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月，是我的堂姐，我大伯的女儿。大伯有七个孩子，她在大伯家的孩子里面排行老五，前六个都是女孩，只有老七是男孩，理所当然是家里的宝贝疙瘩。
秋月姐比我大三岁。在那个看天吃饭的年代，村里大多数家庭吃不饱饭，大伯家孩子多，生活更是拮据。因此在秋月姐十一岁时，大伯才东凑西借，凑够了两块五毛钱学费把秋月姐送进了学校。
秋月姐和我在一个班里，上学、放学我就和秋月姐搭伴走。秋月姐学习好，我总缠着她帮我写作业。她拗不过，只能依着我。
我们读三年级的时候，大伯生了场病，这一病把本不富裕的家里花了个底儿朝天，而且大伯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儿，也是在那时起，秋月姐的学习成绩一下滑到了班级的底部，原因是秋月姐要时不时的旷课帮家里干活。而且大伯家里粮食不充裕，秋月姐总是吃不饱，逢到半晌，秋月姐肚子咕咕响，饿得听不进课。
在父母的谈话中， 我听到了关于大伯家的一些事儿，听他们说大伯准备把秋月姐和六妹送人，因为家里的粮食实在也供不了一家十来口人的吃喝。
我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秋月姐。秋月姐哭了，秋月姐害怕自己被送人，她跑回家，跪在大伯面前哭着哀求不要把她和六妹送人，并向大伯保证以后多干活挣口粮。大伯心软了，咬着牙改变了主意。但秋月姐从此再也不能上学了。
我央求母亲给大伯家送点粮食，可那年头谁家也不富裕，母亲掂量来掂量去还是答应了，把家里能省下来的粮食都给了大伯，大伯家算是解了一点儿燃眉之急。但靠这一点儿贴补，仍然无法彻底改变大伯家的窘况。
因为不愿退学的缘故，秋月姐退学后大病了一场，病好了，人却瘦了一圈儿。
上学放学的时候，秋月姐经常在村口等我，问我借书看。书拿到手里，秋月姐像得了宝贝，她看得很认真，很仔细。有时她还问我一些学校里的事。我知道秋月姐太希望读书了。
有一次放学，远远就看见了秋月姐，我跑过去打开书包给她拿书。当我把书递给她时，看见秋月姐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的书包里。我瞬间明白了，我书包里装着半个贴饼子。因为早晨快要迟到了，我把吃了一半的贴饼子塞进书包，准备到学校再吃。到了学校一上课就把这半个贴饼子的事给忘了。我犹豫了一下，拿起贴饼子递给秋月姐，她迟疑片刻，只接过了书，不好意思地把脸扭向一边。但我分明看见，她咽下口水时喉咙处微小的变化。秋月姐饿了，当时富裕点儿的家庭也只能勉强吃饱，何况大伯这样的家庭。我不容分说，抓过秋月姐的手，把半个饼子往她手里一塞，转身就跑。
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把吃一半儿的干粮放进书包，说到学校再吃，父母好像知道了我的心思，所以从来也不过问，每次看着秋月姐狼吞虎咽地吃我给她的干粮，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又过了几年，地里收成好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大伯一家也不再为吃饭犯难。秋月姐长大了，秋月姐的身上再也找不到受苦挨饿时的影子，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秋月姐并没过多久。我读初二那年，有一天放学回家，见母亲和邻居二婶说着什么，从她们的表情上看得出，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儿，二婶的嘴里不断地骂，母亲也很气愤的样子。我不知发生了什么，听了一会儿才明白，不知是哪个混蛋，在秋月姐下田的路上把她给糟蹋了。我顿时气得发抖，恨不得抓住那个混蛋把他一棍子打死。
坏人并没有被抓住，秋月姐却从此沾上了污点儿。秋月姐很少出门了，她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
秋月姐到了二十几岁时，还没有人上门提亲，媒人都绕着大伯门口走。毕竟，谁家也不愿娶个受过伤害的媳妇儿。
直到二十八岁时，经一个远方亲戚介绍，秋月姐才嫁到了千里之外的山西。男的是煤矿上一个四十岁的光棍汉，这算不上般配的婚事，好歹算了却了大伯一桩心事，这些年大伯为这事儿愁坏了。
出嫁那天，秋月姐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但她一声不吭，母亲和大娘一个劲儿地说：“孩子，你要心里难过就哭出来，这样好受些。”可秋月姐始终一句话都没说。我远远地看着接秋月姐的车子走远。
出嫁后，秋月姐再没回来过，直到几年前大伯去世，秋月姐才第一次回来，这时的秋月姐已经嫁到山西二十几年了。人到中年的秋月姐，头发白了一大半儿，但从秋月姐的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她少年时的影子。
这次回来，家里人没有把当年那个坏人后来被抓住，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处置这件事儿，告诉秋月姐，是怕再次勾起她心中的伤痛。
闲谈中，秋月姐只字不提她在山西日子如何，从她口中，我知道她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丈夫什么事都依着她。
秋月姐话语间，总是忘不了提起我当年对她的帮助，对我充满了感激。我则为秋月姐能有现在的生活而高兴。
张树河，山东武城人，文学爱好者。2003年开始业余写作，多篇作品发表于《天池》《金山》《北方文学》《百花园》《幽默笑话》《星星诗刊》《诗乐园》《德州日报》《德州晚报》。并多次在国内文学作品大赛中获奖。坚持以真情书写人生。
诵读简介
吴昆 禹城润禹水务有限公司员工，喜爱朗读、唱歌，愿意用声音带给大家快乐，用音色穿越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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