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內心深處究竟有沒有換太子的想法，一直是後世熱議爭論的焦點與話
研究歷史的最基本方法就是通過正規的歷史記錄書籍來查閱參考，其中記錄武帝一朝歷史最具有權威的史書主要有三本，一是司馬遷的《史記》，二是班固的《漢書》，三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史記》是與漢武帝一朝相平行的時代產物，其作者司馬遷幾乎與漢武帝的生命時間相重疊，而司馬遷的官職——太史令，其作用正是時常陪伴在武帝身邊記錄其生活一言一行以及朝廷基本政治動態和發生事件，因此司馬遷不僅是武帝時代的目擊者，也是武帝一朝政治的參與者。但令人遺憾的是，生活在武帝身邊的司馬遷由於政治的敏感性和自身失言後身體因守缺而導致的心態變化等因素並沒有記錄漢武帝的心理動態，甚至連發生在武帝一朝影響力最大事件——巫蠱之禍，都只是從個人列傳的細微牆角之處稍加體現。
《漢書》的作者班固自身親歷了西漢王朝由滅亡到東漢再度崛起的整個過程，作為西漢皇室的後親，班固對於漢王朝的正統性政治思想傾向直接影響到其成《漢書》的寫作思路和理想目標，因此《漢書》中所描寫的漢武帝形象高大而偉岸，對於武帝有沒有更換太子的意向《漢書》沒有記載，而是把巫蠱之禍的直接責任推卸給江充，認為是江充的出現才最終導致了發生在太子及其勢力集團身上的政治悲劇。
《資治通鑑》成書於北宋神宗年間，距離漢武帝時代已有一千兩百年的歷史。研究歷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要優先參考距離事件發生時間近的記載。這裡不是說司馬光所言可信度不高，是因為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其參考借鑑的也是前人修書所成，而其翰林侍讀學士的職務，責任與目的正是為皇帝講解歷史，因此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鑑》重事明道而輕敘寡描，對於漢武帝有沒有換太子之心也沒有記載。
放眼中國歷史如果提起流芳千古的託孤輔政我們必須要說霍光，霍光所輔佐的正是太子劉據死後繼承其皇位繼承人位置的漢昭帝劉弗陵，而漢昭帝的生母正是鉤弋夫人趙婕妤。劉弗陵的出世頗具有傳奇色彩，他出世不像常人所謂的十月懷胎，而是整整到了十四個月才出世。
今日我們也許可以從醫學上科學的概率角度來解釋這個不尋常的妊娠現象，但是在以強調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封建迷信專制王朝，這個現象對於寄託信仰於天地神明的人們來說帶有上天啟政的寓意所在，對此漢武帝做了一個意義影響深遠的舉動：在趙婕妤的寢宮門處提了三個字：“堯母門”。
首先我們要對“堯”做一點說明。堯為帝嚳之子，是上古時期中原文明部落的首領，為後人所長說“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堯在中國封建帝王政治中的影響力極高，不僅被長期佔為官方治國思想的儒家以及漢人主導的中原政權王朝視為施政治國育民的君主典範，還被包括道家、墨家等其他思想流派以及入主中原一統天下的少數民族政權奉為治國理政的楷模。可以說帝堯是一個盡君主一切可以為之利好之所能，在精神與道德的政治實踐中近乎完美的帝王優點集合體。
漢武帝這裡所謂的堯母即是把尚處孩提時代的劉弗陵比作“堯”，把其母鉤弋夫人趙婕妤比作“堯之母”，如果劉弗陵是當世之堯，那麼太子劉據的政治地位又是什麼？正是這個平淡而簡練的題字與評價，暴露了漢武帝蓄謀已久的政治意圖，為依附在其身邊以利益最大化原則為先覺條件的投機政治獵手樹立了一個風向標，從而募集像“江充”、“黃文”這樣的酷吏打手通盤操控，達到廢儲立新、清洗太子黨勢力的政治目的。
對於“堯母門”事件中漢武帝的行動方式，當今社會的主流看法並不把其作為漢武帝具有廢換太子企圖的依據，認為這或許只是武帝一時興起、心情愉悅所致，是不準確的。這個“門”一方面所傳遞的信息是其代表鉤弋夫人及其皇子對於王土最高權力身份的敲門磚，另一方面，這個“門”是漢武帝經營其一生政治生涯風吹雨打，淬火錘鍊的濃縮寫照。
如果我們俯瞰漢武帝一生中其在處理核心政治利益關係甚至關係到漢王朝江山社稷的去從實踐以及參照他個人的性格特點，便會發現“堯母門”切實是漢武帝對於太子劉據合法繼承權的廢換拿捏之玄機。
這個玄機不僅僅包括了漢武帝個人的性格驅使之喜好，還包括太子集團與諸王勢力、太子集團與漢武帝、衛氏家族與李氏家族、皇帝與外戚等等在政治利益上的激烈衝突，而最終付諸於實踐結果，所能體現的方式即是作為最高統治權力者——漢武帝個人意志御力下的政治利益調整或者稱之為政治勢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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