中開拓新的機遇，他們快速行動，控制恐懼，厭倦守舊，自我革新。在他們身上，你能看到，行動遠勝於完美的一場探索。
閱讀更多 36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