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成為軍隊統帥和政治領袖，是不斷戰勝打擊、排擠、挑戰和黨內各種錯誤的結果。博古政治早產，力不從心，是經驗和能力問題。張國燾擁兵自重，利令智昏，是格局和黨性問題。王明非左即右，德不配位，是立場和人品問題。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在眾多中共早期領導人中，選擇了代表正確的毛澤東。
從“八七”會議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的艱難曲折期，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頻繁更換期，也是毛澤東從中央特派員到根據地領導人到全軍統帥再到全黨領袖的發展崛起期。彭德懷說：“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一語中的，揭示了問題的本質。
油畫《毛主席在井岡山》，鄭洪流，1977年
山溝裡的馬列主義扎穩了根
毛澤東的主張，曾經被那些從蘇聯留學回國的年輕領導人譏諷為山溝裡的馬列主義。那時候，毛澤東讀馬列不多，還真是在山溝裡開啟馬列主義中國化的行程，積累了最高領袖必不可少的政治資源和理論基礎。
起義失敗，上山成功，一起一落，開闢井岡山道路。陳獨秀下臺以後，瞿秋白、李立三及王明、博古先後主持中央工作，他們也是馬列主義的信仰者，都希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但都沒有找到走向成功的路。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以後帶著起義軍餘部上井岡山，既為形勢所迫，也是出於自覺。當時起義部隊只剩1500餘人，不可能按原定計劃奪取長沙。毛澤東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一直在探索救國救民的大本大原問題，研究過實業救國，追求過工讀互助、地方自治，從事過學運、工運、農運，是黨內最早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先知先覺者，“不願意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願意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1927年9月20日，秋收起義失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派員、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對起義將士說：“大城市現在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要到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農村去，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革命。”
這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可是當時的共產國際、臨時中央和黨內許多人依然照搬蘇聯十月革命模式，企圖用城市武裝起義的方式奪取政權，認為毛澤東的做法離經叛道。1927年11月，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和瞿秋白主導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這個決定過了四個月傳到井岡山，毛澤東已經攻克茶陵、遂川、寧岡縣城，在井岡山站穩腳跟，準備迎接朱德、陳毅上山了。一起一落之間，毛澤東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
油畫《三灣改編》，許寶中、李澤浩，1977年
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兩起兩落，確立黨指揮槍原則。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及其他大小數十次武裝起義，共產黨手中有了槍桿子，但怎樣掌握槍桿子的問題並未解決。
領導三灣改編、將支部建在連上、實行部隊內部民主，提出紅軍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頒佈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制定優待俘虜政策，毛澤東在井岡山提出一套前所未有的建軍、治軍思想。但是，這支由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平江起義餘部和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武裝組成的軍隊，以農民和舊軍隊官兵為主要成分，不少人並不適應這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和嚴格的紀律約束，剛從蘇聯留學回國的劉安恭，一到紅四軍就挑起了軍中矛盾。從1929年5月上旬起，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書記專政”“家長制”等意見沸沸揚揚。
6月22日，被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上落選，陳毅當選前委書記。會後，陳毅赴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養病讀書，指導地方工作。9月下旬，代理前委書記朱德主持召開第八次黨代會，會議開了三天毫無結果。大家都感到毛澤東離開後“全軍政治上失掉了領導的中心”。
10月22日，陳毅帶著中央指示信回到根據地。指示信肯定紅四軍成績，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強調毛澤東仍應為前委書記。11月18日，朱德、陳毅致信毛澤東，派部隊接毛澤東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12月28、29日，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古田召開，一致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解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毛澤東重新當選前委書記。兩起兩落之間，毛澤東理順黨與軍隊的關係，其建軍治軍思想變為全軍上下的廣泛共識。
游擊戰，運動戰，三起三落，創造毛澤東作戰思想。毛澤東一介書生，既非行伍出身，也未上過軍校，只不過兒時愛讀《水滸傳》《三國演義》《隋唐演義》，18歲那年在湖南新軍當過半年列兵，上井岡山多少有點“逼上梁山”的味道。國民黨對毛澤東、朱德所部一次次“進剿”“會剿”“圍剿”，逼著兵力、裝備、軍事素質均處於絕對劣勢的朱毛紅軍，利用有利的地形和民意基礎，以游擊戰、運動戰方式迎敵，創造了“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等一系列游擊戰、運動戰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
但是，這套通過了戰場考驗的克敵制勝之道受到“左”傾領導人的不斷批評。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嚴厲指責毛澤東右傾。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到長汀福音醫院休養，其軍事領導職務被撤銷。1933年1月，在上海無法立足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總負責人博古遷到中央根據地，全面推行“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影響，打擊那些執行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幹部。
1934年10月，博古、李德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突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徵。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王明、博古“左”傾冒險主義山窮水盡，才不得不讓毛澤東東山再起。三起三落之間，毛澤東的原創性戰略戰術成為公認的真理。
博古的教條主義領錯了道
從1931年9月到1935年2月，博古當了4年多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博古年紀輕，資歷淺，沒業績，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24歲就擔任黨的最高負責人，是在半推半就之中被王明等人推上他並不擅長的總負責崗位的。博古的問題主要是經驗和能力問題。博古的失敗，架起了毛澤東從地方領導人到紅軍統帥的橋樑。
脫離國情，不接地氣，從學校到機關，沒讀懂社會這本書。博古是個書生，1907年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世家，家境清貧，17歲開始編輯《無錫評論》，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歲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23歲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團中央組織部部長，1931年4月任團中央書記，5個月後直升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
博古涉世不深，閱歷不足，充其量在書齋和機關從事過3年又9個月具體工作，對社會的認識尚在啟蒙階段，滿腦子都是剛從蘇聯學來的斯大林版馬列主義，還沒來得及消化吸收、接上中國的地氣。毛澤東年長博古14歲，出身湖南湘潭農家，在農村的泥土中滾大，深受湖湘學派“經世致用、實事求是”學風的影響，自幼好讀社會這本無字天書，切身經歷過清末民初的社會鉅變，成功領導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擔任過中共中央中央局秘書、組織部部長、農委書記，代理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創建過湖南的共產黨，籌組過湖南的國民黨，對中國社會有深刻而清醒的認識。
博古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入主中央之時，毛澤東腳踏實地，已經在井岡山和贛南、閩西的山溝裡形成一套理論，帶出一支軍隊，佔領一塊地盤，成為這裡的精神領袖和最高領導人。
油畫《反“圍剿”的勝利》，崔開璽、鄭洪流、張文源、艾軒
照搬教條，不善實務，從學生到領袖，沒上足政治這堂課。不到兩年，博古完成從回國留學生到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過渡，在政治上遠未發育成熟，是一個早產的政治領袖，根本適應不了當年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
博古“左”傾中央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火箭式提拔重用一大批留蘇青年學生，排擠打擊經驗豐富的各級領導幹部，引起黨內矛盾；在軍事上搞冒險主義，連戰連敗，損兵折將，引起軍隊不滿；政治上搞關門主義，斷定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拒絕與抗日反蔣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合作，錯失第五次反“圍剿”大好時機；經濟上搞竭澤而漁，過度借糧徵兵，濫發紙幣，弄得中央蘇區民心動搖，經濟衰退。
本來是博古的同學和支持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不滿博古所作所為而加入毛澤東陣營。負責軍事的政治局常委周恩來也轉向支持毛澤東。博古弄得四面楚歌、天怒人怨，成了孤家寡人。毛澤東則不然，秋收起義失敗後成功退往井岡山，改編袁文才、王佐綠林武裝，整合朱德、陳毅及彭德懷帶上山的起義部隊，領導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武裝鬥爭、根據地建設和黨的建設，長征途中取得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支持，均非常人所能為，表現出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領導力。
油畫《湘江·1934年》，張慶濤
盲從顧問，不懂軍事，從筆桿到槍桿，沒闖過戰爭這道關。戰爭年代，黨的最高領導人必須懂軍事，善謀略，會打仗，能帶兵。博古的倒臺，軍事失敗是導火索。
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之前，從未與軍事沾邊，到達中央根據地以後，一味依賴軍事顧問李德，把紅軍指揮權託付給了這個不懂中國的德國人。李德有點歐洲作戰經驗，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面對國民黨50萬大軍的第五次“圍剿”，指揮數萬紅軍以劣勢兵力和裝備，“禦敵於國門之外”“以堡壘對堡壘”“分兵把守”“短促突擊”，以陣地戰方式硬拼消耗，結果丟掉了中央根據地。長征途中的湘江之戰，又損兵折將，減員過半。
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博古與李德徹底失去紅軍將士的信任。毛澤東是個軍事天才，從井岡山到第四次反“圍剿”，五年的戰爭實踐一再證明，只要有毛澤東指揮或者按照毛澤東的辦法指揮，紅軍就打勝仗。
博古、李德的失敗，再一次說明紅軍不能沒有毛澤東這個靈魂。博古時期，毛澤東先後被剝奪黨權、軍權、政權，靠邊站二年多，遭遇平生最慘重的打壓，但終究沒有被壓住。
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走錯了路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元老級人物，也是紅四方面軍的核心領導者，資歷不比毛澤東淺，地位不比毛澤東低，實力不比毛澤東弱。張國燾的問題主要是格局和黨性問題。張國燾的失敗，鞏固了毛澤東不可撼動的軍事統帥地位。
油畫《北上》，高泉，1996年
資歷深，道行淺，另立中央，導致政治孤立。張國燾1897年11月生於江西省萍鄉縣一個官紳地主之家，北大學生領袖，22歲參與領導五四運動，23歲協助李大釗籌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24歲主持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從一大到六大，除三大外，張國燾長期擔任中央領導職務。一大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二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負責組織工作；四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任中央工農部主任；五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六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張國燾最大的敗筆，是長征路上分裂紅軍，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宣佈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對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張國燾自立中央，推翻共產國際認定的領導集體，未報共產國際批准，沒有經過黨內選舉，既在程序上不合法，又與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為敵，也受到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及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的批評、抵制和反對。後來，連張國燾的心腹、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也改變了態度。分裂不得人心，張國燾孤立了。
紅軍血戰百丈關（解放軍報）
能力強，膽識差，南下打成都，導致軍事失敗。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雪山草地會師時，只剩1萬多人，紅四方面軍有8萬之眾。張國燾與毛澤東的鬥爭，是南下與北上之爭。毛澤東判斷南下是絕路。張國燾揚言北上不拖死也會凍死。
張國燾錯了。張國燾錯在自恃人多勢眾，要挾中央，想當中央軍委主席，被私利與權欲矇住眼睛。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醒張國燾，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使紅軍陷於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張國燾置若罔聞。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南下紅軍在川西北易守難攻的深山絕壁、峽谷激流地區艱苦轉戰兩個多月，1935年11月中旬，在川西南的戰略重鎮百丈，遭到死保成都的四川軍閥劉湘和一直尾追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薛嶽部共20多萬大軍的猛烈圍攻。
百丈之戰打了7天7夜，傷亡近萬人，以失敗告終。張國燾率部退守天全、蘆山一帶與敵對峙。三個月以後，薛嶽部和川軍主力再度進攻，紅四方面軍被迫北撤，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向道孚、爐霍、甘孜轉移，退守西康北部貧瘠地區。
此時，毛澤東已經率領中央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徵，與紅二十五軍及陝北紅軍會師，接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繫，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建立與張學良、楊虎城、高桂滋的統戰關係，在陝北站住腳，並開始東渡黃河、打通山西的重大軍事行動，獲得政治和軍事的主動權。
野心大，器量小，徘徊西康，導致經濟破產。張國燾南下失敗，根本原因是四川進不去，西康待不住。1935年9月8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致電張國燾“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地形利於敵封鎖不利於我攻擊，經濟條件絕對不能供養大軍”。兩天以後，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發出《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糧食缺乏，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通過。南下只能挨凍捱餓，白白地犧牲生命。
但張國燾權迷心竅，一意孤行。因百丈之戰失利而退守天全、蘆山期間，正值嚴冬時節，那一年氣候反常，天降大雪，異常寒冷，有些外出籌集糧食的戰士活活凍死在雪地裡。敗退西康北部，那裡山高谷深，地廣人稀，物產匱乏，語言不通，民族隔閡，上層土司、喇嘛暗中破壞，解決紅軍5個軍、4萬餘人的糧食、蔬菜、醫藥問題十分困難，只得實行青稞統制、宰牛統制政策，定量分配青稞和牛肉，併成立了一個由總司令朱德為主席的野菜委員會，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尋可以充飢的食物。藏族地區醫療衛生條件極差，令人恐怖的傷寒病奪去了許多戰士的生命，其中有好幾位師長、團長級幹部。
進退兩難之時，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從蘇聯回到延安，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聯絡協調，呼籲張國燾北上，給了張國燾不少臺階。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本來就贊成中央北上方針。東出或南下之路已被堵死。張國燾只得借坡下驢，同意北上。張國燾曾經輝煌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長征路上，毛澤東與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張國燾會合，遇到平生最嚴重的挑戰，但終究沒有被戰勝。
王明的機會主義唱走了調
王明1904年5月生於安徽省六安縣一個教師和小商人家庭，5歲上私塾唸書，8歲寫春聯賣錢，9歲開始寫詩，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王明一生，在蘇聯留學4年，工作6年，養病21年，最後客死莫斯科。王明的問題主要是立場和人品問題。王明的失敗，成就了毛澤東毋庸置疑的政治領袖地位。
油畫《遵義會議》，彭彬，1977年
滿腹經綸的極左領袖，熟讀經典，目空一切，替蘇聯人說話。從留學蘇聯到主導中央政治局，王明只用了6年時間，有三個原因：天資聰穎，善於投機，尤其是俄語和副校長米夫主講的馬列主義課學得好，受到米夫賞識；在中山大學殘酷的反託派鬥爭中初顯宗派鬥爭才能，幫助米夫奪得中山大學校長職位，成為米夫心腹；回國後與博古等人一起站在國際路線上反“立三路線”，恰好碰到米夫來華改組中共中央政治局，便一步到位進入政治局。
米夫曾經找二三十名不同意王明當政治局委員的幹部談話，聲稱王明是馬列主義水平最高的布爾什維克，是反“立三路線”最卓越的戰士，是最優秀的黨的領導，是百分之百執行國際路線的，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產國際。於是，王明帶著他的政治綱領《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姿態，一方面用“鬥爭幹部”“新生力量”（大批留蘇聯學生），“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一方面“欽差大臣滿天飛”，用中央代表、巡視員督導地方黨組織執行“進攻路線”。後來，上海待不下去了，王明赴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赴中央根據地工作，便臨時委託博古總負責。
博古的教條主義，其實執行的是王明路線。王明也好，博古也罷，共同特點是在蘇聯學習，被蘇聯提拔，聽蘇聯指揮，機械地充當共產國際的傳聲筒和代言人。
頤指氣使的欽差大臣，越俎代庖，自搞一套，給蔣介石幫腔。遵義會議以後，中共中央逐漸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主心骨的領導集體。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找到了一個可靠的根據地。1935年12月的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軍隊整合為一個整體。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和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促使國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共產黨由“非法”變“合法”。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確立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正當各項工作順風順水之時，1937年11月29日，王明坐著蘇聯飛機回到延安。王明講“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斯大林同志派回來的”，“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彷彿是傳達‘聖旨’似的”，王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這也唬住了很多人。
王明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一度在黨內佔了上風，越位定了不該定的調；在武漢擔任中共代表團團長期間，不經請示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聲明，甚至不經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就以他的名義發表公開談話，越權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與中央分庭抗禮，居高臨下批評中央書記處，向根本不在其職權範圍的八路軍及其他黨組織發號施令，拒絕在武漢發表毛澤東的重要著作《論持久戰》，越界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客觀上給共產黨添亂，為蔣介石幫忙。
王明在國共衝突時期極左，在國共合作時期又極右，“左”也好，右也罷，都源於不顧中國國情，死搬硬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在處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與中間勢力的關係時，站錯了立場。
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大禮堂舊址（中國軍網）
孤立無助的政治怨婦，神話破滅，政治破產，為自己叫屈。王明的政治本錢，除去共產國際的扶持，就是那張能說會道的嘴。1938年3月，王明提議派曾經留學蘇聯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去莫斯科彙報工作，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伊斯基詢問，王明是否有把自己的意見當中央意見的傾向？是否總是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是否與毛澤東處不好關係？王明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1938年9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回國，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1938年9月29日至11月26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作政治報告和結論報告，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王明在會上提出“全黨必須團結統一，我們黨一定能夠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領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眾星拱之）”。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王明留延安工作，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國女子大學校長等職務。
王明的領袖夢破滅了，嘴依然不閒著，在延安不停地發文章，不住地作報告，並且不識時務，重印那本《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還做了許多私下串聯、背後告狀的小動作。延安整風，王明受到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嚴厲批評，但拒不認錯。1950年10月，王明首次赴蘇聯養病。1956年1月，王明再度赴蘇聯養病，從此一去不返，在蘇聯著書立說，專事謾罵毛澤東和自我吹噓、自我申辯的工作，直到1974年3月離開人世。抗戰初期，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一副馬列主義理論家和中共中央太上皇架勢，毛澤東碰到平生最激烈的競爭，但王明終究沒有爭贏。
陳獨秀失敗以後，瞿秋白失敗了，李立三失敗了，博古失敗了，張國燾失敗了，王明也失敗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在理論上解決了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在實踐中找到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法。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李明聖，中共北京市委前線雜誌社總編輯，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4期，原標題“共產黨為什麼選擇毛澤東“
排版：林苗苗
監製：李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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