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的不同會驅動中美央行貨幣政策的分道揚鑣嗎?

本文作者:鄧海清,華爾街見聞首席經濟學家;陳曦,華爾街見聞研究院院長助理

一季度中美兩國通脹走勢分化。中國一季度通脹數據受豬油共振影響階段性上行,美國一季度通脹數據在2%目標點位下低位運行。通脹會成為中美兩國貨幣政策的制約因素嗎?

一、通脹數據不足以觸發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大幅緊縮。

根據4月高頻數據測算,4月CPI同比增速約在2.6%左右,較3月份繼續上行。4月份CPI同比的新高受到蔬菜價格、豬肉價格、原油價格同比上漲的一致推動。根據農業農村部判斷,由於產能下降較快,豬價已經提前進入上行週期,後期生豬供應趨緊,四季度活豬價格可能突破2016年的歷史高點;2020年生豬供應仍將維持偏緊格局,豬價可能持續高位運行。但蔬菜價格超季節性難以長期維持,且原油價格近期開始下行,未來豬油共振的影響緩和。

通胀的不同会驱动中美央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吗?

同時,央行觀測的通脹指標不僅是CPI,也包括PPI和GDP平減指數。

在2015年第三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針對2014 年下半年以來,CPI與PPI缺口擴大、PPI持續四十多個月為負、通過PPI 平減的實際利率較高等問題,央行指出貨幣政策應參考哪個指標來看通脹和把握實際利率水平,還值得深入研究。比較而言,用CPI 或GDP 平減指數來測算實際利率水平可能要更合適一些。

但這並不是說央行不關注PPI,而是說央行比較關注CPI和PPI加權平均的結果,而加權平均的概念也比較接近於GDP平減指數。事實上,從2015年第四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開始,央行頻繁關注當時CPI和PPI的缺口問題,並在2016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以專欄的形式對PPI 進行了討論。

從PPI角度來看,近兩週油價和螺紋鋼呈下跌趨勢,在全球經濟趨於下行的大背景下,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缺乏需求面的有力支撐,大概率呈震盪走勢,難現趨勢上行,PPI走勢主要取決於基數。從基數來看,去年布油波動區間主要位於60—80美元,且下半年基數較高,這意味著PPI的同比增速下半年可能回落至0附近,不排除重現通縮的可能。

通胀的不同会驱动中美央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吗?

從GDP平減指數看,今年一季度繼續回落至0.91%。

通胀的不同会驱动中美央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吗?

因此,從狹義通脹(CPI)和廣義通脹(CPI、PPI、GDP平減指數)兩個角度來看,通脹數據都不足以觸發貨幣政策大幅緊縮。

二、經濟長期處於L型是大概率事件,貨幣政策V型反轉與經濟並不匹配

我們認為,2019年中國經濟將是溫和復甦,不會V型反轉。我們的主要理由是:

與以往不同,過去經濟回升一定有大幅加槓桿的主體,例如09年的全面加槓桿、12年地方政府加槓桿、16年的居民地產加槓桿,而這一輪符合政策的加槓桿主體是小微企業,但小微企業與以往歷次加槓桿主體有較大不同,傳導效率較低,且對經濟是慢變量。

2019年一季度的天量社融難以持續,房地產調控加碼箭在弦上,棚改減弱已成趨勢,基建投資仍受到政府融資約束,海外經濟何時見底難以預料,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經濟不具備強復甦的條件,應當避免情緒化看待經濟,中國經濟不是V型反轉。3月的靚麗經濟數據存在不少季節性因素,從4月PMI來看,4月份的不少經濟數據可能出現回落。

從目前情況看,海外不利因素再次出現,這意味著2019年以來經濟回升的重要支撐之一遭到衝擊,企業信心也將再次受到影響,穩增長任務仍然重要,貨幣政策不具備大幅收緊的條件。

三、通過提高貨幣市場利率來防風險的必要性下降

從防風險的角度看,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下,通過提高貨幣市場利率來防風險的必要性下降,這與2013年非標爆發、2016年金融亂象的背景不同。

2013年市場出現非標業務亂象,由於2011年至2012年的貨幣寬鬆,大量非標融資流向城投和房地產,推高了無風險利率,積累了債務風險,擠佔了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當時處於分業監管時代,監管父愛主義濃重,央行被迫在2013年上半年通過緊貨幣倒逼金融機構壓縮非標業務。

2016年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尚未確立,股市泡沫破滅之後央行加碼寬鬆,導致同業亂象、資金空轉、槓桿高企等一列隱患,流動性風險、期限錯配風險、監管套利、剛性兌付等問題突出,加之國內外經濟都確立了復甦態勢,央行通過緊貨幣來配合嚴監管、金融去槓桿的推進。

反觀2019年,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已完善,MPA考核、大資管新規並未顯著放鬆,在防風險方面發揮主要作用,金融市場風險可控。央行貨幣政策大幅收緊、徹底轉向的必要性不高。

從近期金融市場表現來看,股市泡沫再次被擠出,而房市調控主要依賴“房住不炒”、建立長效機制,貨幣政策防風險的緊迫性有所下降。

當然,因為社融拐點已經充分確立,經濟拐點也已經基本確認,CPI、PPI階段性低點已過,房地產市場出現局部過熱苗頭,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主動型寬鬆邊界已現。同時央行還需要為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極端情況預留一部分“彈藥”,在經濟弱復甦的情況下,進一步加碼寬鬆也是不大可能的。

四、美聯儲同樣進入貨幣政策觀察期

2018年四季度以來,美國PCE和核心PCE物價指數同比長期位於美聯儲2%的通脹目標下方。

但對於通脹表現,市場和美聯儲的理解存在分歧。市場和特朗普都認為應當降息以應對通脹率走低,但鮑威爾在5月議息會議後的新聞發佈會上稱通脹率走低只是受到了“暫時性因素”影響,這包括投資組合管理服務對沖了通脹壓力、服裝價格下跌和機票價格下跌等。鮑威爾指出,很難確信這些暫時性因素會延續下去,因而他補充說,假以時日,通脹率仍會迴歸到美聯儲所設定的目標區間,並在2.0%目標上下作“對稱性浮動”。他只是表示,如果美聯儲此後確實見到了通脹持續走低的跡象,就一定會對此表示關切,並在未來制定政策時加以考慮。他強調,美聯儲相信,有一系列的因素正在拖通脹率的後腿,但許多影響只是來自移動通訊費率下調等陳年一次性事件,因而,對於未來通脹前景,美聯儲仍需耐心觀望。

對於美聯儲來說,將暫時性因素排除在貨幣政策關注範圍之外是有先例可循的。2015年下半年,美國和歐元區的通脹水平趨同,但是在2015年12月的時候,歐洲央行降息,而美聯儲選擇了加息——2015年10月、11月歐美通脹處於低位,但美聯儲認為“通脹繼續低於委員會的長期目標,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能源價格以及非能源進口產品價格的下跌”,同時認為“能源與進口產品價格下跌”是“臨時影響”。因此,美聯儲加息節奏沒有受到影響。

去年四季度以來,美國經濟數據出現分化。就近期數據來看,美國4月ISM製造業PMI為52.8,依然位於榮枯線上方,但卻創下近30個月新低。美國一季度實際GDP年化季環比初值為3.2%,創2018年三季度以來新高,高於前值和預期,但主要源於出口和庫存增長的支撐,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端表現有所下行,可持續性受到市場懷疑。美國4月非農數據遠超預期,但薪資增速不及預期。

總體來看,進入2019年,隨著減稅、基建、擴大赤字財政等政策效果逐漸透支,以及歐日經濟下行壓力,美國經濟面臨的壓力將較上年明顯加大。

但目前來看美國經濟並沒有出現泡沫的快速累積,這與21世紀初的互聯網泡沫和次貸危機時的房市泡沫不同。居民部門槓桿率下行,企業部門槓桿率漲幅溫和。因此,美國經濟再次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比前兩次泡沫破裂時期要小。如果美國經濟只是週期性緩慢下行,美聯儲的最佳選擇是繼續觀察,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防止市場預期混亂。

通胀的不同会驱动中美央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吗?

總結全文,中美央行的貨幣政策都不應當是電風扇式的快速轉動,應當保持應有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當前背景下,中國央行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轉向都需要更強烈的理由。

比如,中國央行加碼寬鬆可能需要看到經濟維持探底,大幅緊縮可能需要看到經濟過熱、通脹全面持續上行、金融系統風險嚴重累積等,但目前來看可能性都不大。對於美聯儲而言,2019年美國經濟下行壓力較上年加大,加息不合時宜。但另一方面,通脹壓力可能只是暫時的,經濟活動增長速度穩健,就業市場強勁,危機硬證據並未出現,降息時機也還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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