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官场，公务接待是一件十分难办的事情，所谓的公务接待，是指各级上司按临下属，或派员按临，以及因出使出差经过某地时，下属单位所给予的接应招待。公务接待内容丰富，也是地方行政及各种专管部门的经常性行为。
公务接待，名目繁多，《大明会典》中就列有刷卷、清军、巡盐、巡河、巡仓、监课、监试等数十种，其他临时的差委更是数不胜数。以基层州县政府论，凡是地丁钱粮、漕项收兑、清仓查库、会审案件、踏勘灾情等，无不是上级领导视察的理由，为了有效地规范公务接待，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并作出了相关对的体制规范，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定点定员。
定点，就是设立遍布全国的邮传馆驿系统作为公务接待的专门单位，以此避免交通食宿等一大堆繁琐事影响各衙门的正常工作。定员，就是除了各地区都设官办招待所所长（驿丞）为公务接待专职干部外，各衙门一般只可安排主簿等办公室主任一类的官员参与迎送陪同，最多也就加派一个副职接洽。
明朝制度规定，凡中央派人巡按地方，所到之处，“其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卫所、府、州、县官，相见之后，各回衙门办事。每日不许早晚请示，遇有事务，许唤首领官吏抄案，或佐贰官一员前来发落，不许动辄唤正官”。虽然制度是如此规定的，但执行过程中往往会走样，多数单位既怕违反规定，也怕得罪上司，一般都会安排一个副职负责接待。
二，待遇分级。
各种接待礼仪和供应规格，都要按照职务高低或“来头”大小分出等次，并形成标准化。比如迎送里程，按清代制度，皇帝出巡，文武各官应于三十里以内迎送。亲王出使，沿途文武各官准二十里以内迎送。其余钦使、上司只许三里以内迎送。
又如奏乐规格，按唐代制度，凡迎送王公、中使、大臣都要奏乐，曲目有等级。若是迎送皇帝，专用《太和》，还要高唱颂歌；宋代制度，各州府衙门都有乐队，通称“衙前乐”，但何时可用何时不可用皆有规定。据《明史》记载，明英宗时，李蕃奉旨巡按宣府，授意宣府长官动员军乐队迎送，结果被人揭发，移送锦衣卫治罪。
再如食宿标准，驿站会根据不同职务、品级的官员制定不同的标准。明代出差、出使官员按例享受三公待遇（公馆、公宴、公车），但依据级别的不同，在兵部发给的勘合上会注明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号分类，每个字号有分出不同等级，其食宿车马支应和随员都有档次差别。
第三，不设专款。
驿站系统以外，各地地方衙署的财政预算多没有接待立项。海瑞任应天巡抚时，专门给下属单位发过一个从严控制公务接待的具体规定，其中一条是“凡驿递去处，州县全不应付”。以明代驿站分布之密，特别是应天这一地区，限定里程内没有驿站的州县根本不存在，海瑞的这条规定就等于说明，各地州县不得以接待为由取悦上司。
清康熙二十四年（1658年），朝廷派往直隶的督学前往主持府试，他们对当地政府提出过分要求，希望无偿采办各种用品。时任灵寿知县陆陇其就跑到学政衙门大闹，说县衙只能勉强供应食宿，其余的一概不负责。因为陆陇其是依制度办事，所以对方竟无话可说。
可制度制定的再完善，终归还是要人去执行，并非所有人都有海瑞和陆陇其那样的勇气，敢于公开得罪上司，大多数还是在制度之外大搞接待之风。雍正帝继位时，就在一篇告诫钦差的上谕中说：“督抚或借钦差公费名色，开单分派州县，州县不敢问其虚实；州县转派乡里，里民不敢争其多寡。种种弊端，深可痛恨”。可见，自清中期以后，公务接待已经是腐败丛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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