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静源教授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陈寅恪却说说过类似的话。

《南渡北归·南渡》382页记载了陈寅恪一件事：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其实，当时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少，很多人认为中国和日本决战必然亡国。

陈寅恪作为一个文人，不懂得军事政治，有这种见解也不奇怪。

关键在于，虽然有这种观点，但陈寅恪并没有做汉奸，更没有投敌，甚至没有留在日伪控制区做顺民。

事实上，当年11月他就带着家眷南逃，到国民政府控制权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陈寅恪基本都在后方教书，也算是支持抗战吧。

期间，1941年香港沦陷时候，陈寅恪也在这里。因陈寅恪精通日语，名气又大，日本人对他很重视，聘请他为香港东亚学院院长。但陈寅恪还颇有些读书人的硬骨头，他很快带着家属逃离香港，到了国民政府控制区广西继续教书，直到抗战结束。

陈寅恪虽然曾经说过投降的观点，但从没这么做过，用实际行动参加了抗日，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名人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

嘴炮从古至今到处都是！

日本人手下很多大汉奸，之前都是高喊抗日的家伙。

这里有个悖论，五四运动中著名的反日学生领袖梅思平，在抗战中投靠日寇成为大汉奸。

搞笑的是，被梅思平之流攻击为日本人走狗，还放火烧了屋子的曹汝霖，却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当年梅思平一伙带着人冲进赵家楼，曹汝霖吓得急忙翻窗子进入厨房，换了仆人衣服逃走。一同的章宗祥反应较慢，被学生抓住痛殴一顿，差点被活活打死。

抗战中日军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当过部长的曹汝霖，看做最理想人选。

曹汝霖不为所动，拒绝和日本人合作。为此，日本人大怒，曾经当面威胁：你以前和我们称兄道弟。现在我们来了，你怎么又不合作？你在搞什么名堂？

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萨沙

陈寅恪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七七事变时，他担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系教授。面对日寇的入侵，他在和好友的一次闲聊中说道：

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由此可见陈寅恪确实提到了面对日寇的抵抗是徒劳的，投降屈服方是上策。不过这并不代表陈寅恪没有民族气节，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对于抗战形势太过悲观，对于国家民族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中国人的“恐日症”始于甲午战争之后，此后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许多人赴日留学，陈寅恪也不例外。当中许多人虽然学到了不少本领，但却也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强盛，回国后面对国家内乱贫困的局面，深感和日本的差距非常之大。

陈寅恪后来留学欧美，于1925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在这段时间内，国民党政府先丢了东北，之后又签订了《塘沽协议》让出了华北的权益。特别是驻防平津的29军在日本人的唆使下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实际上成为半独立的状态。

所以久居北京的陈寅恪才会说“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

再加上陈寅恪是个文人学者，对于政治军事不甚了解，所以才会对抗战形势非常悲观，说出屈服日本是上策这样的话。

而当时有不少中国人和陈寅恪的想法是一样的，国民党政府就有许多这样的人，比如汪精卫、高宗武等人，他们认为中国全面落后于日本，全面开战必败，而且会败的非常快，这就是所谓的“亡国论”。

不过陈寅恪只是和友人私下说说而已，他并没有“身体力行”这种亡国论调，而是选择继续抵抗。

他的父亲陈三立面对日寇暴行绝食而亡，陈寅恪为父亲治丧完毕后，便带着家人踏上了随校南迁的征途，从北京辗转到了昆明。

1939年，陈寅恪在香港大学任教。1941年香港被日本侵占后，陈寅恪辞职闲居，并拒绝了日本人高薪聘请他出办东方文学院的要求。

在全面抗战期间，陈寅恪坚守中华民族气节，誓死不做汉奸。所以问题所说陈寅恪民族气节有问题不准确的。

石头说历史

比起其父亲陈三立，陈寅恪可谓不肖。

散原（陈三立之号）老人是个著名的诗人，而其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深得世人钦佩。有几件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占上海，散原老人非常愤慨，一日在梦中高呼“杀日本人、杀日本人”！1933年，同为著名诗人的郑孝胥拥戴溥仪，任职于伪满洲国政权，散原老人痛骂其背叛中华，毅然与其绝交。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日寇欲招致散原老人为其所用，遭老人严词拒绝，老人并将为日军侦伺者逐走。

最后，散原老人五日不食，忧愤离世。乃父如此气节，不知陈寅恪当时有何感觉！

笑声30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听到日本战败投降消息的次日，55岁的陈寅恪同众多文化大师一样，满腔屈辱终得洗刷，悲喜交集之情再难克制，遂做下此诗以抒心志。

回顾这段国破家亡的屈辱历史，这位国学大师想到了绝食而亡以抗日明志的父亲，想到了自己背井离家颠沛流离的苦痛，感怀万分，久难平静。

01

近些年对陈寅恪的评价，出现了如题主所说的一种论调，认为其主张投降，毫无文人风骨。所举之言，不外乎是《吴宓日记》中陈寅恪对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对时局所论。但以一语而断其投降卖国，恐失公允。

评价历史人物我觉得应该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看看能否理解当事人所言所行。于我个人而言，也是绝不同意陈寅恪对于抗战时局的论断，但以此定其民族气节尽失断不能令人信服。

对陈寅恪生平熟知或熟读过其诗作的人可能都有感受，陈寅恪其人一生大都贯穿悲观主义色彩，而这，与其经历密切相关。

02

1910年，日本武力吞并朝鲜，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留学的陈寅恪便有深深担忧，预感到中国会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内心悲愤，以诗抒怀:兴亡古今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

九一八事变后，对于东北军的不抵抗，致使国土沦丧，社会各界莫不是谴责控诉。陈寅恪从好友处得知事变的具体情况，深感国家内忧外患，忧心忡忡:

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

欲著辨亡还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

此时的陈寅恪流露出对于国家悲亡和民族前途的深深忧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随即沦陷。其父陈三立老人悲痛欲绝，绝食明志，以死殉国。国仇家恨的打击使得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须立即手术，而这意味着要在日本人的沦陷区苟且偷生。思索再三，陈寅恪毅然决然携妻带子，南下逃离。

03

一路仓惶颠沛逃至香港，妻子劳累旧病复发，女儿也高烧不退。为大局计，陈寅恪只得抛家离子，孤身前往昆明，去西南联大任教。

只身一人，又卧病在床，陈寅恪内心苦楚悲痛，写下了悲凉的《残春》: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妻离子散，无依无靠的忧愁感怀之情见诸笔端，溢于言表。

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身处云南蒙自教学的陈寅恪难忘国耻，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尽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

虽饱经磨难，对战事消极，仍没有冷却那份爱国情怀。

04

滞留香港期间，日寇占领，物资匮乏，陈寅恪一家过着极度穷困的生活。由于在教育及文化界的声望和成就，日本人派人送去面粉，其不接受，甚至以官职金钱威逼利诱，均被其断然拒绝，陈寅恪赋诗明志:

乞米至今余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

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

为了逃离日占区，不给日本人服务。陈寅恪乔装混入人群，秘密乘船逃离香港。逃离虎口的陈寅恪难掩欣喜之情: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

即使山河破碎，也要死在祖国，这般文人风骨和民族气节着实令人感佩钦敬。

抗战期间虽对战事持消极悲观态度，但比起那些卖国求荣或是迫于日本人淫威的投敌汉奸，陈寅恪丝毫未做卖国辱节之事。

评价陈寅恪的消极言论，我们是否应当理解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屈辱时代，陈寅恪对于国家不幸和自己饱经磨难的哀怨苦楚之情的宣泄，而不是因此低估其家国情怀和大义气节。

拾书达观

谁在鼓吹国民大尸？

（一）谁在鼓吹民国大尸？

应该说，鼓吹民国大尸主力和组织，是台湾国民党蒋介石余孽外，还有少数不会反思历史，不懂质疑的心向国民党人，因为，正是这些被鼓吹民族渣滓历史罪人大尸们，被鼓吹的文匪们，都为国民党灭亡中国毁灭中国民主运程，建立国民党法西斯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功重臣。

（二）为什么吹捧民国大尸？

因为这帮所谓大师，都是北洋时代青壮年，表面上受些西方民主科学口号影响，根本没有系统化民主理论知识，更无法去行动去实践，又不懂国情实际情况，大部分是只会口号型夸夸其谈激情，没社会实践也不会实践的不成熟人，被急不可耐窃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操纵和利用，国民党又专门以民主自我标榜，民主口号不离口，无处不把刚新成立的北洋政府攻击为独裁不民主，这些人不但是跟着起哄、煽动、反对，而且比谁更激烈，谁更反政府，谁就是众人敬仰的英雄，成为别人行的榜样和楷模，后来者只能更激烈，才能受到注目，就这样就越来越激进，越来与政府越对立。

这正是同盟会和国民党最期望达到的效果。

（三）毁灭中国民主的主力军

正是同盟会国民党操纵、煽动、利用这些反政府激情，利用这种激情，无限超越民主规则，猛烈打击刚刚建立的北洋政，形成混乱反政府、无政府、无秩序状态。

国民党通过利用了这乱寇匪民混乱状态，顺理成章通过舆论导向鼓动，把人心、民意、青年、和社会力量，拉向自已一方，彻底断了中国民主运程后，紧跟着建立了纳粹法西斯党国世袭家天下。

（四）国民党起家于斯亡于斯

当国民党利用这些愚昧乱国群氓情绪导向，挟持外部武装势力，彻底消灭中国民主政府，达到窃国主政目的后，执政的无能，官员的腐败和贪得无厌，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与原先鼓吹的美好民主科学理想国形成强烈对比反差，和国民党自身天然的法西斯残酷本性，都暴露无遗，很快就失掉人心。那些起哄反政府文匪，全部沦为党奴，使国民党，和北洋政府一样，政权还未立稳，很快失掉人心，自取灭亡于失去民心。

（五）大尸本相

这些被鼓吹的大尸，几乎大部分是清一色留学日本，日本培植的灭亡中国汉奸，文科不通理科不会造反型混混乱匪，没有一个是民主理论专业，按民主程序干事人材，更没科学家，没有一个为强国富民做出实事人，更没世界级高端科学人材，只是与几千年农民起义中不同点是，识字人多一点，但把中国亡的更狠一点，百姓遭受的战乱和死亡更大一点，法西斯国民党统治比历史上帝王专制家天下政权统治更黑暗而已。

陈寅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致力于国学的发扬与历史的研究，曾先后担任过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他的思想影响了当时一代的青年才俊。

在我的印象中，陈寅恪乃近代大师，怎么会和投降派扯上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通过查阅资料，渐渐的发现了些蛛丝马迹。

陈寅恪的好友吴宓曾在日记中这样说到:

陈寅恪的好友记载的这段话，应该不会有故意黑陈寅恪的嫌疑，但我们通过分析不难发现，陈寅恪投降了吗？他没有！他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分析当初的局势。

为什么他说要屈服？首先，中国人，底层愚昧无知，上层又欺诈无理，当时他认为上下根本无法团结一心共抵外侮。再者，当时的国民政府一心打内战，对日寇一让再让，他看不到国民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所以他主张与其打无准备之仗，还不如退守华南，避免无畏的牺牲。

这就是陈寅恪被人所诟病的“投降主义”，认为他毫无羞耻心，才虽高而气节有失，只是一个卖唱的小丑，登不了大雅之堂。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先不管陈寅恪有没有说过这话，就算是说了，我们也不能仅凭这一言半语给一个人下结论，毕竟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聊天背景是什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应当听其言，观其行，一起来看看陈寅恪都做了什么，我们再下结论不迟！

一、抗战爆发后，他的父亲陈三立面对日寇，义愤填膺，最终绝食而亡，陈寅恪为此几乎哭瞎了双眼。

二、他没有留在北平，而是跟随学校南迁，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他在昆明一边讲课，一边宣传抗战思想。

三、当他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时，曾辗转香港，准备前往英国。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滞留在了香港，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愤然离职！

四、日军在香港准备请陈寅恪出山，筹备东方文学院，他断然拒绝。

五、日方托人请他去上海教书，他再次严词拒绝，为了不被日方迫害，他逃出了香港，辗转到两广，担任广西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继续自己的历史研究。

通过陈寅恪的种种行为，他怎能是毫无骨气的投降派？断章取义，一贯是喷子的通用伎俩。

总结:陈寅恪站在了文人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他不是战略家也不是政治家，未免有点哗众取宠，外行插手内行，毕竟华北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的这种观点毫无意义是错误的。但他个人并没有丧失民族气节，在日寇面前从未屈服，因此他与汪精卫之流有着天壤之别，不能说是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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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仔学史

“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骂他的人眼睛是否有问题???请细看全段语意, 当年形势是否他说的是明智,他有说讨,"所有"国民投降吗?还有,他有用"投降"這二字吗?屈服並不等於投降,反之,骂他的人,有些却真正投降了!近年,网上出现很多以"黑"死去的人为业者, 例如,黑孙中山,却不理当年客观主观环境之不同,马后砲去争取点击, 见怪不怪了。

老安KLOn

看到这个问题，想起一句话：

这句话就说得非常有道理，它告诉我们应该辩证的去看待问题。对于有些事情，我们只要有这个想法就是值得鼓励的，至于说做不到或者做不好，其实没那么重要。而对于另外一些事情，有这个想法不要紧，只要不做坏事就行了。

有时候对人对事，真的应该宽容一些。陈寅恪被人称为“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现实中所谓的陈寅恪要投降日本，实际上是这样的，原文如下：

这是陈寅恪什么时候说呢？这是1937年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对自己的好朋友吴宓说的。换句话来说，陈寅恪是觉得当时是国力是打不过日本的，所以只能保全华南，这跟民族气节是没有关系的。当时大家都很悲观，因为国内军阀割据，内战不止，而日本国力又远远超过我们。这种情况下，真的没多少人有信心。

其实陈寅恪早期也是主战的。1932年1月28日，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此时的陈寅恪是这样给南京国民政府的：

陈寅恪不光写信，还把自己的工资捐给了十九路军。不过等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陈寅恪就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从主战转向了主和。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非常绝望的。

有多绝望呢？绝望到钱穆先生要写《国史大纲》。原因就是假如国家灭亡了，至少能够留下一本关于我们的史书，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国。所以钱穆先生在写《国史大纲》的时候是这样一种心态：

1937年9月14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看到北平沦陷，绝食五天而死。这也使得陈寅恪又一次转变立场，从主和转向了主战。

当然，整个抗战期间，陈寅恪是完全问心无愧的。

1937年，他带着家人逃往长沙。

1938年，他离开了长沙，到了梧州，随后他又抵达香港。

1942年，香港已经被日军占领。由于陈寅恪名声比较大，日伪军来劝他去日战区担任教职，但是陈寅恪不为所动。那个时候他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

历史是什么

本人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大师多了非国家之福！有这份心还是多专注实业吧！

陈寅恪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发布失败言论，影响之恶劣不用人说。他的言论跟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思想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高考将临的时候如果有人来给你泼冷水，告诉你肯定考不上，你可能一巴掌呼死他。

在战场最紧张的时候，如果有人散播失败论调，热血男儿只怕要杀他祭旗。

现在还有人做大师梦，并以知识分子自居，在我看来，所谓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技能就是能够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还是醒醒吧，有本事去做实业家，去开办不含水分的高科技企业。

至今有人津津乐道民国大师，不过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而已。同时期美国日本欧洲都没有什么大师，他们只有实业家。结果日本军队来了，一杆枪把大师们撵得屁滚尿流。

深隐者

好吧，又开始有人黑陈寅恪，真是无语了……

（陈寅恪）

看到这个提问的时候，脑袋里一阵混乱，怎么可能？陈寅恪什么时候带头主张投降的，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查了很多资料之后发现，哦，有人很努力的查到了《吴宓日记》中的几句话，因此认定陈寅恪主张投降日本。

据网友摘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晚饭后，7-8与陈寅恪散步。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这篇日记的时间是1937年7月14日。

（《吴宓日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这是战争爆发几天后，吴宓和陈寅恪在饭后闲聊时的话。陈寅恪原话怎么说的，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就算是根据这段转述的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意思并非“投降日本”。

陈寅恪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注意是当时的情况，国内“下愚而上诈”，意思是政局混乱，这次事变是打不赢日本的，因为“华北和中央皆无志抵抗”。如果想要不亡国的话，“屈服为上策”，这样才能“保全华南，悉心备战”。陈寅恪没说不抵抗啊，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他说的“屈服”的意思，是不应该在华北进行决战，而应该保存实力，做好准备再打。

而且，陈寅恪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坚决不屈服日本的。

（陈三立）

先说他的父亲陈三立，爱国诗人。九一八事变时，陈三立悲愤的彻夜不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做梦都喊着“杀日本人！”1937年北平沦陷，他旧疾复发，但是拒绝治疗，日本人知道他的大名，带重金拉拢他，陈立三一口回绝，绝食5日而死。

陈寅恪呢？因为过度悲伤，右眼视网膜脱落，有失明的风险。（后双目失明。）但是他坚决不治疗，守孝期满就赶紧带着一家人离开北平。为啥？他不愿意留在沦陷区，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

真要是主张投降的话，留下来继续教书呗，为啥要颠沛流离十多个省，远离沦陷区？

（陈寅恪质问政府对日方针）

其实早在1932年，陈寅恪就表达了坚决抵抗日本的决心，当时陈寅恪和吴宓等人联合发文，在报纸上痛斥政府的投降主义。此文刊登于1932年3月5日的《世界日报》。

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于是他离开昆明准备去英国。但是因为战乱暂时停留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当日本人带着重金找上门，让他出来办东方文学院的时候，陈寅恪立刻拒绝了。

1942年，日方派人请他去上海讲课，陈寅恪再一次拒绝。为了防止继续被骚扰，陈寅恪又去了桂林，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这么多次拒绝日本人的邀请，他会主张投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

陈寅恪不是投降派，真想“黑”的话，多拿出点证据来。

關鍵字: 南渡 日本 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