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地車主坐引擎蓋維權出奇制勝一招靈驗，隨後在多地引發跟風效仿效應
“逼良為娼”自然不是真指逼良為娼，而是借喻迫使好人幹壞事；作如是解，法治功能當然不是“逼良為娼”，而是“逼娼為良”。日前某地車主坐引擎蓋維權出奇制勝一招靈驗，隨後在多地引發跟風效仿效應。此怪象被論者戲謔為“會鬧的孩子有奶喝”“按鬧分配”，有人索性歸因併為之加冕“逼良為娼”。
現代法治社會，無論從哪個視角審視，坐引擎蓋之類“非典型”維權都算不上理性方式，更不應成為維權常態。法律保障消費權益，依法維護消費權益，乃法治社會要義，換言之，“逼娼為良”乃法治天然功能和存在理由，“會鬧的孩子有奶喝”與法治精神南轅北轍水火不容。法治社會性屬文明社會，“會鬧的孩子有奶喝”既不合理性也有悖文明；更何況，此舉也存天然風險，倘或大意失手分寸邊界，輕者鬧得過頭，就可能“小鬧釀大禍”造成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重則鬧而成風，則可能種下動搖既有法治基礎的禍根。
就個案觀照，當“會鬧的孩子未必有奶喝，不會鬧的孩子肯定沒奶喝”成為無奈現實時，我對“會鬧的孩子有奶喝”非但報以應有理解，而且給予相當同情和一定聲援。畢竟，除非有“異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覬覦藉此成為網紅，大抵沒有誰吃飽了撐的，願意冒“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之不確定風險，把自己放到眾目睽睽之下示眾“燒烤”。須知，姑且不論“以流氓辦法對付流氓”，不見得篤定能使人人如願屢試不爽；弄得不好還有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落得被圍觀者唾沫口水“淹死”甚至違法被究的下場。問題是，設若其他維權救濟渠道，比如協商投訴司法訴訟等理性渠道均能高效順暢抵達訴求，我敢斷言，肯定沒有哪個“二百五”願將“會鬧的孩子”奉為維權首選。”事實亦然，在網絡曝光前，坐引擎蓋維權車主就曾多次與涉事店溝通協商，並向相關部門投訴，遺憾的是，權益訴求均未得到合法救濟，以至逼上梁山不得不選擇坐引擎蓋哭訴“討說法”。從後續數起效仿案例看，事主大抵均非出於刻意效仿，而是殊途同歸迫不得已被“逼良為娼”。
也許，說坐引擎蓋維權被“逼良為娼”未免失之粗俗刺耳，然個案觸及國人消費維權普遍痛點卻是不爭事實。車主坐引擎蓋維權哭訴視頻被傳至網上後，24小時內5600萬人瀏覽關注，不到3日瀏覽量2.6億人次，事態罕見快速持續發酵，近400萬網友留言，差不多一邊倒支持事主維權。隨後，人民日報、新華社、法制日報等央媒跟進發聲，異口同聲詬病反思當下消費維權生態。有識之士紛紛詰問，到底是誰把理性消費者變成了“會鬧的孩子”？鬧定思鬧，多年來相關消費立法欠缺的“以不變應萬變”，監管維權缺位的“任憑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難道不值得深刻反思歟？
類似坐引擎蓋維權事件絕非“大姑娘上轎，頭一回”，而是N次暴露當下汽車消費維權雙重困局：此廂，相關法律法規遠未抵達健全完善境界，無論專業知識抑或維權程序，均需消費者支付費盡周章難以承受的時間成本，導致消費維權“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彼廂，相關部門監管乏力執法不嚴致使商家違法違規成本“小巫見大巫”，變相縱容其有恃無恐肆無忌憚。既然“有理走遍天下”往往此路不通，如果“鬧”比講理管用，“會鬧的孩子有奶喝”便有其“逼良為娼”的寄生溫床和催生土壤。
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曾如是開悟：“沒有理智絕不會有理性的生活。”“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體系中生活比在無拘無束的孤獨中更為自由。”說到底，一個理性社會，法治發力“逼娼為良”只是外因，自我從善“逼娼為良”才是內因。令我欣慰的是，雖然坐引擎蓋維權圍觀者中不乏火上澆油的狂熱憤青，但在大多數網民中，引發的卻是悚然一驚的道義反應和反求諸己的理性反應。尤其是針對近期頻現效仿現象，維權車主家人表示，媒體關注後一直怕給大家做錯誤示範，不想看到大家都去爬引擎蓋，鼓勵車主通過正規程序維權。不少網友表示，哪怕車主維權取得了成功，但爬引擎蓋並不值得提倡，維權還是應當通過正常途徑。讓我謹慎樂觀的是，多地效仿現象引發集群關注後，相關監管部門表示將藉助市場和監管雙重力量打擊售後亂相；日前相關部委《家用汽車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修訂稿公開徵求意見，新版“汽車三包政策”明顯強化消費權益保護。應當說，這些旨在“逼娼為良”的法治生態優化演進，與消費者依法理性維權文明覺醒相向而行相得益彰。
意大利思想家馬基雅弗利說過：“由於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舉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舉止才能維護法律。”亞里士多德說得更為直白：“真想解除一國的內憂應該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機會。”記得早年武打劇《霍元甲》連續劇熱播風靡神州，隨後又有《陳真》《霍東閣》扎堆跟進，被人戲謔為“子子孫孫打下去”。電視劇究竟性屬娛樂消遣品，人們大可一笑了之抑或“用腳投票”，作為非理性消費維權現實熱播劇的“逼良為娼”鬧劇，勢必此長彼消掣肘抵消法治“逼娼為良”效用，一旦成為“子子孫孫打下去”的連續劇，怕是就讓人笑不出來了——至少我是這樣。
閱讀更多 紅辣椒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