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文物說華夏先祖“知母不知父”,究竟暗含著怎樣的文化隱喻?

本文為林屋公子“文物裡的早期中國”系列008:上博簡《子羔》

之前講郭店楚簡《唐虞之道》,說裡面記載了“唐虞之道,禪而不傳”,同時提到上博簡《子羔》也記載孔子對子羔說了禪讓說。

子羔何許人也?他就是孔子弟子高柴。為人身材矮小,相貌鄙陋,還被孔子評價為“柴也愚”。但他為人卻仁慈篤孝,而“愚”似乎也只是相對其他弟子資質平平。孔子墮三都時,子路曾推薦子羔為費邑宰;之後,子羔又與子路到衛國任職,子路死於衛太子叛亂,子羔及時脫身回魯。可見其人並非愚笨。上博簡《子羔》記載的就是孔子與他的對話,這樣的對話當然不會是實錄,大概是戰國時期子羔後學編寫的。

《子羔》篇除了說堯舜禪讓外,還提到了大禹、契、后稷(棄)。大禹是夏朝始祖、契是商朝始祖、后稷是周朝始祖。在簡文裡,子羔問孔子說,三王到底是“天子”還是“人子”呢?如果是“人子”,是不是父親因為低賤而被遺忘了?孔子支持的當然是“天子”說,他還講了三個故事。

這件文物說華夏先祖“知母不知父”,究竟暗含著怎樣的文化隱喻?

上博簡《子羔》

第一個是大禹的出生。根據簡文的說法,大禹是其母親“觀於伊而得之,娠三年而劃於背而生”。這個說法在傳世文獻中有類似說法,但也不完全一致。比如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說“禹生髮於背”,《尚書帝命驗》說其母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慄然”;而《山海經》《天問》卻說“鯀腹生禹”,竟然是父親所生。經過簡文對比,我們就知道大禹為母親所生的說法,也在先秦時期就有了。

第二個是契的出生。根據簡文的說法,契母親是有仍氏女,在央臺吃了燕子蛋懷孕所生;最後一個是后稷的出生。根據簡文的說法,后稷母親是有邰氏女,在玄丘踩了巨人腳印所生。這兩種說法,與更早的記載《詩經·商頌·玄鳥》和《大雅·生民》大同小異。

我們之前講過,在《史記》裡,大禹的父親鯀是帝顓頊的兒子,契和后稷是帝嚳的兒子,但這是戰國時代攀附的產物。在簡文理子羔質疑他們父親是否凡人,這表明當時還沒有與五帝形成關係。那麼大禹、契、后稷的出生本身都是獨立的傳說,在《史記·殷本紀》《周本紀》裡一方面吸收了這種傳說,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大戴禮記·五帝德》《帝系》的安排,所以就會有帝嚳的兩個妻子分別吃鳥蛋和踩腳印生下商周始祖的記錄。

肯定很多人覺得帝嚳被戴了綠帽子,所以史書才隱晦記錄出情況。現在我們把史書還原於史料,就知道實際上《史記》這段是兩種史料的拼湊,那麼留下疏漏也不奇怪了。

這件文物說華夏先祖“知母不知父”,究竟暗含著怎樣的文化隱喻?

“天命玄鳥”圖

當然,也有人認識到這點,於是不少解釋說,“無孕而生”本是母系社會“知母不知父”的反映,直到父系社會後來居上,所以父系傳說才取代了母系傳說。

這種觀點影響力頗大,可能至今還是主流觀點。但是細究起來也沒有道理,首先就是這些記錄大都是春秋戰國的,當時早已進入文明時代了。

還有就是認為“感生說”是“母系氏族社會遺存”本身就預設了存在母系氏族社會這麼一個前提條件。但人類社會是否普遍存在母系氏族社會這一發展階段?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熟知的母系氏族社會、父系氏族社會先後說,來源於近代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民族調查。為什麼母系社會在前呢?理由大概有兩點:一是人類早期處於群婚狀態,所以人們“知母不知父”;二是婦女在採集社會中生產占主導地位,當生產水平提高男子地位上升,才進入了父系社會。

但是這種結論近百年越來越遭到質疑,主要存在於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儘管摩爾根筆下的母系氏族社會應當存在,但這不代表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經階段。摩爾根認為母系氏族主要存在於狩獵採集社會,但在當代仍處於狩獵採集的部族中,根據民族調查的結果,是有父系、母系、兩可繼承、兩邊繼承甚至無系的。所謂“系”其實就是繼承製度,具體情形受民族、國家文化影響,而不是摩爾根簡單的“唯技術論”。

這件文物說華夏先祖“知母不知父”,究竟暗含著怎樣的文化隱喻?

摩爾根《古代社會》

支持摩爾根的兩點理由同樣站不住腳。

第一是摩爾根所謂人類早期社會的“雜交”和“群婚”階段,現代民族學調查不但沒有發現“雜交”的案例,反而還有不少“亂倫禁忌”的結論。至於“群婚”未必是他的客觀記錄,根據民族學調查,有些部族雖然會一起舉行婚禮,但不代表夫妻就一定共有。民族學家童恩正先生認為,“知母不知父”可能是說不知道父親在生育中所起的作用。我們退一步說,就算兩個氏族部落之間存在“群婚”,但父系所在的氏族是明確的,也完全不影響父系繼承。

第二是摩爾根所謂女性在採集生產中占主導地位,所以社會地位就更高。這當然也不會是普遍規律,摩爾根調查的易洛魁部落女性佔主導生產,那是因為男性多與歐洲侵略者或其它印第安部落作戰;而且就算女性主導生產,也未必社會地位高,比如《德宏傣族社會歷史調查》表明,即使女性承擔三分之二的生產,地位仍然可能不高;更何況母權與母系也不是一回事,母權是社會地位,母系是家庭繼承,即使母系社會不少也是男性為酋長。

這件文物說華夏先祖“知母不知父”,究竟暗含著怎樣的文化隱喻?

原始社會復原圖

這種理論被照搬到我國,就有了“仰韶文化母系社會說”,理由是其墓葬習俗可以反映母系社會組織。但民族學家汪寧生就指出,仰韶母系說的論據是不充分的,一方面是“至今沒有一套利用葬俗復原社會組織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是“原始社會並非簡單地分為母系和父系兩個階段或兩種類型”。可見,儘管母系社會存在,但其作為人類社會必經階段證據不足,所以需要謹慎判斷。

其實在《史記》裡,除了《殷本紀》《周本紀》,還有《秦本紀》《高祖本紀》也有類似“感生說”。如果說夏、商、周、秦的先祖還處於資料不足的傳說時代,那麼無論如何,漢高祖出生時不可能是“母系氏族社會”了,這種記錄說穿了無非是神化先人為“天子”。而到了兩漢之際的緯書中,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堯、帝舜甚至商湯、周文王、孔子、劉太公也都有了“感生”的說法,我們當然是不能把其作為實錄對待的。

參考文獻:

廖名春:《上博簡〈子羔〉篇感生神話試探》

童恩正:《摩爾根模式與中國的原始社會史研究》

汪寧生:《仰韶文化葬俗和社會組織的研究:對仰韶母系社會說及其方法論的商榷》

文物裡的早期中國系列:


作者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漢史。出版著作《先秦古國志》《先秦古國志之吳越春秋》《山海經全畫集》三種,作品散見於《國家人文歷史》、網易歷史頻道等紙刊媒體。感謝閱讀,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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