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我之為大 無私之謂公”
百年大公報，記錄跌宕國運
中國報業史上唯一跨世紀的“金字招牌”
新聞人“文章報國”，“文人論政”風靡天下
毛澤東、蔣介石刮目相看的全國輿論重鎮
譭譽參半的評價，棒殺、捧殺的偏頗
鮮為人知的史實，民國生活的素描
是非成敗說往事
有依據的“閒話”，可讀、可信！
《大公報》創刊號
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是迄今仍在出版的最悠久的中文報章，也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之一，在全球華人地區備受尊重。
大公報定位於愛國愛港的“精英報”，面向政商界、專業界、文化界、教育界等精英人群，發行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著廣泛的、長期固定訂閱的高端讀者，成為中國各級政府、企業面向海外傳播的強力平臺、展示發展風采、招商融資引才的重要窗口，被香港特首梁振英稱之為“內地和香港的超級聯繫人”。
大公報國共報道的基本脈絡
大公報對共產黨的報道，在國際，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派記者曹谷冰到蘇聯採訪，歷時四個月，回來發表《蘇俄視察記》，向讀者介紹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
在國內，1935年，範長江以大公報特約記者名義赴西北採訪，發表系列通訊，其中第一次客觀地報道了中共領導的紅軍長征蹤跡。這些通訊後來彙編成冊《中國的西北角》，名動一時；1936年，範長江又獨闖延安，在胡政之的支持下，公開報道了中共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幾乎與此同時，大公報記者徐盈、子岡在江西的採訪、報道，亦涉及有關中共、蘇區的話題，子岡採寫的通訊《鉅變中的江西農村婦女》中，甚至有一節標題就是“兒子當紅軍去了”。由於內容新鮮、獨特，頗受讀者歡迎。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徐盈又奔波于山西戰場，採寫了《朱德將軍在前線》、《在八路軍五臺總部》等長篇通訊，向全國讀者介紹了朱德、任弼時、徐向前、彭雪楓等中共高級將領，以及八路軍的抗戰功績。可以說，大公報對於有關共產黨的報道，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
抗戰八年，大公報與中共的新華日報同時在重慶出版，周恩來等許多共產黨人與大公報人多有往來，有的還是很好的朋友，大公報對中共的態度和報道，可想而知。即使偶有齟齬，也會彼此溝通、諒解，消除誤會。
如1941年5月21日大公報發表王芸生所寫社評《為晉南戰事做一種呼籲》，錯誤地批評了八路軍，周恩來當晚即寫了一封長信給張季鸞、王芸生，予以澄清。大公報不僅全文發表了周恩來的信，並且由張季鸞抱病執筆，再發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坦誠地交換了抗日救國的意見。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國共和談，大公報不遺餘力地詳細報道，較之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濃墨重彩得多。1946-1947年國共和談及軍調期間，大公報幾乎每天都有國共美三方的動態，周恩來、葉劍英、林彪、李立三等許多中共領導人頻頻在大公報上“亮相”、“發言”。即使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以後，大公報仍持續報道國共談判進程，公開發表共產黨的主張，直至談判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大公報失去有關新聞來源，對中共的報道才日漸稀疏。
公允地說，比較其他國統區報紙，大公報對當時還在野的共產黨是“幫忙”多於批評的，否則，也就不會有流傳甚廣的毛澤東所說“只有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指大公報沒有追隨國民黨稱共產黨為“匪”）那句話了。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共產黨的許多主張、政策、動態，正是通過大公報這個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傳播出去的，（抗戰期間，陪都重慶有60萬人口，大公報發行10萬份，超過包括新華日報在內的其他各報發行量的總和）使得廣大國統區的人們瞭解了共產黨，並且在與國民黨的比較中認識了共產黨。
（筆者注：關於大公報抗拒國民黨要求報紙“對共黨、共軍一律稱‘匪’”的指令，有人誇大為“大公報從來不用‘匪’字”。這個說法並非事實。查閱當年的大公報，“匪”字同樣出現在版面上。實際情況是，大公報記者寫稿子不用“匪”字，編輯照發，不做改動。而大公報使用國民黨中央社的稿子時，編輯同樣不做改動而照發，因此出現了“並存”的樣式。這個區別雖然微小，卻恰恰是大公報“尊重客觀事實”的體現——包括稿件的寫法這個事實。改動了中央社稿子中的“匪”字，也就不是國民黨的表述了。）
至於國民黨政府，抗戰時期，大公報在外敵入侵，民族危亡的歷史條件下，積極鼓吹“國家中心論”，對這個當時領導全國抗戰、中共也承認並將紅軍改編納入其國軍系列的合法政權，確實是極力維護的，有關國民黨的宣傳也多，但同時保持著批評的立場，甚至與之發生矛盾、衝突。
國共內戰爆發以後，大公報從反對分裂、反對內戰的立場出發，以“中立”的姿態，對國共雙方都曾有過批評。如果說，內戰初期，大公報基於渴望和平、統一的願望，書生氣十足，對在野的共產黨批評較多是事實，（指責大公報“罵”共產黨的那幾篇社評，都發表在全面內戰爆發之前）那麼，內戰後期，面對當局貪腐、無能，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現實，大公報對執政的國民黨越來越失望，批評也更多，不僅“小罵”，而且“大罵”，以致招來國民黨的“反罵”，直至公開迫害，也同樣是事實。
以上內容選自《閒話大公報》
您想知道1942年河南大災報道的前前後後麼？
您想知道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的舉止言談麼？
您想知道日本人戰敗後的心態和蘇軍在東北的所作所為麼？
您想知道國共和談即美國參與軍調時期的鬥爭和東北內戰的殘酷麼？
您想知道國民黨獨裁的“國大”怎麼開的麼？
您想知道“新記”大公報的成功之道麼？
您想知道大公報是怎樣由“民營報紙”轉型為“官方媒體”的麼？
您想知道一代民國報人的情懷麼？
……
百年大公報曾經的歷史，值得我們重新翻檢，反思，反省……
《大公報》是中國新聞史上極具影響的報紙之一，本書以知情者的視角，用大公報原始資料，對大公報的許多人和事，進行了別開生面的解讀，提出一些新的見解。本書所講述的內容，主要為作者之父張高峰經歷和講述過的張季鸞年代（1926-1949）的新記大公報，引用資料也多出自張高峰及那一代報人的回憶、日記、信札，許多都從未刊行面世過。因為本書的作者具有的獨特身份，他所掌握的資料和信息，遠非一般研究者或者創作者能夠企及，使本書具有了極高有史料價值和閱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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