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枢性问题，正确理解其内涵，是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当下的基本前提。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抛弃了自身的传统学术，而以西方学术为正宗，这样就对“义利之辩”失去了正确的理解。这导致当今中国所流行的，对中国历史和对中国当下的认知，都是错误的。
正确理解“义利之辩”的内涵，关键在于把握两个问题。其一，“义”和“利”是界限分明的两个范畴，两者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二，“义利之辩”不仅是一个理论思辩问题，而且是一个具体的行业分工问题。所有的社会活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行业，两大领域：“义”的行业和“利”的行业。这两大行业之间，也是界限分明。
先说第一问题，“义”和“利”是界限分明根本不同的两个范畴。
“义”是一个人心问题、人性问题、心性问题，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内在的人心人性，也叫“心性”。“义”就是正确认识人的心性，即正确认识人心的基本属性，然后发遵循和符合人心人性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这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心即理”、“性即理”。这里的“理”与“义”同义。
“利”则是一个效率问题、经济问题，所关注的对象是外在的外物，主要是经济活动。“利”就是正确认识外物，去发现更有效率的生产和解决方法。
“义利之辨”与“心物之辩”是相对应的。“义”属于“心”的范畴，而“利”则属于“物”的范畴。“心”是人的思考认知主体，人的一切思考认知活动，都是由“心”所发出。而“物”则是人心的思考认知对象。“义”属于“心”的属性，而“利”则属于“物”的属性。
在西化的现代学术的误导之下，现代中国人对“义”所存在的最大谬见是，将“义”也看成“物”的范畴，甚至将“义”看成一个经济分配问题，直接与经济分配公平等同。经济分配公平了，就是“义”、“正义”。经济分配不公，出现了两极分化，就是“不义”、“非正义”。
经济分配公平，的确符合“义”的原则，但是，经济分配公平与“义”存在本质不同。经济分配无论公平与否，是以经济为中心的，都是经济问题，属于“物”，属于“利”。
以此为视角，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相同，都是经济问题，都属于“利”，却缺乏“义”。其不同仅仅在于分配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的分配是两极分化的，而共产主义的分配则是平均的、公平的。这两种理念和制度都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因为有“利”而无“义”。
事实上，就整个现代文明而言，也是有“利”而无“义”的，因为在现代文明的理念中，就是将“正义”看成一个经济分配问题。这是现代文明的根本缺陷所在。
在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中，不仅看到了“物”的存在，更看到了“心”的存在。而在整个西方文明中，包括现代文明，则都是见“物”不见“心”。事实上，自古至今，西方并未出现真正的“心”的概念。近代哲学中的“唯物”和“唯心”，在中国文化的视角上，都是“物”。
“心”是人的思考认知主体，“物”则是“心”对外物的思考认知结果。即“物”一定要通过“心”的思考认知能力来呈现，所感知的“物”的特征，并非脱离心而孤立存在，而是“心”的思考认知能力所赋予。因此，“心物”关系是一个一体化的互动关系，但是，“心”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因此， “义利”、“心物”概念的实质，就是确立“心”的绝对的主体性地位，也当然是确立人的绝对主体性地位。绝对的主体性，就是绝对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义的独立”和“义的自由”，是“心的独立”和“心的自由”，也是思考认知能力本身的绝对独立和绝对自由。我也称之为“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唯有认识和做到这一点，人才真正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人才称其为人。
也可以从需求的角度看“义利”。人实际上有两种需求，一种是“利的需求”，也是物质需求、经济需求。另一种需求则是“义的需求”，也是“心性需求”、“义理需求”。
在“义利之辩”中，既看到了人的“义理需求”，也看到了人的“经济需求”，但是却以“义理需求”为最根本的需求，其层次要高于“经济需求”。人正是由“义理需求”来定义的，如果缺乏了“义理需求”，人将只剩下“物质需求”，将与禽兽无别。因此，人首先致力于满足自身的“义理需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物质需求”凌驾于“义理需求”之上。
所谓“义理需求”，就是对义理认知的需求，以及让行为符合义理的需求。对义理的认知，就是《大学》所说的“致知”。让行为符合义理，就是“中庸”的“中”，也是“执中”，也是孔子所说的“权”。
孟子首先对“物质需求”和“义理需求”进行区分。他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悦我心”就是 “义理需求”的满足， “悦我口”则为“物质需求”的满足。
因此，“义”绝不能用“利他”来说明，是超越“利他-利己”范畴的，个人“知义”、“行义”是满足人自身的根本需求。
现代文明只认识到人的“物质需求”的存在，却没有认识到“义理需求”的存在。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对人的定义就是“物质人”，而非“义理人”，这种人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禽兽人”，不是真正的人。
前面已指出，现代文明将“正义”看成一个经济问题，等同于经济分配的公平。同时，对这种“正义”的需求，也被认为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认为只有基本的经济需求被满足了，才会产生这种“正义”的需求。这体现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上。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受经济条件的影响而由低到高渐次出现。最低的需求是基本的物质需求，只有满足了这些基本物质需求，超越经济的高级别的需求才会出现。
下面说说把握“义利之辩”的第二个关键问题。“义利之辩”不仅是一个理论思辩问题，而且是一个具体的行业分工问题。
“义利之辩”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思辨，而是很早就被落实到社会实践之中。中国社会行业分工模式就是一个“义利”模式。整个社会的行业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义的行业”，一块是“利的行业”。两个行业之间界限分明，相互独立，被禁止出现直接联系。
“利的行业”就是经济领域的各行各业，这个很容易明白。“义的行业”，就是“道义行业”，不从事任何经济行业，而仅仅提供“道义服务”。这个行业就是政治业。中国的传统的政治就是“义政治”、“道义政治”。
道义业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在于一个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被说成“不于民争利”。所谓的“不与民争业”，就是政治业的从业者，被禁止参与任何行业的经营。这条政治原则即便在当下的中国依然有效，表现为对官商勾结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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