瑣顏
19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劫掠并烧毁了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反应却截然相反，这和曾国藩左宗棠接受的教育及仕途的路劲不一样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俱是湖南有名的才子，经历了科举制度的层层筛选，在院试、乡试中斩关夺将，先后都获得了举人的出身。到此为此，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命运是相似的。然而接下来在面对会试这道关卡之时，两人的差距开始逐渐被拉开，接受教育和仕途的路劲完全不一样，因此，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想法。
一、精英教育和仕途顺利让曾国藩沉稳理性，思考问题更多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曾国藩一共参加了三次会试，前两次落第，第三次终于中式，殿试时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排名非常靠后，但好歹搭上了科举的末班车。在后来的朝考中，他逆袭成功，一举蹿升为第二名，获得进入翰林院的资格。
曾国藩开始了读书再学习的翰林生涯，在悠闲的岁月里给自己以充分的修养，在这里他可以大量翻阅朝章国故，讨探理学心性。翰林的高贵身份，让他可以结识到许多的学者名儒，其中包括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师。曾国藩有这样的人物作为良师益友，学识的长进自然日新月异，与日俱增。
可以说曾国藩在翰林院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是学院派的主流教育和精英教育。他也因此进入了人生的快车道。
曾国藩
在京十多年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先后辅助道光皇帝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咸丰皇帝的军机大臣肃顺，并得到恭亲王的赏识，直接参与处理各种复杂的事物，对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发展过程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能够从国家层面来观察思考问题。
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是简单地取代统治阶级，而是试图颠覆中国的道德和社会秩序。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是满清的最大的对手。
1860年11月英法和满清签署《北京条约》（The Treaty of Beijing）后，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恭亲王奕訢大喜过望，在呈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
曾国藩自然很快就能知道朝廷和列强的态度，知道并认同列强的目标是中国的市场和贸易特权并不想颠覆满清的统治政权，会帮助满清来绞杀头号强敌太平天国。
曾国藩
当曾国藩知道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的行为，没有明确表态。不过，近两年后的1862年5月7日，曾国藩在倡导洋务运动时，写了一段笔记，简介提到了火烧圆明园：
“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锯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在曾国藩看来，英法联军经过北京时，虽然放火烧掉了圆明园，但只能算是小恶。而且，由于英法联军没有攻占紫禁城和太庙，算不上侮辱清朝皇帝的列祖列宗，所以与他们在上海、宁波等地帮助清军进剿太平军一样，都是有德于中国。
所以，曾国藩对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事件作出以上的评价，就是他的思想体现，是和他的精英教育和仕途顺利有较大的关系。
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让左宗棠更像性情中人，思考问题带有一定的激情
左宗棠也一共参加了三次会试，却三次落榜，从此与科举决裂，终身不再应考。他看破了科举考试的空洞务虚，立志要去追求真才实学，于是抛掉了“四书”、“五经”这些大部头，一头扎进了史地、军事、荒政、盐政等经世致用之学里。
他研究种田，认真地去计算每亩田的总穗数，质疑前人“稀禾结大谷”的说法。他自己绘制地图，曾经的重险变散地、从前的边陲变腹地这些疆域沿革，他如数家珍。
与曾国藩“师友夹持”的学习方式不同，左宗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孤独地阅读，独立地学习。左宗棠走的是一条流落于草野民间、自学自问提升素质的道路，成为无拘无束性情中人。
左宗棠书法
直到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从此，开始自己的仕途生涯。
左宗棠的脾性历史上人人皆知的。曾经有一篇文章说左宗棠的基本上在文人圈子里，觉得同僚只会空谈不切实际 ；在武人圈子里，又觉得他们没有文化素质太低，只是一群武夫 。
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的事件发生，左宗棠能得到的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他也没有渠道和能力获得。
听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消息时，左宗棠正在征战太平天国的战事中，积愤忧心。北望中原，悲愤不已。常常辗转反侧，不得安眠。
所以，左宗棠对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更多是从事件本体的恶性来思考，作出以上的评价，这和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教育和仕途生涯有较大的关系。当然如果你没有左宗棠的才能，不要有左宗棠的脾气。
蒋南强读历史
一
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是一个愤青，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在家书中是这样认为的：对英国这样的蛮夷之邦，必须整军经武，全力一战，否则只能让他们贪得无厌，进寸得尺。
直到1858年，曾国藩还曾经对左宗棠说：只要选好了将帅，与外国人打仗还是能打胜的。朝廷对外多次用兵，失败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将领不行。
1860年，英法联军杀进北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他们还一把火把皇家园林圆明园一把火给烧了。英法两国还是给清政府留了面子，没有烧掉皇宫，只是把皇家花园给烧掉了，只是为了震慑一下清政府。
因此虽然曾国藩在看到《北京条约》的内容时，也曾经老泪纵横，他认为这比五胡乱中华更让人难堪。之前他和胡林翼都认为洋人是比太平军还难缠的对手，可以说是大清第一强敌。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打醒了曾国藩，大清最精锐的僧格林沁骑兵在英法联军面前不堪一击。八里桥一战，僧格林沁的骑兵损失了几千人，英法联军只战死了5人。这场战争就像是大人和小孩子打架一样，完全不在一个水准线上。
战争结束后，英法各国派出军队直接和太平军作战，俄国资助清政府一万多只枪，五十多门大炮，在上海还有外国雇佣军如常胜军、常捷军等。可以看出，西方列强并没有小咩清政府的野心。
后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外国人不毁我宗庙社稷，还帮我们围剿发匪。从这一点来看，外国人比太平天国要好的多，可以说是有恩于我天朝。
此后又发生了一件让曾国藩刮目相看的事。英法美三国接管了清政府的海关，成立了税务司直接管理上海海关。他们每年上交给清政府的关税比清朝官员管理时期增加了将近一倍，达到了70多万两白银，直接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
从这时起，曾国藩才意识到，西方列强也是文明之邦，并非常说的是蛮夷之人。他们更像中国人常说的君子，做事情也非常讲信义。自从清政府授权洋人全面管理海关事务后，清朝的海关税收增加了三倍。
太平天国灭亡后，曾国藩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著作。这时他更能明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妙之处，中国的洋务运动从此开始。他也主持办理了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大力发展军事工业。
当然曾国藩与洋人打交道更讲究平等相待，诚信为本。在这两条的前提下，他认为要替清政府争取更多的好处，而不是争面子。为此他总结了8个字：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当然，曾国藩认为对洋人整体上还是要保持克制忍让的态度，尽量避免爆发战争，以为清政府的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后来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对法国人采取了忍让态度，当然处理事务基本上也是公平的，但却被举国上下骂成了汉奸。
四
左宗棠性如烈火，他主张对洋人不能有丝毫忍让，对外国人的不合理要求，坚决予以打击，彰显大清国的威风。就算是洋务运动，左宗棠也认为学习西方是为了最终打败他们。
左宗棠率领楚军在浙江地区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就始终强调以自己的军队为主，以洋人的常捷军为副。他还多次警告常捷军，在浙江地区不要骚扰百姓，否则他将军法从事。
不管是面对中法战争，还是面对俄罗斯，左宗棠都强调要坚决还击，只有打胜才有发言权。尤其是他曾亲自率领军队收复新疆地区，在中法战争中也是因为有病才不得不交出指挥权。
1882年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他曾到各地去视察防务。原本按照清政府和列强达成的协议，清军不能进入租界。但左宗棠根本不管这些，他让自己的部下刀出鞘，枪上膛，浩浩荡荡开进了上海。
各国租界的领事听说左宗棠来了，就相互之间转告：左公乃中国名将，今以驰驱王事至此，慎勿犯其怒也。领事们还组织自己的军队列队向左宗棠敬礼，一睹左大帅的风采。
传说后来慈禧太后接见左宗棠的时候还说，洋人怕你不怕我。有你在大清无忧。也可以说左宗棠用自己的文治武功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尊重，在外交上也赢得了西方列强的尊重。
新知传习阁
作为“晚清三杰”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对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当时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军的将领陈玉成，出任两江总督，踌躇满志，对于列强火烧毁圆明园之事没有表态。两年后，曾国藩在笔记中提到了此事：“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锯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在他看来。当初列强部队入侵北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这也只能算是小恶，并没有攻占紫禁城和太庙，算不上侮辱清朝皇室的列祖列宗，而且他们在上海、宁波等地还帮助朝廷剿灭太平军，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国家的。
而左宗棠正在征战途中，听到消息后北望中原，悲愤不已。打从这次事件后，他对英国人、法国人十分警惕，不愿与他们为伍。后来他办理洋务时，坚决不雇佣英国人。左宗棠任职浙江巡抚时，浙江境内有一支法国人组建的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他对其警告，严禁他们不得骚扰浙江民众，否则严惩不贷。
1885年病重的左宗棠连上两折，其一请求专设海防大臣，其二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设省也终于实现。
两人态度之所以截然相反，因为曾国藩为人太过圆滑，走一步看三步，考虑更多的是个人的功力和地位，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才智敏捷、勇于任事、决断能力强，铁骨铮铮，忠心爱国，只能说左宗棠的境界更高。
左宗棠曾和曾国藩绝交。左宗棠说，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同为一代名臣，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不遗余力为左宗棠西征筹饷，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曾国藩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
清廷拟封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及湘军是曾国藩派遣的，于是改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逊于曾国藩。但两人之间没有实质矛盾，没有谁看不起谁的问题，左写给曾的挽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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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阁
洋务运动时期，流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个字在曾国藩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是理学大师，又不排斥洋人的奇技淫巧。他与洋人合作，不代表是崇洋媚外，而是贯彻落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
曾国藩二次出仕以后，整个人像是脱胎换骨一般，他不再以正人君子自居，不再以责己之心责人，也不再与全世界对抗。他刚到两江总督任上，手下爱将鲍超前去看望老领导，带去了很多礼物以及金银，给老领导安家用。曾国藩并没有直接拒绝鲍超的好意，而是挑了一卷凉席，其它的让鲍超带走，以“自污”的方式保全了鲍超的面子，这是曾国藩的一种处世哲学。
曾国藩与洋人打交道，最出名的要数处理天津教案，他宁愿背负骂名，也要极力避免和法国开战，因为他深知战和的利害。从他的处世哲学到处事方法来看，曾国藩继续和洋人合作，不见得是思想多么先进，更与卖国求荣没有任何关系，更多的是从现实利益出发，本质上还是希望国家通过办洋务强大起来。
郑憨子
两个人都是愚忠满清朝廷，但处世为人有很大不同，肯定反应不一。
只是可惜袁公世凯晚生了几十年，满清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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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来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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