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国的方法是孔子的礼乐好?还是老子的无为好?还是韩非的法治好?为什么?

玄牝中道


咱们中国人最可悲的就是,早已经忘了自己的文化的本源到底是什么了。

大家都知道儒家讲礼乐,法家讲法治,道家讲无为,以为这三者互相独立存在的。实乃大谬!

所谓礼、法本就来源于道,道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道”这个字现代人多把它理解为“道理”“规则”,这一类精神层次的含义。事实上数千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已经很详细的论述了“道”的含义,它是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本源,是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换句话说它的根本特征就是心物一元。一切心理、生理、物理的规律规则都从它衍生而来,所以我们的社会礼、法都是从天道总结和推演而来的!

《管子》当中有“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黄帝四经》中开篇就讲“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从书籍、理论上我们能看到,礼治和法治与道家思想的源流关系,而考古发现也能证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礼治文明为开端的文明(篇幅原因这里就不举证了),“礼”在西周时代其实就是贵族的“法”,所谓“礼不下庶人”是说贵族用的法和平民不同,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商鞅变法以后,礼治被法治取代,贵族不再享有单独的“法”来管理,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时代。孔子(他是商朝遗贵后代,子姓[和纣王是同族])一生呼号“克己复礼”当然有他的意义,同时也绝非没有人支持,只不过当时由礼治向法治转变是大势所趋,不变法的国家基本都亡国了,他也“无力回天”。西汉建立以后,统一的政权,和新的、巩固的新贵族势力的形成,使得儒家思想当中,恢复旧礼制的诉求有了实现的机会,只不过完全的礼治是不可能了,而法治也是贵族势力最反对的,那么最终形成的,就是半礼治半法治的一个体系,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有些人管这叫“儒表法里”,其实我们根本早已不再有法治的核心,所以叫“法表儒里”倒是更恰当。

最后再简单谈两句题主所谓的“无为”,“无为”这种思想是战国时代才成熟起来的一种终极法治思想,只不过假托黄帝之名而已。看到这有人可能又要吃惊了,无为和法治什么关系?

《黄帝四经》第一章就讲的很清楚,说“刑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这里边就是结合刑名之学来阐述无为思想的原理的。如果把这整篇的《黄帝四经》第一章都读了,相信一般的人都能理解啥叫无为了。刑名法术在战国时代几乎是世人皆知的,刑名之学就是法家之学,名法两家是硬币的正反面,不可以分开,道家又是二者的基础。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应该对题主给出一个结论——道家无为而治本身就是法治思想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大秦魂的微博


从长远来看,孔子礼乐最好,韩非法治次之,老子无为最末。而从生效的时间来看,韩非的办法是要快于孔子和老子的。


到底是什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真正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不是法治,而是道德。法治只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道德却是公平正义的底线所在。违反道德不一定触犯法律,但违反法律一定违反道德。法律是依据道德来制定的,两者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儒、道、法三家文化有高下

孔子的礼乐很多人歪曲成礼制,其实不然,孔子以及后世的儒家学者所努力的是建立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体系,并且两千余年的实践下,已然成功了。我们可以发现,凡是乱世必然是道德崩坏,而从乱到治的过程,就是道德被逐步拾起的过程。

老子的无为汉初的时候用过一段时间,为了休养生息积累国力,一举解决内忧外患,只是一种方法而已,还谈不上理论的实践。


韩非的法家思想,以法治来维系国家,在乱世中起到了奇效,但一旦天下统一,人们混乱年代里向往安定的理想被实现之后,这种方法产生的只是高压,并不能让适用者信服。这造成的结果就是秦的短命而亡。但是从秦朝所做的事情来看,长城的修建、思想文化的统一,都让后世受益无穷。而到了现代之后,青藏公路、铁路的修建并不比当时修建长城难度小,为此而牺牲的英雄也不在少数。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几千年形成的道德,让我们面对国家付出沉重代价来完成让更多人受益的行为时,只有感动与敬意。


这是法家不能带来的,因为民众是不理解的。而儒家可以,它让人民知道什么是值得,什么是应该如此。

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法家实现的是行为上高压下的统一,而儒家追求的是心理上的认同,是思想上自觉地遵守。难易程度很明显,所取得的效果也很明显。在思想统一之下,法治也好无为也罢,都是儒家维护社会道德的一种工具而已,是建立道德的手段,而不是道德本身。

至于说儒家愚民政策的人,估计有很大部分是人云亦云,三种思想来比较,只有儒家讲求“智民”,以诗书继世,道、法从本质上才是真正的愚民。


儒家的道德体系至今沿用

储殷教授曾经说过,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累的民族,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仅为自己而活,还为父母、为子女而活。有着上一代、下一代的牵挂,所以每个人都很苦、很累,但就是因为这种纽带的关系,中国人的心理是最富足的,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才是最强大的。这种现象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孝”与“慈”的道德体现。

同样的,我们推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义”;我们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是“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仁”……我们的社会处于一种道德的稳定框架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乐”。


待晓儿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乱交战,民不聊生的同时,道家、儒家、法家也相继出谋划策应如何治理国家,平息这可怕的战争。那到底治国的哪个方法好?下面小编与大家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孔子的礼乐。孔子的礼乐归于一个“仁”字,而“仁”的作用就是个人与社会。孔子认为“仁”对个人能惩恶扬善;对社会能平息纷争。孔子的“仁”思想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孔子认为要治国首先要把人当人,在这基础上再去“爱人”,再扩展到治国安邦上去。

二,老子的无为。老子的无为归于一个“道”字,而“道”论自然法则。老子的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作为,只要不违背“道”,遵循客观规律就能治理国家。老子认为统治者不要多干预民众的自主性,会造成社会秩序纷乱。再者要有洞察能人、善人的慧眼,灌输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再将贤才分配到各个能胜任的位置上,让他们去做,只要大胆的去信任他们就行了。


三,韩非的法治。韩非的法治主要强调法、术、势三者结合。“法”即法律法规政策;“术”即驾驭军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即维护统治者的地位,要亲自独掌军政大权,以免奸臣谋朝篡位。韩非认为法无论善恶,只要规定出来,人人都要遵守。在法家看来国家的利益高过一切,法高于人,守法就是最高的道德。

结论:结合三位伟大思想家的治国方法,小编个人认为,孔子的“礼乐”太过于仁慈,不利于治国;老子的“无为”要君、臣、民互相产生共鸣才行,有一方违背,皆输;韩非的“法治”虽好,但他所论的法高于民主、民权、民生,而且他还禁锢百家思想文化的发展,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如果能把这三种治国思想理念贯穿一起,才是最理想的治国之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诗蓦1


治国是孔子礼乐好?还是老子的无为好?还是韩非的法治好?答案:就是哪个都不好?哪个都好?

因为这些法门都是圣人的开示,要多数人与哪一个圣人相应,这个社会就会发挥那个圣人的作用。如果多数都跟圣人的思想相反,那么这些圣人的开示,也就是浪得虚名!

古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改变一个人的缺点,谈何容易!

讲到儒家孔子的仁义道德,现在的社会人类的道德都在下滑。贪图虚名不求实际比较厉害。孔子的思想也就是名存实亡了!

老子的无为而治,也就是说《道德经》观天地而悟道,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面,把众生的利益放在前面,也不合现在的社会!多数的都是拜金主义,干什么事都为自己的腰包而着想,有了腰包又选择淫邪不合《道德经》含义。

还剩下一个韩非法治,就是说众生触犯了法律就以杀头坐牢来执行。但是牢房坐了那么多杀头也不少!管用吗?后面的众生犯罪根本就没有得到启发。

一句话总结现在中国的社会,都是好逸恶劳,好吃懒做闲出来的毛病,缺的就是劳动,只有劳动就有了仁义道德,也有了无为而治,也有了法治的方法。





不学习学吃乞A


都不行!!都已成往事,不要再提!!

孔子的礼乐治国,老子的无为治国,以至于法家的法治治国,今天讲都是空谈。当今的社会也不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以小农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在谈什么儒家,法家,道家治国,这不现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已彻底不存在了。近两三百年以来,西方迅速崛起。资本主义已成了社会的主流,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也成为了全球的主流。民主,法治,博爱,平等,这些价值观已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可。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治国标准。这里的法制和中国古代韩非代表的法家的法治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法家所讲的法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西方的法治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在王上,没人能高于法律。

儒家的礼乐基本上属于以德治国。只凭德治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人性的恶是无法得到抑制。道家的无为而治是顺应自然的规律的一种方法。用于治国也有点空泛。道家的思想加上当今的法治,二者结合更现实。韩非的法家的法治是封建专制。不值一提。

以法律为基本制度,以道德为手段,这才是如今治国的最好方法。法德兼备,二者并行,和谐有望。


非常各


选谁好?

毫无疑问是老子。

老子的思想是辩证的,是动态的,是符合全世界的发展规律的。

如果用黄老之说。就应该在地方让乡里的民众自己推举,出人来处理政事。

那么这些人是贤德者吗?不是。他们只是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必须经常根据民众的需求而进行更换,或者会为了不同的利益而争得头破血流。但因为他们代表的就是民众的诉求,所以最后他们争出来的结果或者善,或者不善,都代表着不同各方利益最大化的暂时妥协,就好像太极的暂时稳定,让各方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实利。

这是符合道的。

而孔子的思想是阶级的,是固化的,是东方特有的。他的一切都是从上而下的,都是虚的。

比如一开始的公仆,现在还有人提吗?相反古代各地的行政长官被尊称为百姓的父母官!或者又称之为州牧。

什么是父母官?父母官意思就是百姓都是他养的?百姓都赖他生存?

可是粮食是谁种的?衣服是谁织成?是这些州牧,父母官?没了百姓,他们只能饿死冻死,但偏偏他们视百姓鱼肉,视那些白丁为愚民!这不是上下颠倒,恬不知耻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官都不是民众自己推举的。他们是君主指定的,他们的任免权都在君王手里。所以这些官员必须让君王满意,他们代表的是君主的利益,和百姓无关。

因为官好还是不好,不是百姓说了算,是皇帝说了算。皇帝说你好,那就是好,就算你贪污腐化,照样给你升官发财。说你不好,那就不好!就算老百姓说你是清官,但再怎么求情,上面一样把你拿下甚至满门抄斩!

所以官员的好坏和百姓无关,只和皇帝有关。皇帝喜欢吹牛,他们就吹牛。皇帝喜欢鸡的屁,他们也都喜欢鸡的屁。皇帝喜欢裸奔,他们也都裸奔。总之必须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

所以在古代的中国,民不可以告官,下不可以克上。在一个天天讲忠孝,讲民为重,君为轻的儒家家天下之中,还有比这更虚伪的吗?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

同理。在现代的中国,在可以把人造卫星送上月球背面的时代。各种专家却可以堂而皇之的说出各种毫无科学依据的法令和政策,根本不顾百姓的怨恨?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并不是为民众服务的。

甚至百姓说官员的坏话都要犯诽谤罪,这就好像父母骂孩子,都要被人拖进来行刑。这还有天理吗?

所以儒家之人,口中说着如何爱民爱民,手上却一点动作都没有,这一点都不用奇怪。因为他们最是虚伪。

而且古代做官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异地为官原则。就是官员被皇帝指派到别的地方去做官。为什么?就是皇帝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做大,得到民众的支持,获得声望,超过自己有坐反的可能。

异地为官,官员往往不了解情况,使得官不知民,民不知官。两只脚就好像是悬空的。

而且议会制推举出来的本地为官,双方都知根知底。民众对官员缺乏敬畏,官员也不敢对民众胡作非为。不然说不定就被三姑六婆给骂个狗血淋头。百姓对官员不满可以通过议会制把官员换下去。官员受百姓的影响很大,任免权在民众的手里。

而异地为官者就更不一样了。这些官僚对外地的百姓用起手中的权力那是肆无忌惮,反正天高皇帝远,天大地大我最大。为非作歹也没人知道。只是苦了地方的老百姓。

所以以老子的思想治国,民众是得利的,更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

而以孔子的儒家思想治国,民众是被压迫的,他们只是跪舔君主的奴才而已。国家的祸事也不远了。是必然被淘汰的!


繁花若雪风自摇



先说法家的韩非子。

法家是捍卫君权,奴役臣民。其手段有三:刑罚、阴谋诡计、愚民。

其中,在刑罚上包括四项:

法律体现君主的意志——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君主必须牢牢钳制刑罚——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杀之柄。

宁枉勿纵——商鞅谓之:民愚则易治。韩非子谓之:禁奸于未萌。

夷族连坐—— 一人死罪,夷灭三族,株连十户。

总之,法家是法治的头号死敌。是极端的人治——治人。

再说儒家的孔子。

孔子主张礼治。礼包括诸多内容。有道德规范:“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还有公俗良序:“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以及法律制度:“分争讼辨,非礼不决”;社会伦理:“君臣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师学之道:宦学事师,非礼不亲”;政治军事制度:“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追远慎终:“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庄”;保护环境:‘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游吉称赵简子揖让、周旋是仪,并非礼。“礼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生死。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民之所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孔子才是人类法治思想的鼻祖:

立法为民——奉法以利民。

司法独立——孔子批判君主折狱无伦,以意为限。这是对《尚书》中司法独立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疑罪从无——孔子曰:“大辟,疑,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依据是“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续”,所以在审案时要“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孔子疑罪从无的法治主张,客观上也体现了儒家对最基本人权——生命权的尊重。与法家宁枉勿纵主张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疑罪从无——孔子修订的《尚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秦始皇为何焚书坑儒。不言而喻】

老子也反对专制独裁。道家以天道无为限制君权。

但老子只是图书管理员。他对天道的认知确实过人。而孔子曾担任鲁国大司寇。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即有法治思想的理论。又有司法实践。学以致用。此之谓也。


杨朱学派


治国方略,都有一个客观实际,如果离开了客观实际,治国方略便成了空中楼阁。在我看来,老子观点运用于修身为好,孔子观点可以用来治国,这不是我说的,宋初有个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对这句话的理解,应该是说《论语》中有许多治国道理,还有一部分与治国无关。老子观点是无为,无为,不是真的无为,用现在的话,就是不折腾。汉初奉行老子无为方略,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是有条件的。秦未战乱,人口大减,生产凋零。刘邦采用“与民休息”方略,人口大增,财富大增。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治国方略的变化,是客观条件变化了。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人多了,财富多了,矛盾也多了,还是无为下去,社会就会发生动荡。远古的,我手中沒材料,就当前来说,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面临的问题也前所未来,有人抱怨法律太多了,还是不够用,这是社会环境变化了。


朵朵佬爷


何为‘治国’?治国的本质就是要让社会发展融入到社会发展规律的轨道,实现社会文明。社会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类在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下和谐共存!

无为、礼乐、法治是实现社会文明的个人思想意识,属于‘治国’也就是实现社会文明的思维导向。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统治者不断摸索各种治国理念,却总是被‘人性’折磨得‘遍体鳞伤’,最终导致改朝换代。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把握不住社会人性。所以说,好的治国理念,必须从社会人性的充分解析中去获得。能够降伏社会人性的理念,就是好的治国理念。

无为,说的是顺应自然规律,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因为人类社会的主体是具有思想意识的人,而人性的趋同只能是一种目标而不是手段。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国家管理的一种‘无为’表现,而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却也让人头痛。

礼乐,企图通过意识植入来规范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没有问题,关键是意识的植入指向。如果不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一些道德规范多少约束了人类的行为,人类恐怕早就灭绝了。

法治,已经上升到政治的层面。礼乐弥补了无为的缺陷,法治却是为了弥补礼乐的缺陷。同样的道理,法治之法以及如何执法,是法治是否能够达到治国目的的关键。

历史进程,从无为到礼乐,从礼乐到法治,是国家管理手段的发展,三者之间是相互协调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可以无为,却不是放纵;通过教育手段普及礼乐,内容与教育方式是核心;以法治来强化无为以及礼乐的社会化,法的内容以及执法方式才是根本。。。。。。一切都不能成为形式!

当国家达到无为而治的时候,社会文明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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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形而上学,一概了之。无论是孔孟的礼乐,还是老子的无为,韩非的法治,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对于治国安邦的探索与主张,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文明和财富,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瑰宝。这些思想与治国理念既是矛盾的,又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也不能绝对的说取之哪一个?弃之哪一个?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分支和源泉。就现代治国来说,应该兼得并续,侧重而已。故而,当下以法治为纲,不可偏废。伟大的华夏文明,一定会光耀祖先,永远站在人类社会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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