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世紀橋，作者：李恩俠 侯建華。
1928年6月，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隨後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但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不是向忠發。查看黨史的相關文章，說法不一。有的說是李立三，有的說是周恩來，有的說是周恩來和李立三；甚至不說是誰，只言另有他人；還有的說是蔡和森，其實這段時間瞿秋白和王明也曾實際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和張聞天都當過黨“負總責”（習慣上仍稱總書記）。這段歷史撲朔離迷。歷史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前後順序又如何？
六大後黨的最初實際領導人蔡和森
一、六大後黨的最初實際領導人是蔡和森，後來是李立三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是我黨歷史上唯一在國外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斯大林、布哈林等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領導人對大會親自給予指導，共產國際負責人布哈林和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參加了大會。共產國際認為大革命及一系列起義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共領導層知識分子成份太濃，需要加大真正無產階級出身的份量，於是在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的授意下，中共”六大“開創了“唯成份論”的組織路線，強調工人出身，選出的中央正式、候補委員36人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隨後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了黨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審查委員會。選出了新的政治局組織人員，共7人，分別為蘇兆徵、項英、周恩來、向忠發、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由前5人組成政治局常委，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選黨的“負總責”，李立三、楊殷、徐錫根三人為常委會候補委員。
由於片面強調領導幹部的工人成份的意義，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算是黨的“負總責”，習慣上仍稱為“總書記”（六大後到七大前，黨中央沒有設“總書記”這一最高領導職位，七大黨的最高領導職位稱謂是“中央委員會主席”）。由於向忠發思想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無法駕御黨的全面工作，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應有作用。因此，最初掌握中央領導權的是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蔡和森。1928年9月，回國後的蔡和森，因順直（北京與河北）省委的處理問題受到牽連（大革命失敗後，順直省委也出現混亂，六大前，蔡和森曾代表中央巡視但未能正確解決，反而激化了矛盾，導致順直省委一分為二），在新中央政治局會上做了檢討，再加上氣喘病發作不得不離開領導崗位，於1929年1月調往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這樣蔡和森的工作就由補選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擔任，併成為實際領導人（當時，周恩來、蘇兆徵、項英還留在共產國際開會）。
二、周恩來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後來又是李立三、瞿秋白
1929年11月，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的威望、資歷和能力都超過李，故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計劃，於是，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長的周恩來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1930年3月，周恩來被要求到莫斯科彙報工作，中共中央領導權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本來個性好衝動，外號“坦克”，而此時中國正發生馮、閻、桂與蔣之間的中原大戰，導致民不聊生、民怨載道，這為中共的發展提供了大好時機，李立三錯誤地認為革命時機已經在全國範圍形成，制定了以奪取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的武漢起義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李不顧共產國際的反對並不等共產國際的批准擅自公佈這一計劃，甚至向共產國際與蘇聯提出要斯大林放棄五年計劃去準備戰爭，以配合中國革命，這些因素加上李的盲動，導致黨和紅軍力量受到重大損失，斯大林對此大怒。
1930年8月，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由瞿秋白主持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批判，撤消了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和宣傳部長、秘書長職務。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意志下，對李立三的打擊不斷升級到反“立三路線”。1930年9月—1931年1月， 實際主持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立三於1930年12月赴莫斯科接受批判，受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直到1945年回國。
三、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開始掌握中央實權，赴蘇聯後又把權力交給支持其“左”傾路線的博古（秦邦憲）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陳紹禹）增選為政治局委員，雖未入常委，但因得到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米夫的支持，開始掌握中共中央的實權。會後不久，又補為政治局常委。由於六屆三中全會上瞿秋白“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在米夫操縱下，黨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不僅開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遭處決，王明代理總書記，成立以他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他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以後，王明同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指定博古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總負責人，他積極執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時間長達兩年多，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被選為“負總責”（習慣上仍稱總書記），與李德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不久，博古被撤消中央“負總責”職務。會後博古感到大家對他很有意見，情緒低落，無心工作。2月，周恩來出面說服博古把總書記讓出來，由張聞天（洛甫）接替他作為黨的“負總責”，博古仍為書記處書記（相當於政治局常委）。
四、遵義會議後，張聞天成為黨的“負總責”，但實際上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又與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從此確定了他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但是根據組織原則，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黨的領導人自然也要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否則就很不穩定。毛澤東沒出過國，也沒有共產國際的背景，自然難以得到信任。遵義會議雖然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但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態度並沒有根本改變，況且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黨內僅是政治局委員，不是書記處書記（相當於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還要團結黨內的“留蘇派”。
儘管遵義會議前王稼祥、張聞天等多人主張選舉毛澤東為黨的總負責人，但毛堅持讓有共產國際背景的張聞天擔任黨的“負總責”。從1935年2月到1938年11月，張聞天主持黨的全面工作，毛澤東主要負責軍事，但戰爭年代，打仗是最重要的工作，毛澤東憑著他在黨和軍隊的威望和出色的軍事才能，實際上成為黨的領導集體的核心。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同年11月，王明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傳達了國際指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王明的到來，向中共中央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提出了挑戰，也向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提出了挑戰。為讓共產國際真實瞭解中共情況，1938年3月，中央派任弼時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彙報，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並作了詳細的口頭彙報。
同年夏，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新的“國際指示”回到延安，中共立即召開9月政治局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國際指示”，指示認為中共一年來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的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這個指示充分肯定了中共的正確路線，也表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黨的領導人，放棄了王明。1938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共產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但職務並未明確。於是，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中央總書記。
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對張聞天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會後，張聞天卻“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讓賢”之後的張聞天，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1938年11月，毛澤東開始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向忠發、博古、張聞天一樣也屬於“負總責”，但毛澤東的性格是隻管大事，不善處理日常事務，黨中央的一般日常事務還是由張聞天處理，中央秘書局也跟著張聞天。中央的一些會議仍由張聞天主持，但中央簽發的文件和電報等，排名順序多以毛澤東居首，署名“毛洛”。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政治局推選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張聞天坦然退出書記處，表現出博大胸懷和高風亮節。毛澤東在組織上正式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但並非中央委員會主席。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
黨的七大修改黨章，第一次設中央委員會主席，“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黨的七大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至此，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在組織上、在思想上完全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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